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煤，演戏，这两件事很难扯到一块儿。挖煤是在地下的工作面，演戏是在地面的戏台上；挖煤是在黑暗里进行，演戏一般都有灯光照明；挖煤是实打实凿，来不得半点儿假招子，演戏一招一式都是象征性的，用马鞭子代替跑马就行了。不过，当演员的和挖煤的矿工，似乎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演员在不演戏的情况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往往不声不响，走路连只蚂蚁都踩不死。可他们顶冠一戴，蟒靠一扎，一旦登上戏台，顿时来了精神，叱咤风云，八面威风。矿工也是一样，在不挖煤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沉默的，沉默得像一块块亿万年前形成的煤炭。而当他们操起家伙挖煤的时候，一下子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龙腾虎跃，所向披靡。如果还拿煤作比，一旦干起活儿来，矿工们一扫沉默的样子，像是被点燃的煤炭，瞬间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煤炭的能量，是在长期埋藏的情况下积攒起来的，那么，矿工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若拿这个问题去问那些窑哥们儿，他们会憨憨地笑，笑里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好意思。说嘛，说嘛，不要不好意思！一个哥子不笑了，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睡觉睡出来的呗。他没说是开会开出来的，也没说是吃饭吃出来的，或喝酒喝出来的，说的却是睡觉睡出来的。他说得对吗？当然对了，绝对！矿工的能量，或者说精力，主要是靠睡觉睡出来的。当矿工的除了在井下挖煤，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睡觉。他们的整个时间差不多是五五开，一半用来挖煤，另一半用来睡觉。倘若一个人要当三十年矿工的话，十五年用来背煤，另外十五年呢，按他们的说法，是用来“背床板”。有一个通用的说法叫加油，这个说法，大概是从给燃油发动机加油说起的，比如给汽车加油，给飞机加油等。说着说着，人们说油了嘴，把许多需要鼓劲儿的事物都说成加油。他们为某座城市喊加油，为某个团队喊加油，为某头正配种的公猪喊加油，给某棵树、某盆花也喊加油。当然了，大家喊得最多的是给人加油，张三，加油！李四，加油！王二麻子，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煤矿工人怎么加油呢？不用让别人为他们喊加油，他们通过躺在床上，关上眼睛的门睡觉，不知不觉间就把油加上了。加油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泉眼在补充泉水。头一天干活儿时，把水用干了。睡上一大觉，泉眼里的水就悄悄冒了出来。第二天干活儿时，可以接着往外水。
这样的比方，似乎仍不尽意，因为它强调了睡觉的物质性作用，没有顾及到睡觉的精神性作用。实在说来，矿工睡好了觉，除了可以在体力上补充能量，对矿工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在井下挖煤，凶险很多，每前进一步，都有一个安全问题。虽说挖煤的目的不是为了安全，安全的目的却是为了挖煤，不安全就不能继续挖煤。如果睡不好觉，精神不能高度集中，很容易出问题。无数事实表明，不少人身事故不是出在体力不支上，而是出在精神涣散上。
从这些意义上说，睡觉的作用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在每天的班后会上，跟班的副队长几乎都会讲：下班后都给我老老实实，好好睡觉，不要到处乱跑。乱跑不就是看人家的女人嘛！看女人没啥好处，只会心乱，影响睡觉。我要是发现谁不好好睡觉，小心我把谁的两个蛋子儿挤出来喂狗。
