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摄影师保罗·尼克伦在加拿大北极群岛拍摄到一只北极熊。在照片中，北极熊在无冰的陆地上佝偻着嶙峋瘦骨，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保罗观察到，这只北极熊在一个生锈的垃圾桶中翻找食物，一点点啃咬一个旧雪橇坐垫。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全球变暖。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地区冰盖融化的时间越来越早，限制了北极熊捕食以及在上岸前囤积脂肪的时间。而2015年的一份评估显示，到2050年，北极熊数量可能会减少30%。
不久前，中国发布了首份《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全球变暖在其中被重点提出。这份白皮书指出，在过去30年间，北极地区温度上升，使北极夏季海冰持续减少。据科学家预测，北极海域在本世纪中叶甚至更早就将出现季节性无冰现象。但另一方面白皮书也指出，北极冰雪融化可能逐步改变北极开发利用的条件，为各国商业利用北极航道和开发北极资源提供机遇。
那么，北极地区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几百年来始终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在人类历史上，北极是如何被“发现”的？人类对于北极的认识是如何随着商业贸易往来和探险逐步增加的？在北极探险登峰造极之时，大众文学对于北极有着哪些想象？从16世纪最早的一幅北极地图到如今的北极白皮书，人类对于北极的认识发生了何种变化，又映照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怎样的变迁？
制图、探险与帝国扩张：被动的处女地，凶险的吃人地
1569年，荷兰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杰拉杜斯·麦卡托发表了一幅长202公分、宽124公分的世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原本球状的地球被展开为一个长方形区域，经线和纬线在任何位置都垂直相交。这种等角圆柱形地图投影法也被称为“麦卡托投影法”，它能够保持大陆轮廓在投影后形状和角度不变，是航海行船的好向导。但是，极地在这种投影法中被牺牲了，极点的比例达到无穷大。因此，相较于将无穷大的极点囊括图中，麦卡托决定以极点为投影中心，单独绘制一张极点图，置于世界地图的左下角。
在这幅极点图中，北极地区被分为了四个部分，相互之间由水道区分，水道在中间区域汇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麦卡托对于北极的此般描绘，源于十六世纪的两位探险家——马丁·弗洛比希（Martin Frobisher）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他们都曾到达如今的加拿大北部，并且都记录下了在那里遭遇的巨大冰山：“毫不停歇地，它被冲向北方，在那里被吸收进地球的内脏。”
在麦卡托绘制地图的1500年代，去过北极地区的人少之又少，留下文字记录的就更寥寥可数。公元前325年，一位名叫皮西亚斯的商人兼航海家曾驾船北上。根据他留下的记载，现今多推测他到达的是不列颠群岛（记载中为“普乐塔尼群岛”，即Isles of Pretani），进而继续北上，来到传说中的“图勒大地”（Thule）。据他描述，图勒旁边“由既不是水也不是空气的物质组成，或者说是前两者的混合”，“陆地和水都悬浮着，既不能踏足也不能航行”，“太阳落下两三个小时后又会升起来”。
麦卡托也参考了14世纪一位佚名人士的旅行志，它记录了一位英格兰小修士的挪威之行。这本神秘之书为麦卡托的北极地图提供了中心——矗立于极点的一块巨大岩石，被他命名为“黑色的峭壁”。
在麦卡托生活的16世纪，随着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各国充满了对于东方的向往。但由于南方航线被当时的海上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把持，英国和荷兰希望开辟经西伯利亚到达远东的航线。这激励了一大批航海者前赴后继，探索东北航线和西北航线。
进入19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理性运动的展开，人们对于科学和知识的渴求激增。极地探险，从原来的商业贸易活动变为科学考察，从原来的开辟贸易航道变为帝国扩张的一部分。欧洲人不仅要开拓地理意义上的疆域，还迫不及待要将其纳入自己的知识版图。他们不仅渴求物理意义上的抵达，还急迫地要把关于北极的种种知识落实到图纸上。正如学者克里斯蒂·柯林斯（Christy Collins）所言，探险家的工作，是通过将极地空间整合进标准欧洲探索与发现的话语中将其“自然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掌控依赖于在那里宣誓英语的有效性。
北极对于这一项帝国扩张造成了极大的挑战。19世纪美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施瓦特卡（Frederick Schwatka）曾说，北极是“我所见过的最为荒无人烟的地区，我从来没见过一幢房子、一棵树，事实上，也没见过动物或者植物生存的痕迹”。在这里，所有和欧洲相关的能指与标识统统失效，柯林斯认为：“北极拒绝欧洲的描述、测量、绘制，甚至是物理意义上的进入。这是令人生畏和难以承认的：允许北极继续维持这种无法被放进地图的贫瘠状态，就意味着承认在欧洲扩张的地图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欧洲话语无法填充的空间。”
