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寿寺，400多年的时光流逝是看得见的。
冬日的阳光洒进正在修缮的万寿寺内，温暖、柔和、带着桐油的味道。一处院子的屋檐上有贴金箔的彩画，上面的麒麟祥瑞图案笼罩在金光中，若隐若现。
走近细看，金箔已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暗淡褪色，麒麟的鳞片也不再鲜艳。这是时间和阳光抚摸过的痕迹。
万寿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坐落在北京西三环边，紧邻大运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中、东、西三路，集寺庙、行宫、园林于一体，素有“京西小故宫”之称。
时间让这座寺庙日渐“老”去，糟朽的木结构，剥落的红色油饰，碎裂的砖块，被掩盖甚至破坏的彩画……万寿寺的“老年病”需要“治疗”了。
从2017年起，万寿寺开始了126年来的首次大修，修缮者们遵循着不破坏原貌、尽量减少干预的原则，试图让万寿寺“老当益壮”。
目前，万寿寺中路的大部分修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有望在明年启动使用。
大修前的万寿寺山门。北京艺术博物馆供图
大修势在必行
在拥有故宫、天坛等诸多“大牌”古建筑的六朝古都北京，万寿寺算不得出名。行驶在西三环上，即使注意到路边这座红墙灰瓦的寺庙和北京艺术博物馆的牌子，很多人也不知道寺内别有洞天。
始建于明代，经多次重修扩建后，万寿寺现有东、中、西三路建筑。其中，中路曾是明清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西路在乾隆年间被改为行宫，是典型的王府式建筑；东路曾是僧侣的生活区。寺内建筑形式众多，仅屋顶就有5种。
11月10日，大雄宝殿内，沐浴在阳光中的罗汉造像。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该修了。”2015年，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的古建筑修缮工程师周颖第一次进入万寿寺勘察，迎接她的是屋顶上丛生的杂草，碎裂、滑落的瓦片，檐角缺失的走兽装饰，起皮剥落的红色油饰，坑坑洼洼的地砖……这一切让周颖感到“有点心疼”。
和所有木结构的古建筑一样，水、阳光、种子，这些生活中的寻常事物都是万寿寺的敌人，加速着建筑物的腐朽和衰败。
屋顶上，瓦片之间勾缝灰的脱落会让雨水渗入，造成木质隔板糟朽碎裂，最终导致屋顶漏水，甚至使房梁糟朽；在毛细作用下，地下水会顺着土壤孔隙渗透到柱子和墙壁里；被飞鸟和春风衔来的种子掉落在瓦片缝隙内，生根发芽，也会造成破坏。
人类活动加速了这一过程。民国时，万寿寺曾先后被用作兵营、学校、疗养院、收容所等，新中国成立后被学校、幼儿园、部队歌舞团使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北京市文物局接管，并筹建北京艺术博物馆（下称艺博）。而东路，直到2017年还是一片居民区。
沦为“大杂院”的东路更是让艺博馆长王丹“崩溃”。她2017年去东路考察，发现这片登记住户只有22户的区域里，实际住着约200人，有在周边打工的小商贩、网约车司机，建筑垃圾堆积成山，垃圾间的空隙也被住户改成了小菜园。
周颖也记得，东路有居民养着鸽子，累积的鸽子粪便味道极大。“房上长着树，还有大窟窿，屋里到处漏雨，屋顶木构件糟得特别厉害。”
11月10日，万寿寺东路建筑的许多柱子底部都已腐烂。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一场大修势在必行。
经过两年多的前期勘察、审批立项、正式踏勘、提交并审批修缮设计方案等，2017年，艺博正式闭馆，万寿寺迎来了126年来的首次大修（注：上次大修是光绪年间，公元1894年）。
先启动的是中路和西路。后来，随着国家启动对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一直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东路也加速腾退，开始修缮。
201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北京市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次年又公布《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万寿寺都被纳入规划，计划“恢复其完整性和原有历史景观格局，增加运河文化展示空间”。
11月24日，万寿寺东路方丈院，被拆毁的连廊。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返老还童”还是“老当益壮”？
