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斌
自20世纪50年代，吴恩裕教授考察曹雪芹香山居所以来，关于曹雪芹京西居所和足迹的研究已经持续了60余年，尤其是1971年发现题壁诗的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故居的关系，更是引发了学界的大争论，很多学者都发表过意见和专文。
但是，当我们系统、细致地考察各家观点后，就会发现很多相关研究论文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其中细节儿把握得并不准确——这一问题也存在于曹雪芹相关文物的研究上。
基于此，笔者将相关研究中的一些“不对等”的信息和误会提出来，以求推动曹雪芹京西居所和曹雪芹京西活动研究的“同平台对话”及深入，并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曹雪芹与香山镶黄旗营的传说
关于曹雪芹京西居所的资料，学界有记载的文字是在1954年。
（一）曹雪芹住香山镶黄旗营的传说
1954年8、9两月，吴恩裕在《新观察》第16-18期上连载了《关于曹雪芹》一文，其中《曹雪芹生平二三事》一节叙及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相关情况。
吴恩裕《关于曹雪芹》一文发表后，上海曹未风、承德赵常恂先后致信于他。9月28日，上海曹未风函云：
见《新观察》先生文内谈到曹雪芹在北京西郊住处问题。记得在一九三零年曾在北京西郊到过一个村子（在颐和园后过红山口去温泉的路上附近），名叫‘镶黄旗营’。曾听到一位当地人士谈到，曹晚年即住在那里，并死在那里。……事隔多年，可能记忆有误，提出来仅供参考。
按，曹未风的记忆确实有误，因颐和园后过红山口去温泉的路上并没有叫作“镶黄旗营”的村子，圆明园正黄旗营位于肖家河一带——勉强可以说靠近“从红山口去温泉”的黑山扈路，而镶圆明园黄旗营还在整黄旗东侧的树村一带。
光绪京西园林图上的公主坟、镶黄旗西营
三、关于曹雪芹京西正白旗故居的传说
虽然，吴恩裕先生很早就搜集到曹雪芹住镶黄旗的传说，但并没有真正引起关注，学界和社会真正开始关注曹雪芹与香山的关系是在1963年。
（一）张永海关于曹雪芹正白旗居所的传说
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文化部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纪念活动。
3月初，中国新闻社记者黄波拉（黄绍竑侄女）到卧佛寺侧龙王堂看望同乡好友冯伊湄——1957年，冯伊湄与丈夫著名画家司徒乔借香山写生、休养，1958年2月司徒乔病逝于香山。
闲谈中，黄波拉提及文化部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事情。冯伊湄遂道，有个曾跟司徒乔学画的学生叫张家鼎，他的父亲正黄旗蒙古人张永海知道许多曹雪芹的传说，可以一起聊聊。
其后，黄波拉将相关信息带回城里。不久（3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找到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委托他到香山访问张永海。3月17日，吴恩裕邀请吴世昌、周汝昌、陈迩冬及骆静兰等一干人同往香山。
当年，张永海整60岁，是蒙古旗人，清末从八旗高等小学毕业。他家从清初就世代居住在香山门头村正黄旗军营中。张永海的父亲张霙泉少时喜欢编唱莲花落，能唱整本的《红楼梦》。从小张永海就从父亲、乡亲那里听过许多关于曹雪芹的故事。在采访中，张永海讲到：
他搬到香山……他住的地点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的左边靠近河的地方，那儿今天还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鄂比就送他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
张永海讲述的传说经吴恩裕整理，曾经在中国作协内部作家协会内部印行过，但并未对社会公开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香山百姓还不知道什么是“红学”，除吴恩裕曾于1962一度在香山考察曹雪芹传说外，学界还没有其他人到香山进行考察。
1963年4月18日，由张永海口述、其子张家鼎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的传说》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北京春秋”版上。4月27日至5月1日，黄波拉也将从张永海那里听来的有关曹雪芹传说整理成文，发表在《羊城晚报》上。至此，学界和社会上才知道张永海从父、祖和乡亲那里听来的这些曹雪芹传说。
