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毫无疑问是五代时期最优秀的人物，加上某种天赐机缘——郭威的亲生儿子在后汉时罹难。哪怕姑母柴氏早就过世，郭威本身对这个侄儿兼养子的柴荣一直也是很器重的，尽管很不幸地失去了亲生儿子，最终还是决定把大位传给了柴荣，可这也并不意味着柴荣得到龙椅全不费工夫——实际上对他的挑战也不算小。
如果从非亲子的范畴，单论在亲属关系的亲疏之中做选择，郭威可以考虑的并非只有一个柴荣。当时还有外甥李重进（郭威姐姐的儿子），甚至还有女婿张永德（娶寿安公主，两家联姻其实蛮早，但毕竟后周建立，张永德就自然属于攀龙附凤的亲贵了）。如真论亲密来说，恐怕女婿张永德才算最接近，毕竟从古时就说好女婿可顶半个儿子；退一步的外甥李重进好歹也与郭家血脉沾点边；反而柴荣在古代血脉渊源上毕竟要算柴家的，只是被认作郭威认养过继的儿子。
有关周世宗柴荣的连环画
柴荣能够被郭威选中，自然是经历一番考验和考察。近年以王育民先生在《宋太祖传》分析赵匡胤能够顺利得到后周的龙椅大位前后脉络，从古到今很多人都在困惑，如此英明的周世宗柴荣为何临终前会没有防备赵匡胤，真的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实际当然不会如此，以柴荣的睿智怎么会对身边的人没有过判断呢？柴荣自己临终前的传位一开始也曾考虑能否交给张永德，对他进行过试探或者评估，首要一条就因为他是太祖郭威的亲女婿。
说一代雄主想要传位自家孩子肯定是事实，但雄主考虑肯定也会顾及长远角度，最终也不完全是柴荣自私，张永德的为人确实性格豁达，他不适合或者从来没有想过坐在风口浪尖。
如张永德是与赵匡胤长期合作的上级，两人在公在私的关系都非常好，几乎可以说亲密无间。赵匡胤能在后周凭借短短几年时间迅速出风头上位，个人能力当然是硬件，可张永德的大力栽培和提供机会也堪称必备的软件。每每遇到作战他都愿意放手让赵匡胤主导，身为上级还都肯配合。
从个人性格喜好来说，张永德属于受到唐五代的重要文化潮流影响——崇道（五代崇道之风丝毫不亚于唐代，北方藩镇刘仁恭、王镕都是痴迷者，后唐李存勖、李嗣源也很信奉，南方王建、孟昶、钱镠、李璟、李煜、王审知等等全是好道之辈，包括柴荣毁佛也有崇道因素，这一风气还蔓延到宋代），平时爱穿道袍，赵匡胤有时就直接称呼他“张道人”。所以张永德不适合坐在龙椅上，他也从来没有这个心思，也可能没有这个才干。就算勉强坐上去，好一点结果恐怕就是宋真宗水平，如果糟糕一些恐怕就会是宋徽宗了。
另外一个李重进属于典型的五代武人，郭威临终前还特意招李重进入宫，当着柴荣的面下令跪拜“以定君臣名分”，后来李重进对柴荣还算是敬服的。因为柴荣安排李重进做侍卫军主帅，与张永德的殿前军属于两大系统，他对赵匡胤这种蹿升很快的晚辈就一直看不惯，尤其居然是赵匡胤夺位，李重进在宋朝建隆初还上演了为后周反抗的悲剧一幕。
虽然这些人的故事在后人眼中大都变成围绕赵匡胤产生的各种纠葛，如果将焦点回到以柴荣为中心就能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被柴荣所折服的人物，大家并没有因为柴荣接替郭威有过什么明显的不满。可以说，柴荣其实很早就显露雄心壮志，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对他比较欣赏和佩服，这一点也无须忌讳。
据说早年阶段，柴荣也体会过民间疾苦，历来流传唐末很多豪杰不避危险去贩卖私盐，从王仙芝、黄巢、王建都是如此。十国里岭南南汉刘岩的祖辈曾经是漂洋过海也为经商。柴荣在少年时也曾去南方荆湖地区贩卖茶叶补贴家用，古代的盐茶二物历来是地方财赋的命脉资源，私自贩卖肯定会充满危险，柴荣闲暇时也不忘读书习武，所以他和郭威、赵匡胤等人没有太大分别，年轻时都是跑过几年江湖的豪杰。随着郭威的地位逐渐提升，身边需要心腹协助，柴荣便弃商从军，随郭威征战四方。
