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娱乐圈这种“水很深”的地方，似乎特别流行“拼爹”——利用老一辈人积攒的关系人脉，来帮助孩子铺平发展的道路。
所以我们会发现，娱乐圈中有很多活跃的父子档。比如大家熟悉的郭德纲郭麒麟、成龙房祖名、谢贤谢霆锋、刘丹刘恺威、曾志伟曾国祥等等。
这些“星二代”们在父辈的庇护下，少走弯路、事业顺遂，只要不作死，往往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不过，娱乐圈的父子档虽多，但是长期搭档合作，并且配合默契，受到观众喜爱追捧的却较为少见。
电影《父与子》正是这样一部由爷儿俩联袂出演的优秀都市喜剧片。
片中的担任主演的是老戏骨陈强老爷子和他的爱子陈佩斯老师。
这两个名字现在提起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放在80、90年代，那可是代表了中国喜剧的最高水平。
1979年，父子二人主演的电影《瞧这一家子》是文革后的第一部喜剧。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陈佩斯又因和朱时茂搭档表演小品《吃苗条》一炮而红，从而成为春晚常客以及老百姓最喜爱的喜剧演员之一。
电影《父与子》拍摄于1986年，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即“二子系列”）电影的开篇之作，后续还有《二子开店》、《傻冒经理》、《父子老爷车》、《爷俩开歌厅》等经典影片。在那个“文艺片”为王的年代，《父与子》首次对“娱乐片”进行了摸索式的尝试，属于最先吃螃蟹的行业先锋。
当时，相关部门要求所有电影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正式拍摄，所以，陈佩斯带着《父与子》的剧本，千里迢迢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寻求支持，但是直接被西影领导拒绝了。天生倔强的陈佩斯干脆自己成立了公司进行拍摄。所以，《父与子》也是中国第一部、当时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特殊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社会个体故事发生在80年代中后段，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在那个社会高速变革的时代，新旧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人文追求都在不断的交替演化之中，每一个人都被迫站在抉择的路口——顺应时代亦或是被时代抛下。
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陈强饰演的老奎、陈佩斯演的二子、刘佩琦扮演的顺子，分别代表了当时城市居民三种不同的状态：因循守旧、迷茫摇摆以及浮躁激进。
老奎是老国营工厂的领导干部，生活中也依然是封建大家长的做派，固执己见，说一不二。他信奉几十年来的处事原则和行为准则，因此认定读书、考大学是窝囊儿子的唯一出路。老奎这样的家长，不会“浪费”时间去倾听下一代人“不成熟”的想法，在他看来，儿子要做的就是服从老子，“我又不会害你”、“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听你老子的准没错”。
很可惜，儿子二子可不这么想。摆在二子面前的选择有两个：通过高考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或者南下淘金实现一夜暴富。如果我们站在历史洪流的下游去回望，其实无论选择走上哪一条路，都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坦途。
但是年轻人的天生反骨，使得二子对老父的安排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一心要跟顺子一起做大买卖，见大世面。但同时，他又没有奋起抗争的勇气，于是乎陷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的怪圈。
在二子看来，顺子过得日子才是年轻人应当经历的精彩——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总经理头衔，先不管是否挣得着钱，至少在街坊邻居面前倍儿有面儿！
于是乎，在老奎—二子—顺子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三角关系，由这种特殊关系带来的矛盾正是电影喜剧效果的源泉。
其实，这也是整个“二子系列”的核心——通过面对困难和冲击时两代人的矛盾冲突，凸显时代背景下人们心态、思想的转变以及当时的民生百态。
悲情内核与喜剧效果近年来的陈式喜剧（舞台剧为主）中，凸显故事的悲情内核是创作的主要特点。作为早期作品的《父与子》，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特点。