（二）关于正白旗和镶黄旗
赵常恂、张宝藩等人听来的传说，称曹雪芹住香山镶黄旗营，而张永海听来的传说则称曹雪芹住香山正白旗营，何以有这样的区别的呢？
实际上，张永海听来的传说中对这个问题有相应的描述：
乾隆二十年春天雨大，住的房子塌了，不能再住下去……鄂比帮他的忙，在镶黄旗营北上坡碉楼下找到两件东房，同院只住一个老太太……
也就是说，曹雪芹先住正白旗营，乾隆二十年以后才搬出正白旗、到镶黄旗营北上坡居住，张永海听来的传说中与赵常恂、张宝藩听来的传说中关于曹雪芹住处的信息并不矛盾。
三、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与正白旗三十九号院
（一）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位置
1971年4月4日以前，正白旗三十九号院与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之间并没有产生太多关系。
不过，按照吴恩裕的说法，1963年3月17日下午一点，张永海曾带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等人去看过“雪芹的旧居遗址”，先看了其镶黄旗营外公主坟一带，而关于他们当日参观曹雪芹正白旗旧居的情况，吴恩裕先生是这样记载的：
横过今天通往卧佛寺的马路和现在的河滩，走出河墙外就是地藏沟口。雪芹……旧居就在沟口南面的一棵古槐附近。他的旧居后面是当年的档房。档房是正白旗存档的地方……旧居的门前横着一条河。
1963年时，地藏沟口有古槐的地方就在正白旗39号院门口。当地人之所以称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前有一棵古槐或者一棵二百多年的槐树，而不称有三棵古槐，盖与正白旗39号院门口中间一棵古槐胸径独大有关。从吴恩裕的记载可知，当时，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等人都是到正白旗39号院前的。
地藏沟口溪水经过正白旗39号院落流入正白旗西面河滩：图中横向路下的泄水口就是原来地藏沟溪水下流的通道
（二）鄂比赠曹雪芹对联的发现
1963年，张永海讲述给红学家听的传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即鄂比曾送给曹雪芹一个对联，云：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 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
实际上，在1971年4月4日之前，这个对联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
当时，住在正白旗39号院的是从北京二十七中回到正白旗居住的语文教师舒成勋与他的哥哥。
由于舒成勋早年在外谋生，正白旗39号院为舒成勋的哥哥长期居住。1970年，在北京二十七中教书的舒成勋因为海外关系被打成“敌特”，被迫“退休”，回到正白旗老屋居住。
1971年4月4日下午3点左右，正白旗39号院房主舒成勋的夫人陈燕秀无事之余打扫西屋，在挪床的时候，因为陈腿脚残疾不利索，偶然间，床板上的铁钩在晃动中挂下一块墙皮，而墙皮下另有一层墙皮，而这层墙皮上还有墨迹。
陈燕秀是青岛人，不识字。出于好奇，陈燕秀将已经破损的墙皮逐渐抠开，发现60%的墙壁上都写着文字。晚上，从城里办事回来的舒成勋在墙皮上题写诗文的中央发现一个写作菱形的文字：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
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
1971年在正白旗39号院西墙壁下发现的文字
（三）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发现后的一些情况
第二天，舒成勋让外甥郭文杰（后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为“题壁诗”拍摄了照片，并向香山街道和派出所进行了汇报。
4月6日，街道派出所李某来正白旗39号院看题壁诗。9日，北京文物管理处赵迅到正白旗39号院看了“题壁诗”。5月13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通知，委托吴世昌先生前来香山调查；同日，胡文彬先生、周雷先生也曾到正白旗调查访问。
6月9日，北京文物管理处派于杰等人将舒家题壁诗揭走。当时，舒成勋不在家。
关于于杰与正白旗题壁诗的关系还有一个后续。周汝昌《北斗京华》之《张家湾传奇》一文载：
