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
题记：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武汉的区街经济是作为武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逐渐成为正规军、主力军，成为武汉经济的四梁八柱。区街经济的故事，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故事，是武汉这座老工业城市释放潜力、焕发青春、彰显魅力的故事。
01 早期区街（乡）企业与亿元街历史链接
城区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城市改革寓含着城区改革。……1985年12月，市政府召开为期二天的城市工作会议，研究逐步完善城区区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规划管理体制、下放城市维护建设管理权限、充实加强城市管理队伍、城区按街成立工商管理所等问题。1987年，市委、市政府制定《关于深化城区改革的若干意见》肯定前两年城区向内使劲，广泛开展全方位服务，不断深化城区改革的新路子；同时针对城市管理还没有理顺，市里管得过多，城区活力不足，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城区功能发挥的状况，提出进一步明确城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区改革等8项意见。……
在计划经济年代，财政管理体制高度集中，城区不是一级财政，街道的一切开支全靠上级拨付，缺乏实力和活力。在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发展街道和居委会经济实力。从1993年起，开展“双创”活动（创“小巨人企业”、创“亿元街道”），把发展区街经济视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
汪海粟说[2]：
1977年初我由黄兴路中学调动到江岸区计委工作，1979年10月因考入大学离开。联系我在该单位近三年的工作经历，大概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
改革之初武汉市的经济结构当中，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区街工业占有重要比例。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1977年初，江岸区的区街经济中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几乎占到了80%以上。由于工作需要，几乎每天都要到街道和企业进行调研，前后走访过的区街企业达170多家，三年换了三辆自行车。
江岸区
我认为区街集体企业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城市先后实施了生产资料的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经济制度，私人资本归于消亡。这段时期，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老百姓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全民所有制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有限性，导致了人们不得不寻求另外一种方式就业。江岸区的区街集体企业大多是公私合营和生产自救的产物，而且以后者为主。许多集体企业的创业者基于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压力，在区街特定历史时期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通常是凭借老城区的过道、天井、或创业者的住宅，生产手工劳动密集的轻工产品，形成了早期区街企业。这些企业经历了艰苦的创业过程，比如几个老太婆走到一起糊纸盒子，无日无夜的劳动，残酷的剥削自己，在沉淀了一些集体资产之后，就开始寻求以扩大规模和调整产品类型为主要内容的转型。在70年代末，有些区街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例如二七街的江岸水泵厂、车站街的汽车连杆厂、四维街的半导体元件厂已成为江岸区的重点企业，在武汉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中小集体企业中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使用的设备、产品的质量和生产的规模都可圈可点。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资源配置、工资福利以及对社会需求响应的机制上还是有明显差异的。集体企业生产所需资源难以保障，工资福利制度性抵御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受隐形市场调节的程度要高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时的区街集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潜在的、隐形的市场经济调整的对象，是该类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关键元素。也就是说，虽然学术界很少有人确认当时就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就有市场经济的机制，但市场经济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至少货币还在、交易还在，国有经济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还需要通过等价交换实现各自利益。我认为，1949年至1978年期间，中国尝试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但并未消灭市场，并未消灭交换，区街集体所有制企业正是通过不完全计划经济的市场残余获取了存在和发展机制和条件。