柴荣继承后周大位后，对人才的渴求更视为头等大事。很多称赞柴荣的文章都会提到显德二年（955）的开科取士，包括宣布朝野各方大胆举荐人才的事情。其实柴荣对人才的搜求远在继位前就开始，几乎一直是他最看重的根本举措。区别仅在于他继位后，把过去暗中在做的事正式拿上台面罢了。
柴荣很早就注意搜集优秀的文臣武将，在人才方面坚持唯才是举，如前面说郭威时提过的魏仁浦，他就不是科举出身，最初是枢密院的普通文吏，由郭威发掘出来极为倚重。建立后周一下就升到枢密院副承旨，柴荣继位后更升枢密使，最后还任宰相，显然柴荣是延续郭威对魏仁浦的器重，对他是倾心接纳。
如史书曾专门提到郭威临终时对柴荣嘱咐：“你可重用魏仁浦和李洪义（指后汉李太后弟弟，后汉末主动归顺，郭威念着一份功绩，其兄李洪信也是大将，改调京兆府，为人骄纵，郭威一直宽容），不要让魏仁浦离开枢密院。”
有关周世宗柴荣的书籍
更著名是王朴、范质和王溥三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宰辅人才。像范质是后唐明宗时的进士，一直很受推崇。众所周知，唐代是科举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尤其进士科的门槛很高，越到晚唐越突出。但唐末留存的科举出身人才，能够活到后晋阶段的就凤毛菱角，即便还有年纪也很大。五代时期虽然也有科举，但考试不太稳固，所以真正出现了优秀人才还是很受朝廷重视的。
像后晋枢密使兼宰相的桑维翰就对范质很赏识，在石重贵继位后，提拔为翰林学士，参与起草诏书，不管其他人是不是真的懂，反正经常受到石重贵和一班人好评。所以，范质的才干名声很早就传开了，当时已经地位颇高的刘知远、郭威等对他就有较深的印象。
到后汉阶段，范质加官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由于刘知远在位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提携范质发挥更大的作用。等郭威进汴京开封以后，首要事情就是派人到处寻找范质，当时他躲在百姓家中，等找到以后，郭威就把自己的外衣给他穿，立刻就提升为枢密副使。
不久，加拜范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再兼任参知枢密院事。可以说，郭威对范质的欣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风光的情况，自然会对柴荣也产生很深的印记，继位以后对范质继续重用，再加司徒作为礼敬。跟着柴荣进行南征北讨，也带着范质负责撰写各种诏书、檄文。尤其范质对柴荣处罚一些大臣经常秉公进言，第二次出征南唐时救窦仪最为典型。
窦仪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科举出身官员，是后晋天福年间的进士，早年跟随景延广做身边从事。后周初年也被郭威提升为翰林学士，掌知制诰。窦仪对当时后周重新开科取士进行了一些建议，所以改任礼部侍郎与刘温叟一起负责贡举。之前刘温叟选了十六名人才被指徇私，贬为负责编写前代史书的文官，后来查清是诬陷。而窦仪希望借鉴后晋天福五年的旧制，调整一些选士方法，受到郭威认可。
柴荣继位后，窦仪刚刚完成父母的守丧，受命支援淮南的粮饷，但受到批评，要对他进行严惩。范质主动澄清，担保窦仪清白。事实上窦仪的确为人公正清廉，最典型就是在南唐一事中，《宋史·窦仪传》有记载，赵匡胤在攻取滁州时立下大功，想要把一些缴获物资自己拿走一些分给手下人。窦仪受命前来清点府库，对赵匡胤说：“太尉初下城，虽倾藏以给军士，谁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诏不能取。”赵匡胤就因为此事对窦仪也开始留意，后来北宋初也曾打算任命窦仪为宰相，但是文学之士和吏员出身是一大矛盾，尤其窦仪为人刚正，赵普当时有一些忌惮，就改任相对个性温和的薛居正做搭档，但窦仪一直受到赵匡胤欣赏。
