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所在的杂志曾做过一期专题：老外在成都。也就是梳理历史上那些与成都有过亲密接触的外国人。
事实上，要考证出是哪一个外国人最先来到成都，就像要考证出是哪只类人猿第一个直立行走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退而求其次，我们大致能依凭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的是，外国人批量来到成都的时间最早在唐朝。
国力强盛的唐朝，长安是一座花团锦簇，被各国人民向往的世界中心城市，地位超过今天的纽约。那时候，长安街头到处可见奇装异服的胡人。一些酒楼里，还高薪聘请了长得一派异国风光的洋妞作招待，以此吸引像我的四川老乡李白这种满腔激情的文艺青年。
长安与成都的距离虽然不算太近，但也不至于太远，再加上大半个唐朝时期，成都一直是长安的后花园，那些漫游长安的外国人，一时兴起，骑着瘦弱却吃苦耐劳的驴子，慢吞吞地翻越了秦岭，一步步向南来到成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一个现存的史料是：唐太宗年间，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中国人称之为景教－－派人来到长安，获得唐太宗支持，准许在大唐帝国传教，并在政府的资助下于长安义宁坊修建了一座教堂，称为大秦寺－－盖唐代称罗马为大秦国，而基督教教宗驻锡罗马，是故人们将景教教堂统称为大秦寺。
多年以后，以长安那座大秦寺为滥觞，大唐帝国治下的许多地方都先后修建了大秦寺，这中间，成都西门也修建了一座法相庄严的大秦寺。这是唐朝中期的事情。
既然有景教寺院，必然有景教僧侣和信徒，而史料上说，这些僧侣和信徒，几乎都是胡人－－也就是老外。只不过，彼时那些老外在成都有着怎样的生活，史料付诸阙如。至于西门外的大秦寺，有些史料上说，它的大概位置就在今天的石笋街。
3、第一个在成都短期生活过，并将其成都印象写进书中，直到今天还能够查阅到的老外，他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那就是马可波罗。
当年，意大利马可波罗参与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在作战俘的日子里，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并向鲁思梯谦讲述了此前他在遥远中国的长达17年漫游，鲁思梯谦将其整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作为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是此后许多年里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权威著作。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中，成都是他记忆深刻的一站。众所周知，马可波罗到中国后，受到了大汗忽必烈的欢迎和信任。忽必烈曾多次对他委以重任，马可波罗也就有机会在大汗的版图里四处游山玩水。
元朝初年的成都，由于刚经历了宋元之间几十年的对抗――宋元之间的边境线即在四川与陕西的交界地带，再加上元军入侵成都后的屠杀，成都这座曾经壮丽繁华的城市，这时已经元气大伤。
但即使如此，它在欧洲人马可波罗眼中，仍然是一座富庶的大城市。狱中的马可波罗回忆起在成都的经历，印象最深的当数如今被我们称为府南河，其实真正名字应该叫锦江的那一汪流水。如今的府南河河面狭窄，但那时候却是江阔水深。
马可波罗回忆说，“（成都）有不少重要河流，来自远方山中，流经此城周围，且常穿过城内。诸川有宽至半里者，其他仅宽二百步，然诸川水皆深。诸川离此城后，汇而为一大川，其名曰江。”
马可波罗对锦江上的廊桥有着特别的兴趣，他回忆说，“城内川上有一大桥，用石建筑，宽八步，长半里。桥上两旁，列有大理柱，上承桥顶。盖自此端达彼端，有一木质桥顶，甚坚，绘画颜色鲜明。
”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成都锦江上的大桥，不仅用于交通，同时也是重要的商业场所，因而可以推测得到的是，这是一些有着众多门店的廊桥。马可波罗说，“桥上有房屋不少，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桥上尚有大汗征税之所，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量。”
传教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信仰的力量，他们常常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力深入到世界各地。在马可波罗浮光掠影的成都之旅后，在成都有过较长生活时间的就是两个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们一个叫利类思，一个叫安文思。
意大利西西里岛人利类思，少年时就进入教会，立下了把一生献给上帝的宏愿。1637年，即明朝崇祯十年，刚满过三十岁的利类思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江南，一边学习汉语，一边传教。此后，他又到京城，协助传教士汤若望修撰历法。
在京城期间，利类思结识了明朝高官刘宇亮，刘宇亮系四川绵竹人，老家在今天的银厂沟。刘表示如果利类思愿意到四川传教，他可以给熟识的地方官写信，让他们关照他。1640年，利类思果然从京城来到四川，住在刘宇亮的成都府邸中并开始传教，在刘氏家族的帮助下，发展信徒的工作初见成效。
一年后，葡萄牙人安文思来到成都，作为利类思的副手。1642年，刘宇亮致仕回乡，不久即病逝，利类思和安文思失去了可供庇护的大树，遭到一些反教人士的攻讦和陷害，差点身陷囹圄。幸好新任成都知县与汤若望有旧交，因而得以身免。
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成都生活期间，正值享国近三百年的大明帝国走向崩溃的大动乱之时。1644年，张献忠自重庆八入川，一路攻城掠地，逼近成都。利类思和安文思躲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此后，张献忠军队攻占成都以及绵竹，利类思和安文思又随逃亡的百姓颠沛流离，一直逃到了深山里的雅安宝兴县盐井溪，并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小的教堂。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那位曾善待利类思和安文思的故明成都知县投降了张献忠并出任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礼部尚书，这位吴姓官员向张献忠举荐了利类思和安文思。于是乎，这两个高鼻深目的老外又在行人惊奇的注视下，回到了他们熟悉的成都城。
在成都，利类思和安文思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这个杀人魔王似乎对两个老外大有兴趣，不时召见并赐宴，利类思和安文思投桃报李，费时大半年用红铜制造了一个地球仪和一个天球仪，将它献给张献忠――估计张献忠这个从小就在江湖上打拼的绿林好汉，是没法看得懂这些天外来物般的东西的。
张献忠败走成都，在西充被清军所斩杀，利类思和安文思作了俘虏，他们与众不同的夷人形象救了他们一命：经过审问，他们自供身份，于是被带回北京。这时候的北京已经和他们几年前所见到的北京不一样了，虽然城池依旧，风物依旧，但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屁股已经变了，从朱氏变成了爱新觉罗氏。
此后，利类思和安文思先后病逝于京师。在他们曲折漫长的一生中，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经历，是他们晚年时常常追忆的旧时光。
被称为植物猎人的美国博物学家威尔逊是最早将四川地区珍稀植物介绍到全世界的学者之一，他一生中先后数次前来四川，并以成都为根据地，足迹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仅在瓦屋山一地，他就采集到200多种植物。
1905年，威尔逊第一次来到成都，便喜欢上了这座西部城市。当时的成都，城墙高大巍峨，街道整齐，院落幽深，五行八作，井井有条。威尔逊用相机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成都和四川，这些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从他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逝去的老成都的繁华旧影：青羊宫、武侯祠、昭觉寺、少城、都江堰，如今我们熟知的这些古迹，都在他的镜头下定格成影。
1910年，威尔逊在野外考察时受伤，双腿面临截肢的危险，他迅速回到成都，找到另一个生活在成都的老外戴维森，在戴的精心治疗下，双腿才算得以保住。
多年以后，一个叫印开蒲的学者重走威尔逊当年的道路，探访威尔逊当年拍摄的旧地旧景，并出版了一本叫作《百年追寻》的著作，百年前的尘封往事再度生动清晰。
【注：插图均为威尔逊所拍老照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