当时的区街经济的发展与区街政府，尤其是区一级政府管理和协调以集体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高度相关。我认为1977年到1979年，江岸区的区街企业和江岸区政府的关系可以用打引号的小政府、大市场来归纳。
●第一，全区的区街经济其实就是区计经委一个部门来协调，这个部门很小，工作人员不到30个人，但是其协调的经济总量很大，除了区工业局和手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外，还包括十多条街道的数以百计的区街集体企业，该部门的效率和功能是值得肯定的。
● 第二，当时工作人员的干劲和他们对企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江岸区计经委张奋主任是抗战期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每天上班都比别人来得早，下班都比别人走得晚，经常去企业调研，对这些企业感情很深。计经委只有一部车，他经常是骑自行车去看企业、做调研，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他的身上可见一斑。
● 第三，我们看集体经济，看区街企业，经常会把它跟落后的生产力关联在一起，跟拾遗补缺、加工配套联系在一起。对于区街企业在改革开放早期所进行的创新活动，鲜有文献提到。我认为，即使在隐形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区街集体企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依然有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创新。
这里有两个案例，一是一元街有一家生产电机的企业，看到长江武汉段有时候会有一些沙滩冒起来，给行船带来风险，就想办法开发了一个由水流推动的航标灯，还在相关航道做过实验。二是江岸橡胶厂，听说日本生产的旅行客车上使用了橡胶弹簧，他们自主开发出来有较强抗压能力橡胶气囊弹簧，并装在汽车上进行了实验。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改革初期在经济转型的条件下，武汉的区街工业已然出现了创新的冲动，有了创新的实践，他们的创新活动需要再认识。另外，当时区街工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区街集体企业以家庭妇女和手工业匠人为主，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属于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不高。1968年以后，随着一部分留城青年的介入，很多区街企业完成了从旧企业向新企业、老产品向新产品的转变。
这三年的区街工作经历，让我了解了中国的基层经济，认知了区街集体企业的历史变迁，并为当时政府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所感动，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割离的关系。1985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市社联通讯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关于武汉区街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进入80年代，区街工业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武汉市政府把区街企业当中质量比较好、规模比较大的收归到当时市属的工业局。我想这种调整是基于做大做强当时的某些优势产业,比如汽车工业，70年代末武汉市在同类城市中具有比较优势，当时可以批量生产212吉普和130轻型车，这两种汽车无论就生产规模而言，还是就技术水平而言，我认为在国内是走在前头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时广州的经济总量和工业水平远不如武汉。原因之一就是武汉区街的汽车配套企业在配套关键零部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发展汽车工业，让配套集体企业得到更多的资源，能够跟其他的小型国有企业享有类似待遇，就实施了上收企业的调整。实践证明这个搞法是不太成功的。这种行政性的调整，未必符合经济规律。另外，即便把这些企业收上去了，当时的市属各工业局未必有资源、有能力盘活他们。这些企业一旦收上去以后就有一个预期，就是你要给我更多的资源，更好的体制，更高的待遇，那种适应市场自我发展的动力消失了，自组织和自约束的机制可能就淡化了。[3]
尹维真[4]认为：