柴荣也是对范质的忠直非常欣赏感动，让他主持后周刑律的修订，就是当时的《大周刑统》。范质提携窦仪做副手，成为最主要的编写人员，而窦仪后来也是赵匡胤任命负责编写《宋刑统》的主要人员。当时范质这种荣誉和地位，也给赵匡胤留下深刻印象，范质能够被拉拢是赵匡胤后来能够顺利成事的重中之重。
范质对赵匡胤的印象和交情的确都不错，在显德末年听闻北方有情时，就让最得力的赵匡胤领军前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会是赵匡胤筹划的计谋。大军出城到陈桥驿兜了一圈，赵匡胤摇身一变又回到汴京，范质和王溥是极为震惊错愕，好几本史书像《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东都事略》和《宋史》，无一例外都专门写出范质感到极为痛悔，掐着王溥的手都流血了，慨叹：“仓促遣将，吾侪之罪也。”见到赵匡胤时，范质还责问说：“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兄弟二人都一时无语，当时身边众将环列，之前军校罗彦环带王溥、范质来见赵匡胤时就曾举刀要挟，声称“吾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知道大势所趋，这才表示可以再次举行禅让典礼，还叮嘱他不要辜负先帝旧恩，等于还是同意支持赵匡胤成为新君。
由于范质和赵匡胤确实关系不差，所以他继续当了一段时间宰相。《宋史》传记还强调范质对赵匡胤身边的人才经过观察也了如指掌，最后病重时，赵匡胤专门前往家中探望，范质向他分析各种人才优劣，像赵普、吕余庆等都直指要害，包括两位兄弟光义和光美。不过，由于宋史资料后来经过赵光义不断修改，刻意强调了光义的各种优秀，暗示他值得赵匡胤特别器重。但史书之所以在范质的传记专门记下这一幕，自然也为了说明范质确实很受赵匡胤敬重。范质最终在北宋建立不久的乾德二年（964）身故，年仅五十四岁。
虽然五代十国的人物平均享年不太长久，但后人一般还是认同范质是对后周怀着无比内疚的一种负罪感，所以《宋史》的传记也刻意点出宋太宗赵光义后来的经典评价：“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事实上范质应该是抱着沉重的忏悔之心，仅仅在入宋多活了四年而已。
另外一个王溥则比范质、魏仁浦要小十岁左右，他是郭威受命征讨李守贞、赵思绾、王景崇三镇时才开始提拔启用。广顺初年（951）任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二年升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广顺三年加户部侍郎，改任端明殿学士。
在郭威病重时，柴荣已经和王溥有较深交往，很快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郭威听到以后感到非常满意，也认为没有后顾之忧了。
柴荣的画像
柴荣登位之初对征讨泽潞的军事决策上，以冯道为首的保守元老大臣都或明言反对，或心存疑虑，唯有王溥坚定支持柴荣，后来顺利成功，柴荣对王溥更是极为感激，加礼部尚书和负责监修史书。
随后征讨后蜀，王溥举荐向拱为将，再到征讨南唐，一直都紧跟柴荣，深受信赖。连遇到父丧，柴荣急着未满期就要王溥回到朝廷任职，最后出任参知枢密院事，足以显示柴荣对他的倚重。
不过另一方面，王溥也是在后周的主要朝臣中与赵匡胤有着不错交情，所以宋初同样继续当了短期宰相，他还一直活到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死的时候也才六十出头。