会毕，款待午餐，从会场走向饭厅路上，于杰先生对我说了一席话也很重要，他说：“眼神经萎缩，视力坏了。早年，他发现的‘抗风轩’的墙皮上的字，那是假的。”
周文附注云：
1992．8.1，随我与会者是我的小女伦苓，于杰先生的这一席话，我二人同闻，字字在耳，不可埋没。
笔者未见于杰先生关于题壁诗的鉴定文字意见，然其对周汝昌先生所讲“他发现的‘抗风轩’的墙皮上的字”却难解其意，因此题壁诗系舒成勋夫人陈燕秀发现，难道于杰向周汝昌表达的意思是“早年，他即发现‘抗风轩’墙皮上的字是假的”么？
四、关于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故居关系的研究
（一）由传说与发现产生的逻辑
在学者与香山百姓互不了解的情况下，香山民间传说称，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的左边靠近河的地方，那儿今天还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正白旗的档房位于故居后。
张永海传说中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位置示意图
又称：“鄂比就送他（曹雪芹）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
而就在专家了解到这个传说后的8年后，也即1971年，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的范围内的房子墙壁上发现了曹雪芹友人赠送给曹雪芹的对联，单就逻辑而言，发现对联的房子即应该是曹雪芹正白旗故居。
当然，这里还需要一个前提，即要确定这些文字书写于曹雪芹在正白旗生活居住的时间段内。
（二）吴世昌、赵汛、张伯驹对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书写时间的研究
关于题壁诗的内容和书写年代，吴世昌认为：
题诗者并不署名……他所欣赏选录的“诗”都很低劣……大概是一个不得意的旗人。
乾隆十一年(1746)丙寅说他清末在京读书时有一同学家住健锐营赵旎猱痦戒狮宥应，当时传说中鄂比赠雪芹的对联尚未出现。雪芹也还没有移居郊外。
不过，吴世昌关于正白旗39号老屋墙壁上“选录的‘诗’都很低劣”的鉴定，却被同样反对正白旗39号院为曹雪芹故居的赵迅所驳。
经赵查找，题壁诗文多抄自《唐六如居士全集》、《西湖志》、《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等，可见，墙壁上的题诗不能说“都很低劣”，至少在这一点上吴先生的结论作的过快了些。
至于题壁诗的书写年代，赵迅与吴世昌的意见也不相同。赵迅认为：
曹雪芹移居西山的年代虽无确考，但从敦氏兄弟、张宜泉等人的诗句等旁证材料中推断，大约不出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1751—1756)期间。
题壁诗中有两处丙寅纪年……乾隆十一年时尚未迁居西山……因此，从时代上看，这里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故居”。
并称：“从题壁诗的内容与舛误情况判断，这当是清代末叶住在当地的一位粗通文墨但水平不高的失意人所为”。
按，赵迅所谓“曹雪芹移居西山的年代……从敦氏兄弟、张宜泉等人的诗句等旁证材料中推断，大约不出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1751—1756)期间。” 并称：“从题壁诗的内容与舛误情况”判断出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系“清代末叶住在当地的一位粗通文墨但水平不高的失意人所为。”
赵迅对曹雪芹迁居西山的时间推论依据是什么，因其文章并未明言，不知何以立论。
若以敦诚作于乾隆二十二年秋的《寄怀曹雪芹霑》中“君又无乃将军后，而今环堵蓬蒿屯”知曹雪芹已迁居京西而有以上推测，逻辑上就存在问题。
文人出版诗集一来并非全部诗作，二来诗集并非日记、无事不载，鉴于文人诗集记载史实的粗疏，以其记载证明事有则可，以之未有某事之记载证明某事不存在则不可。具体到曹雪芹的行踪，以《寄怀曹雪芹霑》断曹雪芹迁居京西之下限则可，以之推断上限则不可。
否则，如果按照乾隆二十二年敦氏兄弟始有诗及曹雪芹，便断曹雪芹乾隆二十二年方迁居香山的逻辑，则可以认为至乾隆二十二年敦氏兄弟始有诗歌及曹雪芹，则可知乾隆二十二年以前曹雪芹与敦氏兄弟并不相识。
吴恩裕先生考敦氏兄弟之行踪，知敦诚于乾隆九年入右翼宗学，时11岁，敦敏亦在宗学，时16岁。按照敦诚《寄怀曹雪芹霑》“当年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记载，推测雪芹之交敦氏兄弟当在乾隆十三、四年。时，敦诚15岁上下，可以与雪芹形成“接离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关系。