区里面原来本身没有什么经济职能，主要是把一些人组织起来搞点小商品，搞一点街办工厂，改善部分居民家庭生活困难，就整个市域经济来讲只是拾遗补缺，微不足道。在经济发展上完全没有重点，更谈不上发展战略。它的主要职能是重点维护社会稳定、搞好城市管理。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区街经济基本上是不重视的，强调区里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职能是后来的事，真正重视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市委专门发了一个文，就是30条，里面强调要求各个区里搞开发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1997年学上海，一方面是把一些企业进行了下放，另一方面就是加强了三级管理，向区里简政放权，把区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5]
叶金生[6]说：
原来区里经济方面的任务不明显，以街道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压力，大部分都是街道组织的五七厂组演变过来的，经济能力非常薄弱。城区的主要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搞好社会治安，办好学校等。我是92年到江岸区去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整个区委只有一部电话，就放在办公室中间，有时候市委组织部打电话过来，讲到干部问题时,我们什么都不能说，因为大家都听着，不好讲，说明区里很穷没有什么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赵市长说，你总要支持我们一下吧。他当时给了两个礼物，一个是给了50台出租车的指标，我交给了区政府办公室的姚长安，要他去运作，结果他说没钱也没运作，最后指标给谁了我也不清楚。第二个是给了1000亩地，我们在那里建了后湖万隆民营经济试验区，就是现在的兴业路那个地方，当时除了每一个区搞一个开发区以外，这算是额外支持的一块。区里要开人代会，每年财政要平衡，平衡不了我们就找市财政去要一点，把账做平了，只有数字平衡了，我们在区里两会上才可以作一个比较好的报告。我记得刚去的那一年，区里的财政收入就5000多万块钱，还有那么多学校老师都是财政供养的。这种情况下区里要发展经济，你必须要有新的考虑，要开辟新的思路，所以当时我们找了一些专家来探讨搞社区经济的问题。当时江岸区这个方面的资源还是蛮厚实的，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都还比较多。那个时候的商业网点不发达，政府为了开辟一些新的商业网点，财政局还专门设了一块小额贷款来支持网点的发展，包括城市里搞开发，开发商开发房地产的时候，就用征收网点费的办法来发展商业。江岸区当时的社会资源比较多，但是由于条块的分割没有充分地用起来，我们反复地思考研究以后，就提出要实行社区法人所有制和民营经济相结合的这一种混合经济来发展区里的经济，我们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就这样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当时统一这个思想是蛮难的，很多人认识不到，区计委的一个副主任兼统计局的局长，他专门来跟我说，我要跟你辩论一下，你这个东西我们搞不懂，后来跟他反复交流以后，他才认同这就是“借船出海”的意思。[7]
历史链接
1992——1997年区委区政府提出建立社区法人所有制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社区经济发展新思路，率先在武汉城区进行理顺企业产权、重塑企业组织制度、探索公有民营等多种经营形式、实施分税制调动区街（乡）聚财积极性、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推进推进农业产业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培植和建设一批区域性、特色化和规模大的商业批发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民营经济、推进企业产权流动重组和优化资源配置、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等10项综合配套改革，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区经济的发展。[8]
叶金生说：
我们把社区的资源组织起来发展经济，从发展的过程当中让大家来分享发展的成果，思想统一以后大家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接着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每一个街道、每一个乡建立台账，原来是没有台账的，也就是说，你当年的发展我们要确立一个发展目标、一个增长速度，我记得是每年增长7%，超过7%的部分自己留下来，区里不要，这样一来积极性都起来了。台账的考核是很实在的，那不是凭你报的，你的社区经济做了哪一些、在你辖区里有哪一些资源、开了哪一些门店、办的哪一些实体、经营了一些什么东西税收有多少，都有具体的要求，非常明确。这个一弄了以后，亿元街就出来了，武汉市第一个亿元街是大智街，首先是从江岸区产生的。
江岸区大智街