确定了要修，接下来就是怎么修的问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在《拙匠随笔》一书中提到，古建筑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其修复工作应该保持古建筑的“品格”和“个性”，给人以“老当益壮”而非“还童”的印象。
万寿寺的此次大修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从始建至今400多年，中间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万寿寺承载的历史信息格外丰富。
运河边的山门上，是清顺治二年御赐的石匾，“敕建护国万寿寺”七个鎏金大字赫然在目；大雄宝殿内供奉着三世佛，泥塑是明代的，形象古拙、浑厚，而佛身彩画是清代修缮时重绘的；走进后花园，假山后的西洋门是清乾隆年间建造的，和圆明园同时期，巴洛克风格的曲面石刻装饰与中国传统特色的圆形月亮门意外和谐；乾隆御赐的御碑亭使用了最高等级的黄色琉璃瓦，以显皇家尊贵……
修缮前的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和西洋门。北京艺术博物馆 曹宏安 摄
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这些历史信息，“保持原状是第一原则”。周颖说，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古建筑、文物修复的主要原则。她把万寿寺的修缮设计理念概括为：及时干预，在较少扰动的情况下，让古建筑能延续更多年。
“能维修的构件绝不更换，能保留的老构件就尽最大限度的保留。”施工负责人、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张红宾进一步解释。
在工程量最大的木构件修缮上，这种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殿内很多木头柱子出现了糟朽，影响承重，但不能直接替换了之，而选择了“墩接”的方式。
传统木工工艺“墩接”，类似于给柱子装“义肢”。施工工人要先把柱子糟朽的部分“截肢”，然后通过传统榫卯的方式，把材质、规格相同的木材拼接在原柱上，并用铁箍和胶加固。
周颖告诉新京报记者，根据修缮规范，明柱糟朽高度不超过五分之一、暗柱糟朽不超过高度三分之一，就可以“墩接”修复，超过这个高度就需要换掉整个柱子。但为了尽可能多的保留历史信息，经过专家考察和报批后，“这次有糟朽超过三分之二的柱子也做了高位墩接。”
有些柱子表面糟朽，但内芯还能用，此时就要用上“打补丁”的方式——挖补，即将柱子表面糟朽的部分剔除掉，填补上同样材质的木片。
11月10日，施工工人正在测量旧柱子接口的尺寸。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另一处体现是彩画。“是斑驳褪色的古朴的美，还是全新的金灿灿的美？”周颖说，在此次万寿寺大修中，所有彩画都被要求保持原状。
在万寿寺西路的一间房屋，檐上有金底百鸟朝凤的苏式彩画，以传统中国画的手法绘有山水花鸟。远远望过去，斑驳的红色下是青蓝碧绿和白色涡卷瓣旋花。
周颖最喜欢的是东路方丈院的一处老彩画，虽然白色边缘已经被风雨染成了土色，花卉颜色脱落，只剩下一块块浅色的花朵形状，“但在老构件上影影绰绰地搁着，我觉得就特别美。”
不过，对这些彩画保持原貌的同时，面对已经出现的一些空鼓、剥脱等现象，也并非放任不理。周颖介绍，修缮时会进行“应急处理”，将剥脱的彩画先粘回到木构件上，后续，专业人员将对万寿寺彩画进行系统研究和修复。
大修前，万寿寺内的一处剥落的彩绘。受访者供图
有些地方破损严重，已经“面目全非”，修缮的时候要想回归原貌，需要“找依据”。周颖说，最直观的依据是老照片和古籍上的文字记录，也可以参考同一个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例如，在万寿寺东路的方丈院，部分连廊已经被拆除或破损严重，但仍有一段保存状况良好，这部分也就成为其他部分的修复依据。
总结万寿寺的修缮理念，王丹举了个例子，《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写到众人去藕香榭赏花，行至一竹桥，竹桥不稳，王熙凤上来搀着贾母说，“这竹子桥规矩是硌吱硌吱的。” 同样，古建筑修缮也有技术和审美的规矩，要保留古意，尊重历史信息，在造型、色彩、结构等方面不做创造性的添加。
11月10日，万寿寺中路的大雄宝殿建筑顶部仍可见保存较好的清代彩绘。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旧寺院里的新技术
在修缮中尽量保留老构件，保持原风貌，不代表就放弃使用新工艺、新技术。