在五代的后期，尤其是后周的十年左右到入宋阶段的文化事业领域，王溥都要算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在文学和史学都有一定的建树。因为后来的文学史上，很多五代十国后期人物难免都会被划入北宋初期，像王溥毕竟也活到宋太宗继位，可真要选择代表后周的恐怕也就是王溥这种。他与徐铉、李昉等著名入宋的文士都有交往，对宋初的诗文也起到一定推动，只不过本身文学的成就并不算特别突出。史学方面也曾负责过《唐会要》《五代会要》，还有后周的《世宗实录》等几部重要史书的编撰。
还有一个后周的重臣就是王朴，年纪反而是他们几个中最大的。在后汉的几年里，一度依附过枢密使杨邠做秘书郎，不是很得志。王朴要算被柴荣亲自提携起来的，广顺年间的职务很不起眼。就在柴荣入汴京做开封府尹时，王朴不过是开封府推官这种小角色，若换一个角度看，王朴才称得上是柴荣最亲密的心腹谋臣。
当柴荣继位以后，王朴升任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跟着改左散骑常侍、端明殿学士。这时，他最著名的一个举动就是抛出了流传后世的《平边策》。
当时地位更高的能臣当然也不少，可柴荣对王朴的欣赏和信任是无可撼动的，柴荣在位几年的主线战略，可算一直坚持王朴的主张来解决五代十国的大局，这一点甚至还深深影响到后来的赵匡胤。因为我们通过历史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北宋最后结束五代十国的大方略，确实也没有跳出王朴当初的谋划。
更大的信任体现在柴荣亲征江淮时，任命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回师后就提拔王朴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有王朴坐镇枢密院掌握军机大事，对当时觊觎大位的人就是一种有力威慑，譬如赵匡胤就对王朴一直非常忌惮，这一点也被史书点明。
历来很多后人都哀叹柴荣过世太早当然值得惋惜。事实上，假如王朴没有在显德六年意外过世，如果他可以再多辅佐柴宗训十年八年，培养到接近成年。赵匡胤到时也不见得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冒险了，所谓时机往往就是那一阵短时间，意味着转瞬即逝。所以赵匡胤在史书上留下有经典的感叹：“此人在，朕不得着此袍。”显示了他的快人快语真是一句大实话（王朴的长子也非常出名，就是后来和潘美一起坑了杨业的兵马都监王侁）。
之前论述北汉的时候提过，因郭威在家人遇害一事报复后汉之主，就扶持刘崇的儿子刘赟拖延时机，设计夺了后汉基业。而刘崇为此在河东另立北汉，对郭威非常痛恨。郭威之死对刘崇来说，自然也是一个报复后周的大好机会。柴荣即位不到十天，刘崇就亲自将兵三万，联合契丹兵马五万一同讨伐后周。朝臣大惊，纷纷不知所措，所以表现为多数有些惶恐不安，而柴荣为了巩固地位，提出要御驾亲征，遭到了大臣们几乎一致地反对，这一幕在《资治通鉴》里，写冯道与柴荣的“互怼”非常生动。
柴荣道：“刘崇趁我丧，欺我年轻，想吞并中原，我必定亲自征讨他！当年唐太宗创业，无不亲征，我又何惧？”冯道说：“陛下不能和唐太宗比。”柴荣道：“我兵强马壮，破刘崇必定犹如泰山压卵。”冯道说：“陛下并不是泰山啊。”柴荣恼火到极点，虽然他不喜欢冯道，但对方毕竟是资深大臣，此时柴荣新立，必须要树立某种“尊老”“敬老”的亲和形象，不得不对冯道表示面上的礼节，只有不再纠缠。
在柴荣继位这一年，冯道已经七十多岁。他之所以显得特殊，主要是当年在后晋与契丹的维系上，冯道于两方面都显得受到青睐。冯道此人能够安享殊荣长达几十年，确实他颇有才华和才干，而且在打交道方面，他也有一技之长，否则不会显得那么圆滑。
如前所述，冯道在石敬瑭时已经曾有托孤的地位，是他扶持石重贵继位。后来冯道也曾在后晋覆灭时被带去契丹，他和契丹的渊源其实颇深，早年就在边关被擒获往契丹，他凭借口舌说服契丹放回。后晋之时，他曾主动请命出使契丹，很得耶律德光的赏识，冯道在北方塞外不习惯，虽然把自己装作是契丹的臣下，但内心还是有点敷衍态度，并不肯诚心效力，然后花了两三年终于回来中原。