硚当时口区的区委书记闵布俊[9]也搞了，他们做规划说全区要在三年实现亿元街，有人说闵布俊三年以后你就退休了，你要亿元街还有什么用，他说那就两年全部实现亿元街[10]。亿元街最先是江岸搞起来的，有大智街、上海街，当时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积极性很高，所以市里也在全市创亿元街。1993年我们在提出实行社区经济的同时，我们还申请了国家科技部社会司搞的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区，江岸区是他们的试点，当时国务院有20几个部委到江岸区来帮助我们搞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的发展不能影响以后的发展，现在的人不能够吃子孙后代的饭。这一下就把江岸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两个积极性的调动是比较好的，几十年前我们就搞可持续发展，强调当代的人不能够吃子孙后代的饭，要保护环境，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系数，提高我们发展的质量，在历史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搞了五年以后，那个时候江岸区在城区里面的经济应该是排在第一的，到我离开的时候，财政收入大概有2.5个亿，翻了将近5倍。后来我受到这个启发，写了一本书叫《社区经济论》，社区经济论最核心的就是社区法人所有制，相当于现在叫混合经济，是一种和民营经济相结合的新的形态，理论上有很多的突破，包括打破行政关系的束缚，打破块块的壁垒，也有蛮多具体的措施。当时新闻界、理论界，媒体都高度关注这一块，转载了我的很多文章，这本书还得了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11]
杨卫东[12]说：
关于区街经济，过去主要是一个集体经济，是为了解决就业，是作为整个市域经济当中的一个必要的补充，也是一个很小的补充，因为区街经济的体量很小，当时我们靠的是国有经济，规模大一点的企业都在市里，大的集体经济也在市里。另外，武汉市的区街经济还应该包括乡镇经济，洪山区是1986年才从郊区调整为城区的，调整之后，乡镇体制在很长的时期仍占主体。而原汉阳县、武昌县、新洲县、黄陂县则是于1992年、1995年、1998年才逐步撤销县级体制设立城区建制的。事实上，武汉的许多老城区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留着乡镇体制，如江岸区、硚口区、汉阳区等等都有较大幅员的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的武汉区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是乡镇企业。[13]
武汉亚美蝶阀厂
湖北团结绿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李传德[14]说：
我1990年4月到和平乡。就乡镇企业的发展而言，和平乡可以说当时是创造了一个辉煌，在湖北的乡镇企业中独占鳌头，是全省乡镇企业第一名，中国目前为止只搞了两次全国最佳乡镇评选（90年和95年），被和平乡连续两届斩获。在中国只有三个乡镇获此殊荣，一个是上海闵行的马桥镇，一个是广东省顺德的容奇镇，第三个就是我们和平乡，当时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92年我是区委常委兼和平乡的党委书记，95年是洪山区委副书记兼和平乡的党委书记。可见当时无论是洪山区委还是武汉市委对和平乡都是很看重的，对和平乡的干部都是非常看重的。现在回顾起来，和平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三部曲，第一步叫“老乡找老公”，公司的“公”，走配套型的路子，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老乡找老九”，走科技型的路子。第三步就是“老乡找老外”，走外向型的路子，就是这三部曲。
● 和平乡创办发展之初，横跨青山和武昌两个城区，跟洪山区的本部街道口相去还比较远，但是跟青山和武昌离得很近，青山是一个重化工业基地，国有的大中型企业非常集中，武钢就基本上在和平乡的包围之中。当时武钢的第一任老总叫黄墨滨[15]，第二任老总是刘淇[16]，我跟他们关系相处得非常好，当时武钢最头疼的就是武钢周边和平乡的城中村，租赁出去的房子，铺天盖地的都是废品收购站，所谓办证了的废品收购站有370多家，那些暂住人口在武钢捡铁、偷铁，偷了以后就在这些废品收购站来销脏，闹得武钢非常头疼。于是我就找到了黄墨滨黄总，我说我到和平乡来报道，你要我做什么事？他说免谈，你跟我把废品收购站管住再来找我。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决心，当时投资了400万，搞了一个大洲废品收购大市场，然后主动提出来请武钢的公安局和洪山的公安局共同管理，请青山的工商局和洪山的工商局共同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有疏、有堵，公开的、正当的方式，严密监管，只能到这个唯一的废品市场来交易，把背后暗箱操作的、不规范的370多家全部进行了关闭。我记得，当时公安部的部长叫陶驷驹，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以公安部的名义在和平乡召开了一个和平乡如何打好国有资产保卫战的现场会，在全国的震动很大。黄墨滨老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找我，说小李你办得很好，有什么要求跟我说。90年前后武钢就派工程师过来，和平乡依靠武钢的原料、武钢的技术，自己来生产，生产好了武钢再来回收它的产品，这样就续办、扩建和新建了一批乡镇企业，这是和平乡乡镇企业最原始的道路，我把它概括就是“老乡找老公”走配套型的路子。当时新建和扩建的包装厂、镀锌管厂、铸造厂、锻压厂，全部是跟武钢配套的，而且质量全部在武钢的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之下生产的，销路不愁，和平乡乡镇企业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完成的。90年的时候全省没有300万以上税收的乡镇，和平乡的税收突破了1100万，当时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国家给和平乡颁发的第一批“亿元乡” 的证书，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是乡镇企业的第一步。