万寿寺本次大修的专家顾问、中国建设大学教授万彩林介绍，以前烧手工砖和手工瓦都是用木柴，现在换成了清洁环保的天然气。“电动工具以及新能源的应用是也是为了提高效率。”以前修缮古建筑时的脚手架是木头搭制的，而现在已经全部变成预制铁管，“重量轻、安装快、承重好。”
在万寿寺东路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现代防腐、防水材料。传统瓦工通常是通过使用灰、泥等材料来做防水，现在沿用传统工艺的同时，还会再涂上一层防水防腐材料，以降低屋顶木板糟朽的风险。
11月27日，万寿寺东路的一处建筑，绝大部分柱子都进行了墩接和替换。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还有不少高科技手段应用到了对寺内文物的修复上。
在大雄宝殿内，有一尊背门倒坐的观音像，塑于康熙二十五年，木骨泥胎。观音左腿盘起在莲花座上，右腿垂下轻踏莲瓣，神情温和，仪态端庄。
近几年，观音像的莲花座出现了倾斜，观音像也随之前倾。艺博的工作人员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文物保护团队求助，希望找到原因，据此进行修复。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地质与岩土工程系副教授崔德山告诉新京报记者，今年10月初，他们对观音像的损坏情况作了基础检查，“原因可能有两个，地基沉降影响了观音像底座的稳定，或者是观音像本身出了问题。”因此，他们的检测也分成两部分，用地质雷达检测地下3米内的地质情况，用内窥镜等设备来检测观音像本身。
据崔德山介绍，研究团队所使用的地质雷达可以分辨出土壤是否均匀，而测量到的数据显示，地基稳定。他提到，古人在修建建筑前，也是先打地基，观音像所在的大雄宝殿，修建了1.5米左右的地基，还在隔水防潮用的灰土层上方加铺了几层厚砖。
那么，问题就主要集中在观音像自身。崔德山说，用内窥镜做检查相当于给观音像做了个“肠镜”，顺着观音像上开裂的缝隙，探入直径仅小指甲盖大小的内窥镜，观察内部结构。他们发现，观音像内部的木架和砖块已经出现损坏，“就像人骨折了一样”，正是这一情况造成了观音像的前倾。
最近，崔德山还为观音像做了一次CT，以便彻底检查雕像内部状况。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将用于构建这尊倒坐观音的三维数字模型。通过模型，研究人员不仅可以准确监测观音像的状态变化，还可以计算出观音像重心的变化，并据此制定出有效的修缮方案。
2020年10月，研究人员在用内窥镜检查观音像内部结构。受访者供图
漫长而艰难的大修
2017年1月22日，万寿寺大修正式启动。转眼间，院里的百年海棠树已经三次花开，三次花落，但修缮还没有全部完成。
11月27日下午，大雄宝殿前，一位工人坐在小凳子上，专注地修着院内破损的砖块。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把坏砖一点点凿碎，清理干净，丝毫没有损坏相邻的其他砖块。刚开始，阳光还暖洋洋的照在他身上，等清理完毕，旁边建筑的影子已经把他笼罩住了。
修缮古建筑和装修新居不同，经常出现单独修一块砖、一根柱子、一片瓦的情况。“单独修一块比整个重铺贵得多，也麻烦得多。”施工负责人张红宾说。
以“墩接”柱子为例，每根柱子都需要两个工人忙上大半天，“新建一整座房子的木结构也就三五天。”一位工人说。
并且，修缮柱子要“一柱一议”，每根柱子的修缮方案可能都不一样。不仅如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会出现与最初设计时不一样的情况，有些埋进墙里的柱子“露出部分可能只糟朽了三分之一，把墙拆开发现埋在墙里面的部分全糟了，只能整根换掉。”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请专家“会诊”，重新修改方案，再报批，耗时耗力。
11月27日，万寿寺中路的假山前，工人在修理地砖。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在修缮过程中，万寿寺遇到的难题还有许多。
张红宾说，修木结构需要尽量使用相同规格的同种木材，但“受木材砍伐政策影响，特别粗的木材越来越少了。”他提到，万佛楼需要替换一根大梁，那是一根长约8米、直径最小也要0.7米的松木，现在比较难找。“我们问了好几家大型木材厂，都没有合适的。”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抱着撞撞运气的心态去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木材厂，“刚好看见院子里有一根松木（符合要求），还没人订走。那时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木材，就只能等进口国外的木材，或者和设计商量选择其他近似的木材。”