可知，上述以敦诚写曹雪芹诗的上限作为曹雪芹移居香山时间的下限，逻辑上并不成立。
若以张永海传说之“乾隆十六年，他（曹雪芹）就离开宗学，搬到西郊来住了”为据，推测曹雪芹至乾隆十六年才来香山，题壁诗上的丙寅或者非乾隆十一年之丙寅，或者题壁诗之丙寅系嘉庆十一年之丙寅或同治五年之丙寅，则与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书法风格的判断相悖。
1975年8月29日（农历），著名文物鉴赏家张伯驹携夏承焘、钟敬文、周汝昌等人到正白旗39号老屋访问。舒成勋将当年照下的“题壁诗”的照片拿给张伯驹等观看。张伯驹后有《浣溪沙》记载当日之事，词注中写道：“按，发现之书体、诗格及所存兔砚断为乾隆时代无疑。”
墙壁题诗中一诗落款为“岁在丙寅”。依照张伯驹关于题壁诗书体为乾隆时代风格的鉴定，则此“丙寅”应为乾隆十一年（1746）。
（三）如何理解张永海所谓曹雪芹乾隆十六年迁居正白旗的说法
那么，如何理解张永海传说中谓曹雪芹乾隆十六年迁居正白旗的说法呢？
其一，学术考证利用民间传说资料时，如果有相关的文献和文物资料，需要要将民间传说记载的信息要与文献、实物记载的信息进行对照，以文献、文物记载信息为主，以传说记载信息为辅。
其二，传说传递的与文献、实物记载不同的信息其背后的实际信息是否有其他解释，可与文献、实物记载信息一致。
因此，传说出现早于题壁诗发现时间8年、传说与题壁诗中鄂比赠雪芹对联的信息一致、传说与题壁诗发现形成逻辑、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书写年代风格的鉴定可证，曹雪芹迁居西郊、书写题壁诗文的时间下限为乾隆十一年。
有人认为，张永海传说中提到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正白旗房子塌了，因此，即便房屋墙壁上曾有过曹雪芹的题字，也不可能保存下来。
实际上，这种说法混淆了房子“塌”了和房子“倒”了的区别：所谓“倒”，是指房子的某一面墙壁或几面墙壁倒了，而“塌”则指房顶的漏与掉，两者完全不同。
（四）关于“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的鉴定与质疑
北京人张行家中有一对书箱，其一盖上镌“题芹溪处士”款、其一盖上镌“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此盖后面墨笔书“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歌诀稿本”等五行文字（简称“五行书目”）及起首“不怨糟糠怨杜康”悼亡诗一首。
关于此书箱，1976年，故宫明清木器史专家王世襄曾配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红学家吴恩裕、红学家冯其庸等看过两次，指出器物为乾隆时期物品无疑。
关于此书箱，学界不少人都提出过异议，如朱家溍认为书箱盖后书有“纹样”二字，非曹雪芹时代所有；史树青认为曹雪芹纪念馆展览之书箱尺寸、格局不合等等。
“纹样”一词，严宽从《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中查到“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油木作)……于本月十五日，催长四德将铜水法座一件，上画黑漆底，画五彩花纹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所驳倒；陈传坤甚至查到唐朝人张籍《酬浙东元尚书见寄綾素》中有“越地缯纱纹样新，远封来寄学曹人”，可知国人至晚在唐代即已使用“纹样”二字，不必待清末从日本传入。
至于曹雪芹纪念馆陈列之“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的格局与尺寸，2012年，笔者曾与纪念馆建馆之初负责复制该书箱的薛小山先生面晤，薛告：
格局不对就对了。当年，我去张行家看书箱，张行只让照相，不让量尺寸，我是在两米之外照的照片，回来后，根据照片和目测放大的尺寸。
由此，史树青先生对纪念馆书箱的质疑可以得到澄清，亦可证史树青先生似未曾见过张行家所藏书箱原物。
此外，关于此书箱全部，包括镌刻、墨迹等是否有后人所动手脚，2012年3月5日，经嘉德拍卖木器专家乔皓、颐和园小木作修复专家姚天新、文物鉴赏家戚明等人目验张行家藏之“题芹溪处士”款书箱原件，认为书箱整器为乾隆时期物品，以墨迹吃到木头中的程度判断，书箱盖后五行墨迹、悼亡诗墨迹为两百年前所书，书箱整体、细节儿皆无任何后人做旧作伪之痕迹，与30年前王世襄先生鉴定意见无异。
（五）题壁诗、“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的笔迹异同