●完成资本积累以后我们就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老乡找老九”走科技型的路子。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已经能够同台竞争，但是乡镇企业机制活，规模却很小，产品的质量很差，技术的含量很低，就是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多于优势。当时普遍存在设备因陋就简，产品拾遗补缺，厂房小打小闹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就想到必须走科技型的路子。
我举几个例子，当时华工的校长叫杨叔子[17]，我知道中国的激光技术在华工，华工在激光方面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我跟杨叔子当时都是属于湖北地区的先进模范人物，我就找到了杨叔子校长，要他支持我，他说支持你干什么呢？我说我看中了你华工激光研究室的三个人，领头的叫陈海斌，我和平乡赞助50万给华工作为人才基金，90年的5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你把陈海斌这三个人的人事关系放到洪山区人事局来，放到我和平乡来，我要创办乡镇企业。当时杨叔子校长思想非常解放，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就同意了。陈海斌等三人过来后在和平乡的团结村就办了一个团结激光厂，生产激光的手术刀和理疗器，现在东湖开发区的团结激光就是从这里来的。我印象十分深刻，当时钱运录在武汉市当书记，他看了这个激光设备以后说，过去武汉市的乡镇企业听得看不得，我今天一看不光是听得，而且是确实看得，非常高兴。
第二个就是国营武汉阀门厂的故事，武汉阀门厂的厂长叫李锦华，他带了一个团队在美国去搞了半年，学习美国的蝶阀技术，这期间他犯了点小错误，回国后受了处分。当时的武汉阀门厂就在和平乡一个村庄旁边，人也比较熟，我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急忙把李锦华请到和平乡，我要他到和平乡来办乡镇企业，待遇不比国营差，他出技术我来投资，跟他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样就创办了武汉亚美蝶阀厂，90年代桑塔纳是最好的轿车，当时生产一个阀门就跟桑塔纳轿车的价钱一样，李锦华和他的团队一共五个人安下心来后，我就选了一排中专生，后来还聘请了大学生跟着李锦华团队学技术，和平乡的阀门那时完全打垮了国营武汉阀门厂，我授予了李锦华很多荣誉，他很有存在感，很有荣誉感，这也显示了乡镇企业强劲的竞争力，这是和平乡走的第二步。
●到了95年前后，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武汉是一个内陆城市，我们乡镇企业能够走好远呢？我们想了第三步棋，就是“老乡找老外”，走外向型的道路，我们相继搞了很多中外合资。和平乡的好处是，第一有很灵活的机制，乡镇企业没有禁锢；第二和平乡是城中乡，有很多土地；第三我还是有一批技术管理人才。这样我们搞了雕花门、减缩剂，都是中外合资产品，搞得非常好。
和平乡的乡镇企业发展大概走了这三部曲。
记得当时在全省的乡镇企业大会上，我每年都要发言，因为和平乡是独占鳌头的楚天第一。有一年在仙桃开会发言，我提出了一个“三头”的想法，叫产品抓拳头，规模抓块头，管理抓人头。产品抓拳头就是要拿出过硬的产品，跟外资企业、国营企业同台竞争，让人刮目相看。第二句话规模抓块头，我在政协工作的时候，一次去南京参加一个会，碰到了缪合林[18]，缪合林说我对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那一次发言讲满天星不如一论明月，你90年代提出来乡镇企业要有一定的规模。我们和平乡当时成立了八大集团公司，而且八大集团公司都成立了党委，这在武汉市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记得市委组织部当时说，村里成立什么党委呢？我说一个村里企业发展了，它不仅有本地的职工，还有外来的职工，每一个企业都有十个、二十个党员，都要建立党支部，一个村有十个企业、二十个企业，就会有十个、二十个支部，没有党委是不行的。后来市委认为我们说的有道理，在市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八个村一级的党委，这在武汉市的历史上绝对是第一次。第三句话就是管理抓人头，我当时提出乡镇企业必须“死去活来”，“死”就是内部的管理要死，只有“死”管理才能够出质量，才能够降成本，才能够有效益，质量是“死”管理管出来的，这个要一丝不苟。，外部的销售要活，当时提出“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方百计”， 要与销售业绩奖金挂钩。省委分管的副书记回良玉在大会总结的时候，充分肯定了我的这些观点，会后《湖北日报》也原汁原味进行了报道。
我认为，和平乡能快速发展，首先是党的政策好，是春风化雨、春暖花开，它鼓励你搞亿元项目，鼓励你发家致富，支持你办乡镇企业。其次是省委市委、省政府、市政府都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记得95年有一次宝江市长[19]把6个中心城区一把手区长和分管副区长搞到和平乡开了一个现场会，不谈和平乡乡镇企业搞得好，工业很发达，就讲商业，比一比哪个中心城区的商业有和平乡搞得好。当时和平乡有哪些商业呢？第一我有一个和平家庭大世界，叫傢俱城，当时是武汉市最大的，大概有15万平方的营业面积。第二有一个大洲商城，在进入青山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主楼有18层，当时是整个青山地区的最高建筑，有卖场、酒楼还有住宿。。第三有一个平价市场，是徐东村和武汉中商合办的综合商业大楼，各占50%的股份，这个平价市场就是徐东平价，一直到现在还在。第四在徐东大街上，有一个东方红陶瓷市场，搞一些家装材料的销售，这个陶瓷市场水平很高。第五是三角路村和当时武商合资，各占50%的股份搞了一个大的合作项目。