如果我们让目光更深入一些，便可以发现极地探险也充斥着性别化的表述。在探险家眼中，他们将对于北极的探访视作对于处女地的探寻，这多多少少带有某种性别意味。在施瓦特卡的口中，北极地区充满了诱惑：“我渴望踏足那篇贫瘠的土地，开始我的工作。”英国皇家海军司令谢拉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船长在他写于1859年的《约翰·富兰克林先生的最后航行》（The Last Voyage of Sir John Franklin）中，重构了富兰克林的最后一次极地旅行：“冰冻的北极只将它的奇观缓慢的、极其不情愿地显露给那些勇敢的、全身心投入这项探险的人。那令人生畏的迷雾重重的寂静无声的王国，唯有两代海员和旅行者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够进入（penetrate）。”在另一处，阿思本描述了富兰克林的船是如何破冰而行的，他写到：“人们听到一阵喑哑的呻吟，仿佛冰面在哭着求饶。紧接着，巨大的冰块被打成碎片。”
在男性探险家持续探寻与进入这块处女地的过程中，北极被女性化了，成为了一个被动的、等待男性涉足的地点。而当探险家进入时，北极在呻吟、在求饶。这种叙述多多少少也迎合了十九世纪大众文学的品味。毕竟在当时，北极探险盛行，一举成为了大众文化的流行话题，各种探险家日记和航海日记充斥市面。一方面是探险家的雄心壮志和对北极的女性化想象，另一方面却是摆在人们眼前的残酷现实——北极探险极其危险的，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返。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的失踪便是个绝佳的例证。
1845年，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率领两艘探险船向北极进发，一去不复返。此事震惊英国社会，媒体将这位探险家的失踪描述成“举国上下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关乎个体探险者的消失，更重要的是征服和被征服者权力机制的转移。人们突然意识到，被动的、贫瘠的处女地也可以将人吞没，也具有一种摧毁性的、破坏性的力量。
有趣的是，这桩失踪间接推动了探险家对于北极的认识。在1845年之后的十几年中，为搜索富兰克林的踪迹，有40多个救援队先后抵达北极，这些搜救活动极大丰富了人类关于北极地区的地理知识。
文学中的北极想象：野蛮人食人族、鬼魂与幽灵之所居
在出版于1997年的《I May Be Some Time: Ice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一书中，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谈到了19世纪上半叶与北极相关的奥秘，是如何进入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大众视野并逐渐流行起来的——当时的大不列颠人会唱与极地主题相关的歌曲，参加极地主题的晚宴，这群人不放过市面上任何一本极地主题的著作，无论是小说还是旅行日记。这种大众文化中的极地狂热，极大地促进了极地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对于北极的狂热，不仅体现在探险记日记中，文学家们也跃跃欲试，将他们对于北极的想象转化为文学素材。若要追溯这种极地主题写作的开端，我们不得不提到诗人柯勒律治。
1798年，柯勒律治发表《古舟子咏》，讲述的是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向一位正要去参加婚礼的客人叙述自己的航行故事。在个人经历的徐徐展开中，这位客人的反应从一开始疑惑，而后不耐烦，到最后痴迷其中。柯勒律治这首诗的灵感可能来源于詹姆斯·库克船长的第二次探险旅行（1772-1775）。在这次旅行中，库克船长三次进入南极圈，确认传说中的南大陆是否存在。也有评论家指出，这首诗的创作是受到了航海者和探险家托马斯·詹姆斯的影响——托马斯·詹姆斯是一位威尔士航海船长，是世界著名的航行家和探险家，曾致力于发现从北美到亚洲的“西北水道”。
这首常被视作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开端的诗歌，其实也为极地书写拉开了序幕。柯勒律治在诗中借水手之口，对极地景观做出了这样的描绘：
接着出现了浓雾和冰雪，
天气奇寒，冻彻骨髓；
如樯的冰山从船旁漂过，
晶莹碧绿，色如翡翠。
冰山射出惨淡的光芒，
在飘流的云雾中若明若灭：
四周既无人迹也无鸟兽——
只有一望无际的冰雪。
这儿是冰雪，那儿是冰雪，
到处都是冰雪茫茫；
冰雪在怒吼，冰雪在咆哮，
像人昏厥时听到隆隆巨响！
通过对荒无人烟的极地和冻彻骨髓的茫茫冰雪的描写，柯勒律治用诗意的语言营造出一种大自然的“崇高感”，这种崇高给人以审美体验——从惊叹到恐惧，从赞美到敬畏。在极地中发现自然之美，这是对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和席卷一切的理性化运动的一种回应。
200年前的1818年，英国刮起了一阵北极探险热，同年玛丽·雪莱首次发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对于北极探险风气不可能一无所知，否则她也不会将科幻小说的背景设定为北极探险。小说以通信和转述的方式，讲述了一位名叫弗兰肯斯坦的科学家制造和追捕怪物的过程。故事的叙述者沃尔顿船长是一位狂热的极地探险爱好者，在强烈好奇心和征服自然欲望的驱使下，他踏上了一次极地探险，并遇到了弗兰肯斯坦。
从沃尔顿在圣彼得堡写给姐姐玛格丽特的第一封信中，我们可以见到他想象中的北极。