2008年，公安部文检专家李虹以“题芹溪处士”款书箱原件、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原件进行鉴定，认为题壁诗为一人所书，书箱盖后之五行书目与题壁诗为一人所书，此鉴定意见与2010年6月中央政法大学书法学教授孙鹤女士鉴定意见一致。
而早在30年前，郭若愚先生就已经比较过孔祥泽提供的《废艺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与“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之五行书目之间的笔迹关系，指出两者为一人所书。这一论证方式和结论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虽然郭认为此二书法皆出自近人。
但是，郭若愚并没有见过“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的原物，当然也不能近距离观察“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墨迹吃到木头中的程度和经历的时间。
五行书目墨迹书写时间的鉴定与郭若愚先生对五行书目与《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书法统一性的鉴定，共同证明至少孔祥泽提供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书法却有出处，其底本即曹雪芹的书法，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印证《废艺斋集稿》，包括其中附录的敦敏《瓶湖懋斋记盛》的真实性。
题壁诗与乾隆二十五年“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笔迹一致的鉴定，反过来可以证明张伯驹关于题壁诗风格为乾隆时代的鉴定意见是正确的。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或者以为，正白旗39号院的建造时间较晚，不可能建造于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持此观点者虽少，但也应作必要的回应：
一、这种观点与张伯驹对题壁诗书风的研究直接相悖；
二、这种观点与题壁诗、书于乾隆时代五行书目笔迹一致的鉴定意见相悖；
三、这种观点与古建筑研究专家律鸿年曾指出的正白旗39号院建筑风格为雍正、乾隆时代风格的观点相悖。
（六）关于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作与不是曹雪芹所抄
通过查找题壁诗的出处，赵迅指出：
原诗作者既然是凌云翰、唐寅、陆秩、聂大年、万达甫……等人，因此可以得出明白无误的结论：这些题壁诗确实不是曹雪芹做的。
在赵迅已经查处题壁诗来源的前提下，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作已是定论，但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作与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于题壁诗是否为曹雪芹所抄，赵迅认为：
题壁者虽粗通文墨，但文学修养甚低。抄录前人诗句随意加以改动，甚至改得诗律不合，平仄失调。难道说才华横溢的曹雪芹能干出这样的事吗?何况题在壁上的还有一些零散的句子，例如“有钱就算能办事”，“不信男儿一世穷”之类。在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身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思想感情，那才是绝顶奇怪的事。所以说，往墙上抄诗的也肯定不是曹雪芹。
赵迅此说影响甚大，在不考虑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风格意见、不了解文物专家对“题芹溪处士”款“五行书目”鉴定意见和公安部文检专家对题壁诗和五行书目笔迹关系的时候，这种观点影响甚大。
现在，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我们已经知道，题壁诗作于乾隆十一年前后，正白旗39号院既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范围内，且书写有友人赠曹雪芹对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重新考虑赵迅所谓题壁者“抄录前人诗句随意加以改动，甚至改得诗律不合，平仄失调。难道说才华横溢的曹雪芹能干出这样的事吗?何况题在壁上的还有一些零散的句子，例如‘有钱就算能办事’，‘不信男儿一世穷’之类。在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身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思想感情，那才是绝顶奇怪的事”的论断以及抄录者题写、修改墙壁上文字的原因就会更谨慎一些。