假如认真分析冯道的生平经历，可以发现他一直有比较弹性圆滑的作风，有着不俗的适应能力。客观来说，实在不能轻易认为是缺点。试想他一个文臣，在五代十国这种复杂艰险地环境下，多少也该算是一种长处。
那么，冯道能在后周受到重视，完全是因为和他差不多时间后唐、后晋出道的老臣，比如李崧、赵莹等辈全不在了，冯道几乎要算是仅存的老人（前面提到王朴、李谷等也要小冯道十岁以上，而魏仁浦、范质、王溥，包括薛居正、窦仪更是小二十岁左右的子侄辈），且活过了七十岁，自然面上会受到不同对待。冯道想以老资格出面压一压柴荣这种年轻人的傲气，哪知道柴荣完全不在乎，亲自领军大战高平，打出一股生猛的锐气和豪气。冯道完全看错了柴荣，一气之下就病故了，这时候，太祖郭威都还没有来得及下葬陵寝。
后周与北汉、辽的形势图
柴荣亲率禁军与北汉军遭遇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之南，第一波进攻，周军大败刘崇，但刘崇毕竟是与契丹军一起作战，很快调整队伍。第二波交战，后周禁军侍卫大将樊爱能、何徽居然领着步骑兵四散逃跑，周军顿时溃败，史书称有千余人投降。
柴荣亲自冒着箭雨领导督战，身边的侍卫将领赵匡胤于关键时刻显露出非凡气度，对将士们喝道：“我主处境危机，我们怎可不死战求胜！”周军士卒见君主身先士卒，顿时胆气倍增，拼死力战。最终周军在高平大战获得全胜，后汉刘崇领兵奔逃，大将张元徽阵前被杀，再无主动出击的实力。后周军威大振，从此四处出击，几乎所向无敌。
但是，高平大战的胜利毕竟经历一番非常惊心动魄的危机，暴露后周禁军队伍的缺陷。柴荣回汴京以后，决定重新调整禁军，斩杀七十余名临阵脱逃的各级将领。侍卫亲军在关键时刻出乱子，反而依靠身边殿前侍卫人马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柴荣开始提拔赵匡胤来组建新的殿前军。
在高平之战时，赵匡胤还不是特别有地位的大将，甚至在史书都公认，由于这一战表现亮眼，也是他显山露水的成名之作。如前所述，赵匡胤长期位居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之下，这一组建扩充殿前军的重大使命机缘巧合地给了他能够迅速上位的最佳平台，正如一句经典俗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他不光是和帝位的距离拉近了，而且手下还有大量亲手选拔的自己人了。
因为赵匡胤和郭威出身更加相似，是比柴荣更带草莽豪杰气质的职业军人，他很快就在殿前军中拥有了依附自己的亲信团队，比如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义社十兄弟”，基本全是这期间的产物。不仅如此，赵匡胤还从中发掘了像王彦昇、潘美、曹彬这些后来北宋初期非常重要的人物。
再如上级张永德对赵匡胤一直都非常信任，两人几乎是生死之交。虽然名义上张永德才是殿前司的主将，可操办做事的全是赵匡胤，相当于给了他足资利用的平台机遇。
那么，这就需要再一次回顾柴荣如何进一步调整了禁军系统，如此就能明白赵匡胤后来为何能够轻易的取得改天换地的机遇。
前面笔者论述后晋时提过五代时期禁军的一些组织变化，五代的禁军和唐朝的情况很多在名称上保留一些相似，可实际已经完全不同。像唐朝后期的禁军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策军，在末年早已经衰弱和瓦解。
从朱温挟持唐昭宗开始，他已经另外组建属于自己的人马。取代唐朝以后，后梁是将原宣武军节度使辖下的藩镇军悉数升格扩编组成新的禁军，在表面上还是沿袭唐朝旧制，设立左右羽林、左右龙虎、左右神武、左右天威、左右天武和左右英武，六个军号，十二支队伍。这些军号只是在字面上袭用唐朝早期的禁军名字，但禁军的组建渊源与唐朝的禁军系统毫无关系，完全是来自各藩镇旧有的各路主力部队，然后伴随新的君主出现，抬升地位成为禁军，然后再收编前朝的部分人马进行整合。