“我试图说服自己，极地是荒无人烟、寒冰彻骨的地方，但总是徒劳。我脑海中浮现的总是一副令人无限向往的美丽画卷。玛格丽特，在那里，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始终紧贴着地平线往返运行，闪耀着永恒的壮丽光辉。那儿——请原谅，我的姐姐，我还是对以往的航海家抱有几分信任的——冰霜已经融化，我们将航行在一片宁谧的海面，然后也许会漂抵一片美丽奇幻的土地之上，在那里，汇聚了人类迄今为止所居住的土地上所有的美丽景致。”
在沃尔顿眼中，北极是一片奇幻之地。过往的航海家将北极渲染成光辉壮丽的地方，没有严寒，没有冰冻，有的只是永不落下的红日和永恒的光明。沃尔顿的好奇心驱使他踏上北极这片存在于大众想象中的土地，正如维克多的好奇心驱使弗兰肯斯坦制造出了怪物一样。因此沃尔顿会说：“待我亲眼俯瞰这片我以前从未到访过的土地，亲自踏上这块也许人类还从未涉足的土地之后，我那强烈的好奇心一定会得到大大的满足。”
和柯勒律治诗中对于极地的情感类似，沃尔顿和弗兰肯斯坦在北极也经历了情感上的起伏，而这种起伏最终转化为了克服困难、征服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当沃尔顿和他的船员被困在冰川中时，弗兰肯斯坦的到来为船员们带来了希望。“他唤起了他们的能量，当水手们聆听他的话语时，会觉得眼前巨大的冰山只不过像鼹鼠丘一样，终究会在人类坚强的意志面前崩塌。”
弗兰肯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噢，你们也该像个男人的样子吧，而且更应该做个顶立地的好男儿。你们一定要矢志不渝，坚如磐石。冰层是水做的，而你们的一颗丹心是热血铸就的。冰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意志坚定，冰川也无法让你们屈服。让你们的眉宇间刻着耻辱的印迹返回家园。你们要像勇于征战、击退敌人，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的英雄凯旋！”在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词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对于探险者男性气质的强调，征服自然的欲望和野心占据了主导地位。坚硬的冰川在人之为人的意志和决心面前不值一提。
1838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创作了他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楠塔基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自述》（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故事以旅行日记的方式呈现，以一位极地探险幸存者的口吻，回忆了自己的极地之旅。在序言中皮姆写到，自己之前一直不愿意将这段传奇故事付梓，担心读者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在编辑爱伦坡的催促下，他将其以虚构故事的形式出版。接着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登上捕鲸船，经历海难、叛乱、食人族，直至最后被另一艘船的船员救起，继续向南航行，途中遇见黑人土著，被困住，顺利逃脱的种种经历。在皮姆跟随船员一路向南极点进发的路上，小说戛然而止。
爱伦坡的这部残缺的小说中有很多探险日记和小说的影子，例如本杰明·莫雷尔关于南太平洋四次旅行的叙述（1822-1831）、耶利米·雷诺关于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探险的陈述（1836）、笛福的鲁冰逊漂流记（1719）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1798）。在这部小说中，极地除了覆盖着茫茫冰雪，还是野蛮人和食人族的聚集地，象征着文明社会的对立面。
从小酷爱阅读爱伦坡、日后创作出了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系列的作家柯南·道尔，年轻时也曾写过与北极相关的小说。1880年3月的一个下午，年轻的爱丁堡大学医学生柯南·道尔决定终止学业，以外科医生的身份登上一艘开往北极的捕鲸船，开始长达六个月的北极航行。事后他回忆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卓绝的冒险”。在登上捕鲸船“希望号”之前，柯南·道尔带了几本诗集、哲学和文学著作，以及几本空白的日记本，为的是记录他对即将开启的旅程的印象。
1883年1月，柯南·道尔在Temple Bar杂志上首次发表短篇小说《“北极星号”的船长》。故事如下：“北极星号”船长尼古拉斯无视船员的意见，决定在北冰洋中部抛锚。船只随时有可能被卡在冰中，船员面临危险，但时间一天天过去。船员们连续几天报告说见到了鬼魂或幽灵，连从不迷信的医生自己（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承认他曾在黑暗中听到一声喊叫。一天夜里，船长离开船身消失在了夜色中，仿佛他跟随着一个不可见的存在物。第二天，船员们发现船长在冰面上去世了，但表情并不痛苦，挂着明媚的笑容，手像是正要抓住什么东西。极有可能，他找到并且拥抱了那个召唤他的隐形的鬼魂。在柯南·道尔的这篇小说中，北极被视为鬼魂与幽灵之所居。