也就是说，墙壁诗中所谓的“错别字”，到底是因为作者不通文墨、还是作者别有用意进行的修改，因为没有证据，不好妄测，但从其中某些诗文称“录”，却与原诗文字多异的情况来看，有意修改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五、正白旗、镶黄旗外北上坡与白家疃
（一）从正白旗到镶黄旗外北上坡
按照张永海听来的传说，乾隆二十年春天以后，自正白旗迁出，到镶黄旗外北上坡、公主坟一带居住，而香山正红旗人席振瀛则称：
曹雪芹先住在镶黄旗营上面的公主坟，以后迁至正白旗营的营外民居……被抄了家的人等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更不能回营居住，所以曹雪芹不可能住在正白旗营营子里，而是住在正白旗营外的民房。他认为，曹雪芹到了香山是住在镶黄旗营的坡上、玉皇顶下面的公主坟。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必须注意，张永海所传的传说是从先辈和乡亲那里听来的，而席振瀛的观点则是他对曹雪芹居住正白旗和镶黄旗外公主坟先后的分析，所以，吴恩裕先生很客观的记载说是席振瀛他“认为”。
另外，张永海传说曹雪芹到香山正白旗居住属于“拨旗归营”的例虽未必符合历史，但毕竟是历代香山人的“认为”，而不是他个人的“认为”，而席振瀛所谓的“被抄了家的人等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更不能回营居住，所以曹雪芹不可能住在正白旗营营子里，而是住在正白旗营外的民房”，纯属个人当然的说法。
就曹雪芹在香山居所的迁移，笔者倾向于张永海传说的从正白旗营到镶黄旗外公主坟，这是因为，1963年香山传说称乾隆二十年曹雪芹从正白旗旗营迁到镶黄旗营外北上坡，而1971年正白旗旗营房内发现了与传说中友人赠曹雪芹对联，席振瀛的解释无法面对这一现实。
（二）关于曹雪芹是否可以从旗营迁出到民居
张永海听闻的香山传说与正白旗内友人赠曹雪芹对联的发现及近年来的鉴定证明，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存在关系，曹雪芹曾在营内居住，那么，曹雪芹是否可以搬出旗营居住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符合两个条件：曹雪芹的差事去除、曹雪芹在未去职的情况下将营房租与他人。根据刘晓萌对康熙朝至乾隆朝房地契约的研究，旗人以长期契约变相买卖营房、公房的现象甚多，这就打破了我们以往认为的旗人当差就必须要在旗营内生活的观念。
至于曹雪芹因什么样的原因搬出正白旗，因没有资料不可妄测，但是，曹雪芹如果从正白旗旗营搬出到镶黄旗外北上坡居住，在实际操作上是完全可能的。
（三）关于镶黄旗外北上坡与曹雪芹友人诗
曹雪芹在香山地区的生活，文献资料主要借助于曹雪芹的友人敦诚、敦敏、张宜泉的诗歌。
但是，在以往的学术争论中存在一个证据与论点错位的现象，即没有考虑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搬出正白旗这一关键点，支持正白旗故居的研究者用曹雪芹友人诗证明曹雪芹友人诗写的正是旗营景色，而反对正白旗故居的研究者则用曹雪芹友人诗证明曹雪芹友人诗写的是山村景色。
如果考虑曹雪芹乾隆二十年搬出正白旗到镶黄旗外北上坡居住和曹雪芹友人诗涉及曹雪芹各诗俱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用曹雪芹友人诗证明或者否定曹雪芹是否住在正白旗营的论证模式就没有意义了。
六、镶黄旗外北上坡与白家疃
敦敏《瓶湖懋斋记盛》载：
（乾隆二十三年）春间，芹圃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值余赴通州迓过公，未能相遇。
白家疃位于寿安山后，雍正二年，怡亲王允祥以其地造别业，雍正八年，允祥卒，当地百姓请为作祠堂，得到皇帝的批准，并以附近官田作为允祥祠堂祭田。寿安山前的十方普觉寺是允祥的家庙，允祥子第二代怡亲王弘晓修缮该寺一直到雍正十二年，皇帝赐名“十方普觉寺”，并钦派超盛禅师前来主持，弘晓每年春秋至此祭祀。弘晓《重修退翁亭记》载：
谷东卧佛寺，即今普觉寺。建亭之时，颓废已久，蒙世庙敕修，以今名畀。王考为香火院，于是，规模宏丽，象教聿兴。中设神位，余春秋承祀。