五代时期的禁军中最重要的核心力量就是侍卫亲军，到后周前期的高平大战也是如此。顾名思义也就是皇帝最亲信的部队，像梁太祖朱温原本是唐末的宣武军节度使，为了预防那些桀骜不驯的其他地方藩镇兵马，特别设立了直属于自己的贴身部队，屯驻于节度使府邸附近的“亲军”。五代十国诸君主大多起自藩镇，当摇身一变成为各地的帝王时，其直属亲军往往便被改称为侍卫亲军。
侍卫亲军与别的禁军身份之不同在于，以后梁为例，前者是禁军中最可信赖、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嫡系；后者虽也是天子之兵，大多是收编整合的其它藩镇军队，然后经过挑选裁汰的人马。所以忠诚度还不那么可靠，当然也不会配备最好的武器。
若从职能上说，侍卫亲军与六军本质并没有太多区别，同样既担任宿卫又从事征伐。比如后梁著名的侍卫亲军中有控鹤军，主要职责是守卫京师宫城，也会担负一些外出征伐任务。还有著名的厅子都，战斗力极强，选拔自汴州的富家子弟，装备有“急龙车”这种连发机弩，据说是沙陀晋军最惧怕的武器。朱温对厅子都高度信任，经常将其用于决定性战役的关键时刻。
再有著名的落雁都，也是朱温任宣武节度使组建的精锐，将士在左右脸颊各刺两只飞雁，他们有点敢死队性质，实际是古人颇有一些迷信色彩，据说朱温认为这种“图腾符号”有压制对手的“厌胜”功能。
再有龙骧军是后梁马军的精锐，多担任野战任务，很多名将都从此军出身。比如威震河朔的“铁枪将”王彦章就统领过龙骧军。还有天兴军，一开始就是朱家亲王担任指挥使的宿卫部队，号称禁军中“最为亲卫”，朱温特别以第四子均王朱友贞担任指挥使，后其擢升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
之后沙陀后唐形成的侍卫亲军与后梁没有很大区别，一般不过是个别军号和成色有不同，比如后唐的铁林军来自李克用早期组建的精骑，类似还有横冲都，也是重要骑兵，尤其李嗣源是出自这支部队。
还有出名的帐前银枪都，本来是后梁魏博镇节度使杨师厚组建的骁勇长枪兵，是标准的地方人马，约八千之众，战斗力很强，但纪律很差。杨师厚带魏博镇投降后唐，李存勖非常喜欢这支人马，就改成侍卫亲军大加封赏，果然杨师厚的银枪都率先攻入汴梁。李存勖还将其改名为奉节军，后来这支队伍在邺城一带搞事，就被李嗣源平定后解散。包括李存勖还在幽州专门提拔重用了一批归降契丹人组成的骑兵，训练为契丹直。
后唐对侍卫亲军进一步调整的标志就是专门设都指挥使和都虞侯作为统领职务。接下来石敬瑭的后晋阶段，继续重视发展侍卫亲军，军号有一些继承，也有一些独创，比如兴顺军就是后晋新设。然后最最重要一点，前面论述后晋时已经捎带提过，殿前系统最早就是出现于后晋，这正是后来周宋之交的关键一步变化，柴荣就是抓住这一机制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为刘知远的后汉整个时间非常短，原本后汉到后周的前期基本禁军还是以侍卫军为主力，所以高平之战时，像樊爱能、何徽当时正属于侍卫军的核心骨干将领，一个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一个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当时柴荣试图依靠他们两位是正常的操作，也显示他出动了侍卫亲军的全部力量。
旧五代史
实际后周当时的殿前将领职务中，像李重进出任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为殿前都虞侯，他们带领的殿前军原则上就是皇帝身边的少量宿卫人马，起初并没有想到过会运用在外出作战。由于高平之战是一次御驾亲征，是出于非常危险的境遇下，赵匡胤等将领士卒为了保卫皇帝奋力拼杀，居然扭转败局获得意外胜利。
柴荣亲眼所见身边殿前军的表现，再对比侍卫亲军的失望，这才转变念头，想要专门扩大殿前军的力量，如此一来，赵匡胤一手扩建的殿前军，自然成为他的班底。