1996年6月4-6日，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和平乡召开，贾志杰、蒋祝平、杨永良、钱运录、王生铁五位书记率领省四大家领导以及各地市州党政一把手、省委省政府各部门一把手和全省乡镇企业十强县、十强乡、十强村、十强企业的代表悉数参加，总结推广和平乡的经验。到目前为止，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会议在一个乡承办，在我省是唯一的一例。
乡镇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说到底是一个人才工程，乡镇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在和平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采取了一些激励政策的，一是设了一个孔雀奖，比方说对像陈海斌，李锦华这样的技术人员，我当时就根据产品的开发和产生的利税每年评选，以利税的3%作为奖金给予奖励，他们都是孔雀奖的得主，那个时候影响很大。二是结合销售收入来划定销售支出，按销售额的1%或者2%搞比例包干制，根据不同的产品进行不同比例的结算，超过不补，节约归己。三是对集体这一块也有奖励，每一百万的税收奖给你这个单位5%，这一笔奖励费你可以添置办公室，购买小汽车，搞基本办公建设。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种的积极性[20]。
编撰人：筱铧
[1] 许金华主编《武汉改革志》562-563页，武汉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汪海粟，1954年11月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产业经济博士生导师。
[3]汪海粟于2019年5月28日口述。以下汪海粟口述均为是日。
[4] 尹维真，1955年12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97年1月-2000年1月任洪山区区长、2000年1月-2002年8月任江汉区区长，2002年8月-2004年4月任硚口区区委书记，以后历任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5]尹维真于2018年8月13日口述。以下尹维真口述均为是日。
[6] 叶金生，1947年2月生，湖北武汉人。1992年8月-1997年8月任江岸区区委书记，以后历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武汉市政协主席。
[7] 叶金生于2018年6月14日口述，以下叶金生口述均为是日。
[8]许金华主编《武汉改革志》564页
[9]闵布俊时任硚口区区委书记。
[10] “1994年，硚口区创亿元街6个”见许金华主编《武汉改革志》563页
[11] 叶金生于2018年6月14日口述
[12] 杨卫东1954年11月29日出生，湖北武汉人。1991年2月任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1994年6月任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2007年任江汉大学校长。
[13] 杨卫东于2019年6月口述。以下杨卫东口述均为是日。
[14] 李传德，1956年出生，1990年任洪山区和平乡党委书记，1995年任洪山区委副书记兼和平乡党委书记，1997年任江夏区区长，2000年任江夏区委书记，2004年任硚口区区委书记，2007年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15] 黄墨滨，出生1922年6月，湖南华容县人，1981年8月-1993年8月历任武汉钢铁公司经理、经理兼党委书记、党委书记。
[16] 刘淇，出生1942年11月江苏武进人，1990-1993年武汉钢铁公司经理，1993-1998冶金部部长，1999-2002年北京市市长，2003-201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17] 杨叔子，出生1933年9月，江西九江人，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1997年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
[18] 缪合林，1951年7月出生，湖北鄂州人，1990-1997年任荆门市长、荆门市委书记，以后历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政协主席。
[19] 赵宝江，1941年生，山东烟台人，1986年10月-1997年1月任武汉市市长。
[20] 李传德于2019年5月6日口述。以下李传德口述均为是日。
本文来源：《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实录（二）》，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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