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车站见到从上海出差回来的王建老师时，他正蹲在出站口的铁栅栏边上颤栗不止，就像是误服了不法分子装在冰红茶瓶子里的迷药。
我赶紧过去扶住他然后问他怎么了，他泪眼婆娑地回答我说，他在上海的相亲角看到了爱情死去的模样。
我知道王建老师一生走南闯北，从未在爱情这方面吃过什么亏。
他从二十年前便开始在我们这里的婚介所寻觅对象，这些年来，他谈过情窦初开的幼师，也谈过冷若冰霜的女性企业家，就连隔壁学校的教务主任也跟他有一段花前月下的往事。
据说当他跨进婚介所的大门，连门口摆放的月老塑像都要为之颤抖。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王建老师将他手里的尿素袋子递给我，然后示意我赶紧开车把他送到三桥那边的复印店。
“上海是一座大都市，”上车之后，王建老师盯着手里的佛珠讲道，“太大了，大到足以令我迷失方向，那些栉比鳞次的大厦会击穿人类的灵魂，而奔流的车潮则会带走所有异乡人梦中的故乡。”
“廿八次。”他操着上海本地口音。
他说，“那天下午，我进行了二十八次相亲，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太阳落山，往日不再，在那里，爱情的确是死了。”
王建老师缩在在副驾对我坦白，他在上海弄完模范公开课之后就直奔人民公园相亲角，他抵达的时候正是下午六点——他向来喜欢在陌生城市的相亲角探寻希望，因为这是他的道。
“我第一个目标是一位喜欢文学的女孩，你是知道我的，我希望我们能在月下吟诗，然后共同探讨巴别尔的红色幽默……”
他说，已然西斜的太阳将残存的光亮通通泼洒在那张相亲广告上，打印在A4纸上的“文学”俩字金光灿灿令他心动不已，于是他自告奋勇开始跟媒婆攀谈起来。
“我说我是语文老师，在四川的一个县级市教书育人，喜欢听昆曲与电子乐，对波特莱尔与加缪的著作情有独钟，这段时间正在钻研罗马史，主要聚焦在四帝共治时期的哲学发展上面。”
据说他对媒婆掏心掏肺，用语言的魅力展现出了自己全部的才华，但那位阿姨只提了一嘴户口的问题，就让他在万般恼怒中悻悻而归。
王建老师顺手拿了我一根和天下，然后给我科普了一手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近况，“实际上，那里跟其他地方的相亲角完全不一样……那里是修罗的战场。”
“成百上千的简历被媒人或亲属用铁丝悬挂在路边，宛如随风飘扬的法国国旗。不过这粗粝的手法却依然掩盖不住那优渥的条件与深邃的需求。人均大学毕业，人均本地户口，人均出厂自带一套房，是真正的人中龙凤……”
“我一个大专毕业住教职工公寓的人走在这白色丛林里，简直就像是北京猿人逛北京。”
王建老师表示，在那个下午，他试过以往所有那些惯用的手法，包括讲他当年与歹徒奋勇搏斗的故事，孤身一人去大理看洱海的历程，或是干脆现场替未曾谋面的女方写诗。
“不管用，根本不管用，”他说，“年入50个W是基本要求，就连写诗也要求文学硕士文凭。国内毕业的还不行，最次也得是英国回来的，你如果是在澳大利亚混的学历，那跟我的境遇基本没有差别。”
“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如此高端的相亲角。”
他对我讲道，“当我第八次通过电话连线，试图用我的悟力与感性打动女方，却被一句年收入多少呛得哑口无言时，我终于知道我走错了地方，就像一滴泪掉进去沙漠。”
王建老师说完便从尿酸口袋里抓出一束枯萎多时的玫瑰花，然后递给我说：“我曾以为这一束花至少能够吸引一个学园艺的女士……现在你就拿去泡水喝吧。”
“后来我问了上海的一位朋友怎么会这样，他说我是在寻找爱情的路上，误入了上海最大的名利场。”
“他说，人民公园没有爱情。”
王建老师此时拿烟的手微微颤抖，蜿蜒的烟雾将他疲惫的双眼晕染成了一团深不见底的旋涡。
“所以你这次决定放弃爱情了吗？”即将抵达目的地时，我忍不住问了一下。
“不，”他说，“有些事，做了就回不去了。”
他关车门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响亮，几乎淹没了他下车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等我去复印店办理几本房产证，我要再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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