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出版社／换个角度看文化
4月25日，抵达上海仅17天的李鸿章便受命接替薛焕署理江苏巡抚。这背后自然少不了曾国藩及整个湘军集团的助推。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便上书指责薛焕“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童任”，全力奏保李鸿章，并许诺“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将湘军援沪和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一事牢牢的捆绑在一起。
但此时的满清中枢已不复肃顺主政时对湘军集团那般友好，李鸿章虽然署理江苏巡抚，但薛焕却没有离开上海，而是继续以钦差大臣的身体与英法交涉“办理洋务”。李鸿章虽然依照曾国藩的安排，入主上海之后第一时间便逮捕了侨居于租界之中的何桂清，将其押送至北京受审。但出乎力主湘军援沪的吴煦、杨坊等人意料之外的是，李鸿章整肃上海官场的第一刀不仅没有落在薛焕的头上，反而指向了他们这些苏南士绅。
李鸿章的选择表面上来看，有“不分敌我、过河拆桥”之嫌。但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考量却可谓是其主政上海的无二选择。李鸿章虽名为江苏巡抚，但真正能控制的地域不过上海一隅，要壮大所部淮勇，钱粮、兵源、武器皆需仰仗苏南士绅和西方列强的接济。而这两股势力在此前一系列抵御太平军进犯的战斗中早已沆瀣一气。唯有对苏南士绅施以重压，斩断其与西方列强的联系，夺取“常胜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才能真正把持上海的财、政、军权。
与之相比，薛焕让出江苏巡抚之位，在政治上对李鸿章已不再构成威胁，相反满清中枢任命其主持上海“洋务”，足见其在恭亲王奕訢心中仍有其价值和地位。而事实上扳倒吴煦一事，曾国藩也早在李鸿章援沪之前便有所布署，据湘军幕僚薛福成的笔记，曾国藩曾在李鸿章前往上海前便秘授机宜：“不去（吴）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因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之后，首先便“疏劾道府数人，去（吴）煦羽翼”；接着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与吴煦“明定章程”，上海海关的相关事务虽然仍由吴煦经理，但厘捐总局却由自己的幕僚薛书常管理。
01. “厘捐”的收费证明——护票
Li juan de shou fei zheng ming——hu piao
所谓“厘捐”，其实是满清帝国为镇压太平天国所开征的特别税。起初只针对商业流通领域，税率也仅为1%。由于1%在当时写作一厘，因此被称为“厘金”。
“厘捐”最早开征于1853年的扬州地区，江北大营为了筹措围攻“天京”的军费，满清
政府决定除了在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的基础上征收的土地税“亩捐”之外，再对米行商贾以“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助饷”的方式推行捐厘之法。而随着战火的蔓延，“厘捐”制度也逐渐在各地推广开来，至
1862年除了云南和黑龙江之外，厘金制度基本已遍行于全国。被加入捐厘的行业也渐次增多，最终遍及百货。
“厘捐”制度之所以盛行一时，除了由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波及各地，导致“盐引停迟，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因军荒免缓征”，满清政府必须另辟财源、筹措军费之外，更缘于“厘金”由各省官府设立局卡，按各省所定税率征税。征收之后也无需上缴国库，只要向户部按季度上报厘金的收支情况即可。因此各省督抚、大小军头对“厘捐”制度趋之若鹜。曾国藩的湘军一路发展壮大更全赖“大设局卡，广征厘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便由广州北移上海，一时出现了“江浙孑遗，无不趋上海，洋泾浜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居民不下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的局面。除了生丝、茶叶、鸦片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关税之外，“厘捐”收入也颇为可观。曾国藩在决策援沪之时，便曾表示“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因此李鸿章入主上海之后，第一要务便是接管厘捐总局。
当然此时的李鸿章虽然着手收紧对上海财政大权的控制，但仍不愿意过度刺激吴煦、杨坊等人，毕竟太平军虽在王家寺遭遇小挫，但依旧控制七宝、南汇、嘉定、南翔、罗店、青浦等上海外线据点。李鸿章麾下淮勇除了程学启、张遇春所部之外，其余均为地方团练，缺乏训练之外更兼鞍马劳顿，一时难以投入战斗。因此要打破上海被围的局面，李鸿章仍必须仰仗英法联军和“常胜军”，而这两方面李鸿章均需要吴煦、杨坊等苏南士绅的协助。而吴煦、杨坊此时也急于向李鸿章展示力量。淮勇前锋抵达上海后的第10天，“常胜军”便在英法联军的支援下收复七宝、南汇两地。此后“常胜军”更再接再厉，攻陷南翔、嘉定、青浦等地。一时间似乎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常胜军”的表现令李鸿章对湘军注重白刃近战、摒弃西洋枪炮的理念产生了怀疑。4月30日他写信给曾国藩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而长期以来湘军虽然也注重火器，但每营火力仅小枪百杆。每四人一杆的抬枪二十四杆。所谓“小枪”指的是国产的前膛火绳枪，李鸿章对这样的火力配备早有微词，早在淮勇招募之初，他便曾在写给部将潘鼎新的信中抱怨说：“所虑楚军不用长杆火枪，专用抬炮小枪，轻重大小，毫不参差”。
而在见识过“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的战斗队列之后，李鸿章更认识到“小枪射远不过数十步，而洋枪可达两百步”的性能差异。因此在前方战事如火如荼展开的同时，李鸿章也加强与在沪的英法联军高层人士的沟通交往，在设法采购西洋枪炮的同时，聘请西方军事顾问以教习的身份加入淮勇各营。
02. 抵达上海前，淮军大量装备着落后的抬枪和小枪