而经过柴荣的一番调整，最终后周禁军形成有四大主力：殿前军名下有铁骑军为骑兵，控鹤军为步军，这是两大主力。此外有内殿直和散指挥等传统的其他护卫兵马。而侍卫军名下有龙捷军为骑兵，虎捷军为步军，也是两大主力，也别有一些其他零散兵马。
四大禁军主力兵马各自统军的将领依然都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但是柴荣把所有负责将领全都重新安排，各军的新任将领像李重进、韩令坤、慕容延钊、赵晁，同时包括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后来再提升的李继勋，几乎都是从殿前军调任过去，正为了方便对侍卫军进行整顿和听命，这实际也是柴荣以殿前军后来居上，完全控制改编侍卫军，完成禁军改编的一大重要举措。为此又进一步提升殿前司的地位，专门设立两大官长就是后人非常熟悉的都点检和副都点检。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微妙，万万没想到，这一步无形中居然也是给赵匡胤后来能够举兵顺利得手起到助推作用。因为四大禁军主力将领中，此后绝大部分已经全成为拥戴或交好的人物，对赵匡胤能够具备阻力障碍的力量已经非常弱小。
伴随柴荣对这些重大机构和职务岗位进行调整，他又颁旨广开言路，在朝野上下希望听取各种意见，恳切要求臣僚们:“苟或闻联躬之过失，睹时政之减否，无惜敷陈，以补寡闻；苦口良药、逆耳忠言，裨益兹多，翅伫惟切。”只要对朝廷事务有所补益，都可写表章送上。如想要面谈，也可请求随时引见入朝，以此做到下情上达。
为此，柴荣不止一次下诏鼓励进言，像显德二年三月再次下诏鼓励群臣直谏，他说：“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虽尧舜禹汤之上圣，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犹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后之人不逮哉！联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尝惧昏蒙，不克负荷。……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皿之事，岂能尽是?”又说：“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肤躬之有阅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僚有出使在外迥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
柴荣在调整职务之外对各级官吏进行大力整肃。像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额外收税被发现，最终自杀谢罪。柴荣重新规定，如果是官员推荐的任职官吏，到任后有不当行为，比如贪腐，推荐者一并株连。在执法刑律方面，废除了一些酷刑，比如凌迟。后来还制定了有名的《大周刑统》，前面提过就是范质、窦仪负责编撰，对《宋刑统》有着直接影响。
后周柴荣铸造的周元通宝
柴荣在位的六年进行了各种整顿，不断推陈出新，令后周事业蒸蒸日上，各方面都让后人好评，确实看到中原恢复一统的希望。但为了使经济财力可以尽快实现天下一统，柴荣还是做了一些引人争议的事，其中最大的一条自然就是毁佛。
原本以柴荣这样非常爱惜百姓，渴望恢复民间安宁的一位明君，居然也上演这么一出，以至于被野史笔记用“报应”来针对他享年不永。因为很诡异的是，史上号称“三武一宗”的释家劫难，发起毁佛的这四个皇帝的确无一长寿。当然，今天我们来回顾历史，这种报应之说自然无根无据，而柴荣要针对天下佛寺，和之前北周武帝、唐武宗的情况基本相同，主要还是为了尽快聚集财力，从佛寺下手，可以相对减轻民间百姓的负担。当然，其实后周对百姓的财赋抽取，本身已经偏重，这是客观事实。柴荣的确是希望走一捷径，这才下令毁佛。