矿上家属委员会的女主任，在召集那些矿工的家属们开会时，把矿工睡觉的重要性提到了更高的高度，几乎排到了决定性的优先位置。她把那些矿工们称为师傅，说师傅们只有睡好了觉，下井挖煤才会有劲。只有多挖煤，才能多挣钱。只有挣钱多了，想买什么都不愁，家庭生活才会幸福。女主任不会忘记把睡觉和安全联系起来说事儿，她说什么最安全，依我看，躺在床上睡觉最安全，是第一安全。只有把第一安全做好了，下井干活儿时心明眼亮干劲儿足，才能确保下一步的安全。师傅们可是各家的顶梁柱，万一顶梁柱顶不住了，安全上出了闪失，家里的天就会塌下来。天一塌，灰飞碗打，鸡飞蛋打，那可就惨了，再哭“我的天哪”就晚了。所以，女主任对那些家属老娘儿们和小娘儿们提出严肃要求，在师傅们睡觉的时候，有鸡的，把鸡圈起来，有羊的，把羊牵走，有孩子的，让孩子到外面去玩，一定要保证睡觉的人不受任何干扰，把觉睡得足足的，足到头发梢那里。女主任还说了一些让矿工的老婆们脸红的话，她说：在某些方面，你们也要节制一些，别跟自家的男人老要老要，饿得跟八辈子没吃饱一样。你们把男人掏空了，师傅们拿什么往煤墙上掏窟窿呢！说到这里，她向那些矿工的老婆们发了一个问：我说的这些，你们能不能做到？老婆们有些害臊，还有些脸红，回答不是很积极，稀稀拉拉，声音也有些低。女主任不满意，说：你们少跟我玩脸红，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你们的心思我懂。我再问一遍，你们的回答要响亮一些。姐妹们，你们能不能做到？姐妹们的回答是，能———做———到！这一次回答得响亮多了。回答之后，她们就笑了，都想到了自家的男人。
白燕春的男人上的是夜班，按规定，应该是半夜十二点接班，第二天早上八点交班。可是，她男人马阳子每天夜里都是不到十一点就出门去了，直到第二天将近十点才能回到家。这样算下来，两头挂橛儿，马阳子在外面的时间比十一个钟头还长。说是八小时的工作制，不过说起来好听而已，只有傻婆娘，才会抠着那个“八”字计算男人工作的时间。白燕春不傻，她给马阳子两头都打了富余。马阳子该出门了，她一点儿都不拖马阳子的后腿。马阳子有时不能按时回家，她表现得也不是很着急，再等一会儿就是了。这天早上，她给马阳子做的早饭里，熬了一锅小米粥，馏了三个馒头，炒了两个热菜，还煮了一个咸鸭蛋。她把小米粥煮得黏黏糊糊，上面漂着一层结成薄皮的米油儿。她馏的馒头是自己用酵子发面蒸成的，一闻就是一股子麦香。她炒的两个热菜，一个是鸡蛋烘新韭，另一个是肉末烧豆腐。煮熟的咸鸭蛋被切成两瓣儿，每瓣儿都嵌有半块鸭蛋黄儿，鸭蛋黄儿上冒着红油。这样的早饭，也算是午饭，因为吃了这顿饭，就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中午就不再吃饭了。吃饭时，马阳子还喝了两盅酒。马阳子说过，喝酒对睡觉有好处，睡觉前喝一点儿酒，会睡得更舒服。那么好吧，马阳子每天升井之后，睡觉之前，白燕春都会为他预备一点儿小酒。白燕春自己不喝酒。她不是不会喝，是舍不得喝。好比她也是丈夫眼里的一瓶酒，既然丈夫爱喝她，那就都留给丈夫喝吧，自己就别喝自己了。丈夫嘴里喝着酒，眼睛却热辣辣地看着她，“滋儿滋儿”地，喝得很香的样子。
马阳子喝完了酒，吃饱了饭，白燕春把碗筷简单收拾了一下，让马阳子睡吧！白燕春出门时，顺手把那扇木门带上了。
白燕春家没有养鸡，也没有养羊，只养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女儿六岁，儿子三岁，女儿已经可以带儿子玩耍。在丈夫喝酒吃饭的时候，白燕春就让女儿带儿子到外面玩去了。他们家的房子搭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山上不长树木，也不长草，只有石头。他们家的房子也是石头房子，墙座垒的是石头块儿，房顶盖的是石头片儿。在工友的协助下，马阳子就地取材，硬是把小房子给搭了起来。鸡有鸡窝，鸟有鸟窝。有了这个小房子，马阳子等于搭了一个窝。窝搭好后，马阳子回了一趟农村老家，就把老婆孩子接到矿上的窝里来了。窝里的空间比较小，只盘得下一座火炕，支得下一个锅灶，别的就放不下什么东西了。比如说，马阳子每天下班时，都要顺便捎回一块煤。他捎回的煤多了，窝里放不下，就只好堆在窝门口。用工友的话说，马阳子的房子就是屁股大点儿的一个地方。