2022年1月5日，在新时代电影节上，1956年拍摄的电影《上甘岭》获得“金扬花”奖，这部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3的老电影，获得这一奖项，可谓实至名归。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许多亲身经历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同志，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并不算太高，王近山说：“……电影只是表现出我们残酷无比战争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担任《上甘岭》军事顾问的志愿军老兵赵毛臣，在多年后回忆战友们的反响：“假，太假！”，影片中“毛四海”的扮演者也直言：“艺术与生活差得太远了！”。
当《上甘岭》在昆明军区上映时，战士们看到女兵的场景，更是议论纷纷，时任军区参谋长的崔建功无奈地说：“电影可以虚构嘛！”，一句话，就将此事儿给定了性。
为何崔建功一句话就能平息将士们的议论？原因很简单，崔建功便是《上甘岭》崔师长的原型，对于这个电影最有话语权，在战斗最艰难的时刻，他连警卫员、勤杂人员都撵上了战场，唯独没有让女兵上。
今天要讲的，便是崔建功的传奇人生。
崔建功，河北魏县人，本名崔日发，出身书香门第，爷爷是前清进士，父亲毕业于政法大学，幼时的崔建功，同样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个文化人。
1934年秋，成婚3年的崔建功外出谋生，遇到3个东北逃兵，相伴去了汉口，在汉口未能找到工作的他正好遇上东北109师招兵，便参军当了兵。
参军不久，崔建功便跟着部队开赴陕西，围剿红军，1935年10月，崔建功所在的109师在西北直罗镇与红军开战。
当时，带着崔建功的是个老兵油子，此人贪生怕死，但也算仗义，告诉了崔建功与红军作战的“保命之道”——枪一响就投降。
因为红军优待俘虏，被抓后不仅不会打骂，若是不愿意当兵，还会给三块大洋让回家。
对于前辈的话，崔建功是牢牢记在心间，战斗打响后，崔建功只朝天开了一枪，就举枪投降，乖乖被俘。
被俘后，在与红军的接触中，崔建功渐渐喜欢上了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经过改造，崔建功成了红军战士。
参加红军队伍后，崔建功变了个人，他不再朝天开枪，而是珍惜每一个子弹，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因为作战勇猛，敢打敢拼，很快得到红15军团破坏部部长唐天际的青睐，知道崔建功有文化，便送了他两本书《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和《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彻底改变了崔建功的人生观。
在当时那个大多文盲的时代，读过书的崔建功迅速从红军队伍脱颖而出，到1938年，侵华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崔建功已经升任营长，也是这个时候，他觉得“日发”这个名字太封建，于是更名为“崔建工”，立志建立工农政权。
有了奋斗目标的崔建功，在战场上更加勇猛，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足迹踏遍11个省，其中不乏出彩之处。
1945年10月的邯郸战役，太行军区第7分区司令员在战斗中受伤，崔建功临危受命，指挥部队坚守阵地两天两夜，并成功击退援敌，因出色的军事才能，当晚崔建功便被提拔为7分区司令员。
1948年8月，刘邓大军过黄河，却遭到西赵堡的顽敌猛烈阻击，西赵堡此地易守难攻，当年八路军没攻克，日军也没攻克，可崔建功却带着新建不久的旅，轻而易举攻破，此事儿，甚至惊动了毛主席，拿着烛台在地图上找西赵堡的位置。
1948年11月，黄维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困，但黄维却凭借双集堆有利地形固守，各纵队进攻均受阻，崔建功上阵后，采用壕堑战法，开沟接敌，一举攻破，因为此事，还受到刘邓嘉奖。
因为屡战屡胜，崔建功很得15军军长秦基伟青睐，1950年，15军到达贵阳，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请他喝酒时，秦基伟还带上了崔建功。
当然，喜欢崔建功是一方面，另一个原因是崔建功有文化，能说会道，可以在酒场上找到各种理由，让对方先喝……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给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创立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志愿军投入战场战斗，1951年3月，时任45师师长的崔建功带着队伍奔赴朝鲜。
在朝鲜战场的崔建功，依旧归秦基伟指挥，打了不少恶战硬战，屡立战功，然而，真正让他走进广大民众视线的，是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此时的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已经进入谈判阶段，然而，这个时候，驻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范弗里特却心有不甘，他建议“采取小规模的进攻，使敌人陷入被动防守”。
之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的志愿军，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第二，他当飞行员的儿子，在1952年，被志愿军打了下来，这让老年丧子的范弗里特很是恼怒。
在范弗里特的推动下，1952年12月14日凌晨，上甘岭战役爆发，美军300门大炮、40架飞机、120辆坦克轮番轰炸，在上甘岭前沿的45师面临巨大考验，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地争夺战，接连3天3夜的高强度作战，让45师损失惨重。
18日，美军又投入一个团的兵力猛攻45师阵地，无奈，崔建功退守坑道，素来强硬的崔建功，不得不向秦基伟叫苦：“我的部队快打光了，一个连队最少的只剩下几个人，没有兵怎么打仗？”。
比崔建功还强硬的秦基伟，也不得不向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求援，但却被王近山下了死命令：“你听好了，今晚不把那两个山头夺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牛去！”。
王近山如此说，秦基伟有什么办法，只能对崔建功说：“老崔啊，阵地丢了，回头不好见我呦！”。
一听秦基伟的语气，崔建功便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当即表示：“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如果我牺牲，我的第一代理人是唐万山（副师长）。”。
在崔建功的号召下，45师全体将士视死如归，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战力，45师长135团2营通讯员黄继光用胸口堵住敌人机枪枪眼，壮烈牺牲；身负重伤的副排长欧阳代炎，拉响最后一颗手雷，扑向敌人壮烈牺牲；苗族战士龙世昌连炸敌人两个碉堡，在炸第三个碉堡时，爆破筒塞进地堡，敌人就拼命往外推，于是，龙世昌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些烈士，都是崔建功的兵。
到后来，减员严重，崔建功无兵可用，便让警卫员、勤杂人员一起冲，最终坚守阵地7天7夜。
这一战，45师损失3200余人，但却击毙敌军7100多人，等战事告一段落，崔建功已是精疲力尽，连上厕所，都需要人搀扶。
好在一点，经过43天血战，最终志愿军成功夺取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1943年3月，崔建功带着45师回到了国内，并被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因为在朝鲜战场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大会秘书处给他改了名字，从崔建工变为了崔建功。
1955年，崔建功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担任副军长、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军区顾问等职，2004年，崔建功离开人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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