山前樱桃沟与山后白家疃有山间小道连通，百姓通过小道往来两地之间。以曹雪芹与怡王府的关系，想来他与弘晓家族在山前的十方普觉寺与山后的贤王祠都会有过交往。
然而，至20世纪70年代，白家疃因僻居西郊，研究者少有人知，甚至达到1972年吴恩裕与孔祥泽准备实地考察时，还不知道白家疃在哪里？
一九七二年，我和孔祥泽最初要去白家疃调查一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白家疃在北京郊区的哪个方向。我记得还是周汝昌先生来我家时，谈起这件事，他也不知道。但他告诉我，说他有一本郊区派出所管界的手册。隔了一天，周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我查了半天，才在海淀区派出所管界内找到了白家疃这个地名。原来是从北京海淀、颐和园到青龙桥便可岔往温泉以及去妙峰山的必经之路。“疃”字，我们最初也不会读，而是查字典才知道读“tuǎn”的。后来，到了白家疃，又知道该地俗名白家“tān”（滩）。弘晓的《明善堂诗集》里也有用“滩白”来代替白家疃处。
通过对“题芹溪处士”款书箱、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之“题壁诗”、“曹霑自序”《南鹞北鸢考工志》双钩诸书法的笔迹鉴定，《瓶湖懋斋记盛》中“（乾隆二十三年）春间，芹圃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乃访其居……其地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所传达的信息应当得到重新审视。
那么，如何看待曹雪芹在镶黄旗外北上坡和白家疃之间的徙居呢？
按照《瓶湖懋斋记盛》的记载，曹雪芹因乾隆二十二年冬过白家疃，在友人处见其姨母哭瞎双眼，雪芹遂为之医治，至春方好。因雪芹复有迁徙计划，白氏请以祖茔土地、树木为曹雪芹筑室以居。故雪芹在乾隆二十三年春间徙居白家疃，一直住到腊月。
按照《记盛》中所谓借叔父寄居之寺庙为于书度扎糊风筝的说法，此一期间，曹頫大概移居京西，而曹雪芹的儿子或者托其叔、或者北上坡同院之老妇人照料。
至于曹雪芹在白家疃居住了多长时间，当我们将诸多零散的资料串到一起时也许就能的出结论。
乾隆二十五年，敦敏有“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
“题芹溪处士”款书箱上镌有“岁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上巳”、“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句。
光绪年间，齐白石在西安布政使樊樊山幕中听旗人友人说，曹雪芹娶寡居的表妹为妻。
1908年前后（赵常恂称清未），赵常恂健锐营友人称，《红楼梦》的曹雪芹就住在他们那里，后来也死在那里。
1950年2月，青龙桥正蓝旗住户之满洲人德某告诉 张宝藩：“曹住在健锐营之镶黄旗营，死后即葬于附近。”
1963年，张永海传说云：“鄂比帮他的忙在镶黄旗营北上坡碉楼下找到两间东房……曹雪芹是在那里续娶的……乾隆二十八年……除夕那天他就死了。”
综合来看，曹雪芹在白家疃大概住到乾隆二十四年初，乾隆二十五年初回到北上坡结婚，在这里一直到死。也就是说，曹雪芹应是乾隆二十三年初到乾隆二十四年初在白家疃居住。
七、一个概念的区分：居所与住过
在传说中，曹雪芹京西居所还有数处，如大有庄、蓝靛厂、门头村、杏石口，这些也被否定曹雪芹西山固定居所的依据，认为传说不足采信，不过，按照吴恩裕先生的记载，这些说法多为曹雪芹“住过”某地。
我们都知道居所与住过是不一样的。而曹雪芹住过上述地方自有其道理。
以上数处不仅紧邻香山，或者商业繁华，或者寺庙、庙会在京西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是往来京师与香山之间的必经之地，曹雪芹到过这些地方、住过这些地方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与曹雪芹在京西的居所和居所研究没有任何关系。
（一）番子营、法海寺、门头村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载：
（宝玉）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纂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
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的“土番”注释云：“古时称边境少数民族为番，俗呼为‘土番’。”而《红楼梦大辞典》则解释为“古代对外国人和边疆少数民族的称呼。”
实际上，在清代，人们多以“苗”称云、贵地区少数民族，而对川藏、青海、甘肃交界地区的藏民则称作“番”。《平定两金川方略》载：