Di da shang hai qian，huai jun da liang zhuang bei zhe luo hou de tai qiang he xiao qiang
李鸿章深知西方列强向来轻视空谈、看重实效。如果自己麾下的淮勇不能在战场上证明其价值，自己早晚会成为薛焕第二。因此5月16日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等5营淮勇正式参战，配合“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猛扑太平军据守的南桥、拓林一线，一举收复了奉贤县城。淮勇初战告捷，令李鸿章颇为欣喜。写信向曾国藩吹嘘说：“鸿章到沪，修营浚濠，兵勇无吸烟扰掠，佥谓大帅军容为苏省用兵以来所未见。鸿章惟照此做去，稳扎稳打，拟翻刻营制营规，遍给沪军。翻刻劝戒浅语，遍给属吏。翻刻爱民歌解散歌，遍贴各城乡，以晓谕军民与贼中之百姓。此即是不才新政。能为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则幸甚矣”。虽然名义上将功劳归于曾国藩此前制定的湘军营规，但文字之中仍可见其志得意满之色。
连番胜利令李鸿章认定围攻上海的太平军已是强弩之末，师老兵疲之际唯有撤回苏州休整一途，因此早在调动淮勇参战的同时，李鸿章便名知府李庆琛率周士濂、王国安、梁安邦等部5000余人，自水路在太仓一线登陆奔袭太平军的后方。李庆琛其人在各类史料中均无记传，但在清末明初的学者徐珂记录掌故遗闻的《清稗类钞》中却有过如下的描述：“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李文忠（李鸿章）公意气甚盛，不受薛（焕）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焕）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似乎奔袭太仓的军事行动出自薛焕的授意。
无论李庆琛奔袭太仓的军事行动由何人指挥，但其所部主要为淮勇抵达上海前的本地驻军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周士濂的“云字营”来自云南，梁安邦的“虎字营”则为驻沪川勇。这些人马均非李鸿章的嫡系。而满清政府军出现在太仓一线，也极大的影响了太平军的战略布署。李秀成事后回忆说：“巡抚李鸿章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上海正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指英法联军及西方雇佣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
1862 年）
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大，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
李秀成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太仓，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上海前线进展不顺，出现所谓“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嘉定青浦到省（指苏州）一百馀里，其攻城尔外无救五六时辰，其定成功也。其炮利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他，打平城他，洋枪炮连响，一踊直入，是以我救不及。接到惊报，当即启兵，救之不及，失去二城”。另一方面则是高估了李庆琛所部的实力，认为“鬼兵已至太仓开仗，我亦到来，外有清兵万馀众，鬼兵
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来大小营寨一百馀座，城城俱有鬼兵守把”。李庆琛在上海盘踞多年，军中可能也有一些西方雇佣军，但绝不至于有数千之众。更没有建立与上海之间的陆路联系。
5月17日李秀成率部抵达太仓，与李庆琛会战于太仓城东的板桥一线。太平军初战失利，双方各伤亡了千余人马。但李秀成此时背靠苏州、太仓两座据点，可以迅速补充战损。次日再战之时，李庆琛所部便呈现后续无力的态势，李秀成趁势攻破其营垒。李庆琛及其麾下周士濂、王国安、梁安邦等人战死于乱军之中，仅有参将姜德率200余人冲出重围，逃往宝山，可谓全军覆没。
板桥之役在上海外围一系列攻防战中可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合围歼灭战，有些学者认为李庆琛、周士濂等部都是经过战斗锻炼、有一定作战经验的老兵，此番全军覆没，对清军而言损失惨重。何况按照李秀成的回忆，这支清兵还可能混杂有大批私募的洋人，装备诸多西式枪炮。李秀成曾吹嘘说“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但从长远来看，李庆琛所部的覆灭对李鸿章而言有益无损。一方面薛焕主政上海之时，调拨、招募了大批各地清军和民团，合计有三万余众。但薛焕仍感不敷，在1861年冬，还派副将滕嗣林回湖南招募。如此臃肿庞大的军队势必造成巨额的军费开支，挤占李鸿章扩充淮勇的军费。因此李庆琛所部覆灭于太仓，对李鸿章而言未必不是一件上海守军自我瘦身的好事。
03. 板桥之战中缴获大量洋枪洋炮的李秀成所部
Ban qiao zhi zhan zhong jiao huo da liang yang qiang yang pao de li xiu cheng suo bu
另一方面，李庆琛所部可能薛焕主政上海时所打造的王牌部队，其覆灭之后。薛焕在上海政坛的地位更趋边缘化。《清稗类钞》曾这样描述太仓之役后，薛焕和李鸿章的关系：“当警报之四至也，薛（焕）乞援于文忠（李鸿章）。文忠报以奉旨保城，不与战事。寇既大集，亦登陴固守，寇遂漠然视之。已而薛内召，文忠兼代其任”。这里所谓的薛焕“内召”，指的是薛焕于1862年6月上疏满清中枢，提出“洋务交涉地方，总宜总督兼任，徒假虚名无益”。最终被调入京都，作他的礼部左侍郎去了。李鸿章最终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要职的实权人物或许正是源于板桥之役的巨大损失。不过此时大权独揽，对李鸿章而言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统率得胜之师的李秀成已经再度打到了上海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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