工匠也难找。在万寿寺大修中，参与修缮的大多是老年工匠。新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已白发苍苍。一位65岁的工人说，他已经在工地上干了40多年。“年轻人不愿意干，老技术都在老人身上。”王丹说。
虽然要尽量尊重历史原貌，但万寿寺作为一座博物馆，需要配备必不可少的现代化设备。在过去的3年里，王丹和艺博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这48亩土地的395间房子中辗转腾挪，“光办公区就搬了三次。”库房、办公区、机房和配电箱、洗手间、保安宿舍怎么安排，各种管线如何布置，每个问题都经过了无数次讨论，有些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
正是由于大修会遇到种种难题，多位受访专家都表示，不要过分依赖修缮，古建筑的日常维护更重要。“日常保养好也能延年益寿。”万彩林说，最简单的就是定期清理屋顶的草籽、落叶。“就像咱们人似的，平时多护肤，皱纹就少一点。”
11月24日，万寿寺东路施工现场，替换下来的老木构建被堆放在一起，并标注了来源。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万寿寺的未来
目前，万寿寺已经基本完成了中路和西路的木、瓦、油饰等工种，拆除了这两路上大部分非必要的现代临时建筑，东路尚存的10座建筑的大木工基本完成，后续工种预计明年可以完成。寺内彩画也完成了病害调查。
按规划，北京艺术博物馆会在万寿寺大修结束后重新开馆。届时，万寿寺西路和东路的部分区域有望首次开放，预计开放面积将是原来的2倍-3倍。
“其实不一定等彩画和佛像都修好了才能开馆，也可以开馆后接着修。”王丹认为，游客到博物馆除了看文物，还可以看怎么修文物。观看专业技工修复彩画，并不会给修缮造成影响，没准儿还能成为艺博的一个参观亮点。
对于万寿寺的未来，王丹和艺博团队有很多想法。她拿着一张万寿寺地图，熟悉地指出每座建筑，给新京报记者描述着以后的设想。展板上用记号笔划着圈和箭头，所有设想都已经预先探讨勾画过很多次。
11月24日，艺博馆长王丹（左一）介绍万寿寺未来的规划。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万寿寺的后花园，假山周边的建筑将被改造成共享空间和手工工坊；楼梯窄小、老年人不便上去的万寿阁三楼计划被改造青年论坛；此外，书店、文创店、邮局也在规划内。
在万寿寺西南角有四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子，有单独的门面向运河。在乾隆年间，这里曾经是寿膳房和寿茶坊，也就是为皇家备餐的地方。规划中这里将成为观众休闲区域，“以前是给皇帝提供餐饮服务的地方，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吃了。”王丹笑着说。
近年来，将古建筑改造成博物馆或公共空间的案例在国内外并不少见。始建于乾隆年间的苏州贝氏祖宅被改造成文旅公寓，宽阔的室内空间成为公共空间，古典园林中的借景设计也被用在客房设计中；福建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帝师陈宝琛的故居被修缮并改造成 “名贤文博馆”，用于展示当地名贤人物；在法国巴黎，建于18世纪的巴黎证券交易所被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改造成为全新的当代美术馆。
而王丹本人也有过成功经验。她曾任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主持过大修工作，如今，环境宜人、配套完善的五塔寺已经成了京城一处知名“网红”打卡点。
“修万寿寺的意义在于让这片文物有尊严，真正配得上‘京西小故宫’的名号。”王丹说，“我们还希望把现代人和历史结合在一起，通过看到的、摸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去接触历史。”
在采访中，张红宾提到，在万寿寺此前的修缮史上，乾隆和光绪皇帝都专门刻了石碑进行记载，工匠们也会在木头、砖石、瓦片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把自己“嵌”到万寿寺的历史中去。
而在这次大修中，艺博的工作人员选择用编撰《万寿寺大修实录》的方式来进行记录，记载每一道工序的资料，每位设计、施工等所有人员的贡献，“文章千古事，我们一定要记录好这次大修的全部过程”，王丹说。
11月27日，夕阳下的万寿寺万佛阁。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吴兴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