如果将上述这些充满着怪物、鬼魅、野蛮和神秘主义的文学作品和19世纪如火如荼的北极探险运动加以比对，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北极探险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于北极地区的了解和认知，关于北极的科学知识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大众想象中，北极仍然神秘莫测，充满了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作为主权符号的北极点：被政治博弈遮蔽的脆弱生态
如果说19世纪上半叶航海者的目的是对北极地区的开拓和探寻，以及在寻找富兰克林过程中收集和扩张与北极相关的地理知识，那么在19世纪后期，在美国也加入到北极探险的队伍中之后，北极便从一个具体的地理区域，变为了一个抽象的探险目标。北极地区被化约为一个抽象的点，一个经纬度的坐标。争夺北极点既意味着作为探险家的荣誉和骄傲，同时又和国家叙事紧密捆绑——当一国国旗在冰天雪地中被树立起来，它代表着一种国家权威在世界尽头的确立，无疑是一种主权的符号学式的象征。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支持的寻找北极点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1871年，美国的查尔斯·弗朗西斯·霍尔曾率领北极星号向极地进发，试图抵达北极点，最终以失败告终。5年后，作为英国北极探险计划的一部分，英国皇家海军曾尝试抵达北极点，在指挥官阿尔伯特·H·马卡姆的带领下，船队于1876年5月抵达83°20'26"处。1895年挪威探险家弗里德约夫·南森和西奥马尔·约翰森抵达了北纬86°14′。而意大利探险家公爵阿麦德奥和意大利皇家海军的翁贝托·卡尼船长则于1900年4月25日抵达了86°34’处。
1909年9月7日，《纽约时报》刊发头版新闻《23年8次尝试后，皮尔利终于发现了北极》。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利是在港口拉布拉多发出的这条讯息，宣称他在1909年4月已经抵达北极点。然而在仅仅一周之前，《纽约先驱报》也刊发了头版新闻《弗雷德里克·库克发现了北极》。库克是一位美国探险家，1908年4月他宣布自己抵达北极点，比皮尔利整整早了一年。皮尔利在写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宣称：“库克从来也没有到过北极点，他只不过是在欺骗群众而已。”两位昔日好友就此反目，而之后关于二人究竟谁到达了北极点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而由于二人在“抵达北极点”时携带的测量工具并不精确，因此实际上，我们无从判断他们两人究竟谁抵达了真正的北极点。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从水陆空三条路径到达北极点均称为可能。1926年，第一次有人驾驶可操纵飞艇降落在北极点。1958年，美国核动力潜艇“诺特拉斯”号第一次从冰下穿过北极点。1977年，前苏联破冰船“北极号”第一次冲破冰层到达北极点。1978年，日本探险家植村直己乘坐狗拉雪橇，成为人类历史上孤身抵达北极点的第一人。1986年，法国医生爱提厄靠人力独身滑雪到达北极点……
在北极争夺日益白热化、甚至逼近冲突边缘的几十年中，北极的保护已被提上日程，却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因欧洲工业国家和前苏联工业排放导致的北极烟霞——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氟利昂、烟尘以及其他化学污染，以及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山消融，甚至成为了围绕北极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的砝码。
在希腊神话中，远古时期曾有一个民族生活在极北地区，那里永远温暖、阳光遍布，被称为“北方乐土”（Hyperborea）。回到麦卡托的那张北极地图，上面有被河流分隔的四块陆地。“北方乐土”理论的信奉者认为，麦卡托北极圈地图中的这块大陆，并非一个错误，也并非臆想，而是根据古代海图绘制的，这块大陆实则位于地球的背面，即地球的内部，中间那块冰山正是北极的开口，从那里可以通向内部世界。这个理论曾经盛行一时，并引发了科学家的关注和考察。
如今的北方有乐土？北极熊或许难以苟同。但如果全球变暖不能迅速刹车，北极作为政治符号的意义永远高于生态现实的话，永远温暖、阳光遍布的希腊神话，倒是有可能成真的。
参考资料：
https://www.arthur-conan-doyle.com/index.php/The_Captain_of_the_"Pole-Star"#Plot_summary_.28spoiler.29
http://www.kepu.net.cn/gb/earth/arctic/history/hst309.html
http://mary-shelley.wikia.com/wiki/The_Arctic
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north-pole-map-mercator
Christy Collis, Vertical Body/Horizontal World: Sir John Franklin and Fictions of Arctic Space
Kathryn Schulz, Literature’s Arctic Obsession.
Arthur Konan Doyle, ‘Dangerous Work: Diary of Arctic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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