但从另外一面说，柴荣也和北魏太武帝、唐武宗一样，他的个人兴趣确实偏向道教，可能后人很少注意柴荣对道教的信奉。笔者曾多次指出，唐宋之际的道教，在五代十国阶段根本不比唐朝差，柴荣本身对道教也非常推崇，尤其陈抟受到格外礼敬，同样延续到后来的赵匡胤和赵光义。
显德三年（956），陈抟因为名声显赫，被请到东京宫廷，柴荣出于好奇和敛财，刻意向陈抟请教黄白之术，陈抟其实是一个学者型道士，对这些诡异之术并不擅长，所以就劝导柴荣：“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这件事被记入《宋史·陈抟传》，既表明了柴荣确有崇道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他渴望财赋的初衷，柴荣绝对不是个人贪图敛财，而是希望尽快能够壮大国力完成天下一统。
当时柴荣接手的后周局势，与之前的梁唐晋汉初立情况大体半斤八两，形势依然不乐观，尤其后周的版图一来就缺少了河东这一片不小的节度使辖区。郭威在位仅三年，还没有机会开疆拓土，而柴荣一继位就遇到北汉刘崇和契丹联合攻打的情况。好在柴荣以非凡的勇气在高平一战打出了气势，当然更重要的是确立自己的威望，然后他才有机会展开各种调整和准备。
后周虽然在北方拥有比较大的地盘，但河东的北汉是单独一方，燕云地区已经属于契丹。而南方的十国局面，两淮是南唐所有，楚湘一带地是单独一块。后蜀的辖区总体是继承前蜀，当时还深入到汉中和三峡的归州。
也就是说，后周虽然是地盘较大，可仍然处于中原的中心位置，四面都有敌手。实际疆域只有河南、山东算全境，河北只有南部（燕京等北部就属于契丹），陕西一带只有大部，北部边境有党项部落，像麟州、府州一带则属于北汉。
令柴荣感到紧迫而严峻的压力，主要在于后周的这一片中原地区经历五代频繁更替和多年战事，短时间迅速恢复的把握实在有限。若是真有充足时间让他慢慢恢复，柴荣自然也不会焦虑，可当时南方的十国虽然大多地盘比较小，相对远离战事，像吴越、南唐从唐朝中后期就是财富聚集重地。南唐已经灭掉闽地深入福建（柴荣讨伐南唐的前夕，南唐还出兵消灭马氏南楚），加上江西、江苏、安徽绝大部分和湖北、湖南的一部分，论地盘之大，恐怕已经不亚于后周。
另外，包括前蜀到后蜀的地盘虽在西南山区，实际也并不差后周多少，若论经济实力来说，南唐和后蜀都称得上当时数一数二，甚至他们的人口也具有很大潜力。假如南唐、后蜀遇到积极有为的君主，用富庶的财力提升军力，训练出精锐的兵力，未来的形势局面如何，就很难设想了。柴荣是以满腔的雄心壮志，要想尽快摆脱五代变更之下的北方中原的种种窘境，而发展壮大的命脉就在于在短期内以最快效率扩大财赋，然后才谈得上武装和扩大军力。
正是这个根本原因迫使柴荣不得不出此下策搜刮寺庙，他的想法和之前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如出一辙，尤其后周面临的地盘局促和四方威胁，明显比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在位更加突出。但和其他毁佛的君主相比，貌似柴荣这一手段仅进行了一年多，主要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经济。
传世的“周元通宝”是仿唐代“开元通宝”小钱，由于柴荣从显德二年才开始铸钱，六年就去世，周元通宝的实际铸造量其实并不大，真正五代时的这种钱币要算很罕见的精品。今天所谓古币市场可见到的周元通宝，确实属于古钱的往往也都是宋代以后的私铸钱币，虽也有一定价值，可后周的真品更少见，收藏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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