悲情内核不同于悲剧，前者强调的是人物行动所产生的趋向性内因，后者着重于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灾祸性的结局。
电影《父与子》中，悲情内核主要存在于三个交错又纠葛的人物身上。
老奎望子成龙的心愿是推使其不断给儿子施加压力的内在动因，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结合他老人家固执到死板的思维模式和简单粗暴的行为方式，父子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立。凡事过犹不及，老奎极端的育子理念注定难以教导出他预想中的“人中龙凤”。
二子渴望自由和肯定的心理是他的悲情内核。二子是典型的“脑子聪明，就是不学”的问题青年，他急欲脱离老爷子的管束，同时希望获取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他脸上写满了紧跟时代步伐的雀跃和兴奋，内心又充斥着对未来的迷茫和畏惧。可惜生活无法像父亲一般一再容忍他的顽劣与任性，残酷的现实无异于当头棒喝，粉碎了一切虚无缥缈的幻想。失意后的二子就像受了伤的鸵鸟，借由紧张的学习来麻痹自己，逃避困境。
过分急功近利则是顺子走向悲情的内因。改革的东风，政策的红利确实帮助许多人实现了发家致富、阶级跃迁的美梦，但并不是凭借敢想敢干的闯劲就一定能咸鱼翻身。顺子也为自己的稚嫩、单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作为一部喜剧片，《父与子》从时代变革下的典型个体出发，刻画出了社会进程中，老百姓们的普遍状态，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为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笑点找到合理的悲情内核，进而打造出充满社会性的优质喜剧效果。
比电影更跌宕的人生历程其实，作为一名优秀的喜剧人、一名观众爱戴的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坎坷多舛的演绎人生，比电影、小品都来的更加精彩。
关于陈佩斯，许多观众津津乐道的，就是他与央视的恩恩怨怨以及包下山林种果树的励志故事。事实上，陈佩斯本人曾多次在采访中澄清，事实和传言还是有着一定的出入。
80、90年代，陈佩斯与朱时茂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联袂为全国观众表演了11个经典的节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实际上，陈、朱二人与央视的合作并不愉快。央视导演组对各式节目握有生杀大权，陈佩斯等人为了节目效果提出的创新性意见很难得到采纳和应用。
1999年，陈佩斯与朱时茂因为版权问题起诉中央电视台，虽然最终胜诉，但是和央视的关系一度降到了冰点。
当然，陈、朱二人在“做人做事”上也留有了余地。事后，他们与央视领导相约吃了一次饭，双方表示纠纷到此为止。2002年，他们还参加了当年的春晚彩排，但是正式演出前三天，部分台词内容被国内某教授质疑涉险歧视侮辱他人，节目不幸被砍。自此，陈佩斯和朱时茂才正式离开了春晚的舞台。反倒是随后媒体们关于“封杀”事件的大肆报道，使得陈、朱与央视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多年后，面对央视导演组的复出邀请，陈佩斯也以档期冲突为由予以婉拒。
对于包山种树的故事，则略微有些传奇的意味。承包山林，确实是妻子王燕玲为陈佩斯留的“后路”，但是网传的因“封杀”而穷困潦倒、“逼上梁山”，实在是有些夸大其词。陈佩斯自己表示，当时在广播艺术团还有工资，还有走穴捞金的机会，只要自己愿意，依然能够挣到钱。上山种树，完全是为了安定下来。
近年来，陈佩斯带着成熟的队伍，一门心思的投入到了话剧的创作和演绎之中。与此同时，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喜剧理论的探索和学习。陈佩斯长期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卓别林等人的喜剧作品，不断总结、整理喜剧创作实践的经验成果，并且积极进行分享和传播。
结合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功底，陈佩斯创作的喜剧越来越受市场的青睐。2000年以来，陆续创作了《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阿斗》、《老宅》、《戏台》、《闹洞房》等作品，并获得了极大地成功。由他领衔的剧作，累计演出数百场，几乎场场爆满，可谓叫好又叫座。
陈佩斯曾在采访中说过：“做喜剧，这条路太广阔了，但从者寥寥”。确实，无论做哪一门学问，要想做好、做实、做精，都要花费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喜剧这一条路，有陈佩斯这样坚持前行和探索的专业艺术家，不得不说是广大观众们的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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