赞拉（小金川）、绰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瓦寺等处其男妇俱跣足披发、步行山，官书称之为“甲垄部”，各土司、民人俱呼之为“土番”。
甲垄部就是嘉绒部，是对川西北一带藏民的称呼。乾隆十四年，金川战役结束后，乾隆皇帝命于万安山、香山、寿安山、金山山湾建造实胜寺、团城演武厅、健锐营八旗营房。
除健锐营兵丁外，“金川降虏及临阵俘番习工筑者数人令附居营侧”，这个安置金川“金川降虏及临阵俘番”的地方就叫作“番子营”，而番子营的上方即是法海寺，下方就是门头村。
曹雪芹香山居住期间，从正白旗到门头村、法海寺、番子营都不远，曾借居门头村或法海寺都是正常的。
1964年，老舍先生在香山门头沟村体验生活，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当地百姓云：‘曹雪芹曾在附近法海寺出家为僧。’”
时，门头村是京西各地进京必经之地，是“京西”的门径和第一村，为往来友人、驼队提供住宿、饮食，因此，村落规模宏大，商业繁荣。
杏石口则位于门头村南，是香山通八大处的必经之地，因多杏树，原名杏子口。曹雪芹友人敦敏、敦诚都曾游览、寄住八大处。
以曹雪芹“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的行径，他常来门头村、杏石口，或者偶尔宿于此地，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二）大有庄、蓝靛厂
大有庄位于圆明园右侧、清漪园后，本名“穷八家”，但因位于京师到门头沟妙峰山碧霞元君祠的通道上，加之，圆明园、清漪园、圆明园护军营的建立，逐渐富裕，遂更名为“大有庄”。《日下旧闻考》载：“乾隆五年，增设驾车骡马一厩、圆明园大有庄驽马一厩。”
1963年，张永海传说中曾有曹雪芹作侍卫的说法，而《红楼梦》第十八回写正月十五上元之日贾妃省亲，“一时，有十来个太监都喘吁吁跑来拍手儿。”脂批道：“画出内家风范。”紧接着，“这些太监会意，都知道是‘来了’，‘来了’。”脂批批道：“难得他写得出，是经过之人也。”
何谓“经过之人也”，即曹雪芹经历过这样皇家礼仪。曹雪芹何以详细地知晓皇家的礼仪及细节儿呢，这或许与传说所谓曹雪芹曾任侍卫的经历相关——雍正、乾隆二帝以圆明园为京西御园，每年几乎一半时间都在园内，侍卫、官员随驾，在附近居住、生活都是常事。
又，曹雪芹友人张宜泉在海淀镇一带为西席，曹因访友，曾住大有庄也不足为奇。
蓝靛厂位于清漪园西，建有碧霞元君祠，为京师“五顶”元君祠之首，系京师信众最常到的寺庙之一，天启四年《敕赐报国洪慈宫碑记》载：
距都城西北十里许，内监局之蓝靛厂在焉……旧有玄帝祠……万历庚寅间……道士者流复祀碧霞元君于玄帝殿后。
清代，因畅春园、西花园、圆明园护军营（玉泉山静明园、长河边的东冉村、蓝靛厂一带都在护军营右翼镶蓝旗营巡护范围）、健锐营八旗和诸多达官贵人府邸的建立，京西消费日强，加之，旗人妇女对西顶碧霞元君祠的崇拜，蓝靛厂一带逐渐繁荣起来，成为京西重要的村镇。
八、结语：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曹雪芹曾住正白旗39号院，是基于曹雪芹研究中传说提供的信息、正白旗题壁诗的发现、两者的时间前后与信息对应、专家鉴定而做出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一切，比如曹雪芹到底什么时间、以何种身份来到正白旗39号院，正白旗39号院与健锐营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发展的、题壁诗到底反映了哪些信息等，因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做出切实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对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故居关系的研究。
毕竟，考证与解释并不是一个问题：考证基于现实的证据与合理的逻辑，解释则需要记载相关信息的原始资料，而这种资料既不一定会被记入文献、文物，也不一定能够在历史的更迭中保存下来。
关于传说在曹雪芹京西居所和行迹过程中的使用问题，笔者前已多有审明，需要与相应的其他证据结合使用，如传说中所谓的曹雪芹至香山正白旗系拨旗归营、曹雪芹于乾隆十六年依据正白旗等等，因与制度不合、与其他相关资料矛盾且不可解释（至少就目前的证据与逻辑），暂时不予取信。
总之，对于曹雪芹京西居所与行踪的研究还存在着太多空白和“矛盾”，这需要在“资料可能”的基础上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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