马阳子对这样带有嘲笑的说法儿不但一点都不反感，似乎还有些喜欢，是呀，一个地方只要放得下屁股，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白燕春不能走远，她还负有为睡觉的丈夫站岗放哨的任务。在丈夫睡觉期间，她把警惕性提得高高的，不允许有任何响动接近她家的门口。除了不让孩子回家，拒绝别的邻居去她家串门，哪怕有一只喜鹊，落在他们家的房顶，她也会扬起胳膊，把喜鹊赶走。他们家门前没有院子，也没搭院墙，只有一个小小的平台。在平台一角，白燕春种了一小片韭菜，还栽了一棵月季。种菜和栽花的土，是白燕春用塑料桶一桶一桶从山下提上来的，水也是她吭哧吭哧提上山的。平台上本来只有石头，什么东西都不生。自从她创造性地在一个石凹里填了土，并浇了水，种什么，就发什么；栽什么，就长什么，种菜菜绿，栽花花红。她种的韭菜绿油油的，让人一见就想吃一口。她早上给丈夫做的鸡蛋烘韭菜，就是在家门口割下的春韭。她栽下的月季已冒出了花蕾，每个花蕾都毛绒绒的。她带孩子点着指头数过了，一个、两个、三个，花蕾一共是九个。等花蕾绽开，所开的红花就是九朵，那将是多么喜人的景象！
在为丈夫“站岗”时，白燕春的双手并没有闲着，在一针一线给丈夫纳鞋垫子。在平台的另一角，凸起来的有一块石头，看样子像一块卧牛石。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霜雨雪的打磨，卧牛石光光的，“牛”的脊背、肚皮、脖颈等，都光溜溜的，连一根牛毛都没有。白燕春就那么坐在卧牛石的“牛肚子”上做针线活儿。她纳鞋垫子用的是彩线，所下的也是绣花儿的功夫。只是她绣的不是花儿，是字。左脚的鞋垫子绣的是“平安”，右脚的鞋垫子绣的是“归来”。这样的鞋垫子，白燕春已经给丈夫纳过好几双了，每次在上面绣的都是这几个字。她相信，丈夫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连一点儿轻伤都没受过，跟每天脚踩她做的平安鞋垫子是有关系的。有一片云彩从天上飘过来，眼看就要飘到她家的房顶上面。她不由得往门口看了一眼。不过她很快就放心了。天是蓝的，云彩是白的，云彩白得像撕薄的新棉花的丝绒一样，连蓝天的底子都露了出来。不是什么样的云彩都会下雨，这样的云彩里包含的水分很少，恐怕连一滴子雨都变不成。既然不会下雨，形不成雨声，就不会影响丈夫睡觉。
这时，白燕春听见丈夫在屋里喊她：燕春，燕春！
丈夫一喊她，她就听见了，马上答应着来啦来啦，来不及把鞋垫子放下，就快步推门进屋去了。什么事儿？你还没睡着吗？白燕春问丈夫。
丈夫躺在炕上说：我有点儿渴，睡不着，你给我倒点儿水喝。
人喝了酒，就是容易渴。白燕春放下针线活儿，倒了半杯热开水，又兑了半杯凉开水，兑得不热不凉，端给丈夫喝。她又问：我今天给你炒的菜，是不是咸了一些？
没有呀，我吃着不咸也不淡，正好。丈夫光着膀子，从被窝儿里坐起来，接过白燕春递给他的水，凑在嘴边喝起来。他把水喝了半杯，停下来，两手捧着水杯，对白燕春笑。他的笑里，似乎有那么一点儿不好意思，还有一些暧昧的成分。
对丈夫这样的笑，白燕春是熟悉的。丈夫一笑，她就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丈夫从煤井里出来，脸洗得不是很干净，眼睑那里还留有一些煤油。好比登台唱戏的人，卸妆没有卸彻底，如黛的油彩还留在眼圈儿上。对于丈夫的这种样子，白燕春不但一点儿都不嫌，反而觉得很好玩。看见了丈夫的笑，白燕春也想笑。但她不能笑，一笑就坏事了。她使劲绷着脸，把笑忍住了，说：笑什么笑，快点儿把水喝完吧，喝完就把渴解了。
丈夫的双手把圆柱形的水杯搓了搓，这才把剩下的半杯水喝完了。
白燕春像夸奖一个孩子一样，夸丈夫表现不错。她以哄小孩子睡觉一样的口气对丈夫说：快睡觉吧，好好的，啊！她为丈夫掩上门，接着到卧牛石那里纳鞋垫子。
太阳越升越高，越变越小，却越来越热。阳光照在白燕春身上，光芒把三层衣服都穿透了，使她差不多有了夏天的感觉。她每次仰脸看太阳，发现太阳都在看她。她认为太阳是认识她的，在农村老家时，太阳认识她；她来到矿上，太阳还认识她，她走到哪里，太阳就跟到哪里。她在心里对太阳说：老看人家干什么，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她回过脸来，不看太阳了，感觉太阳还在看着她。太阳不但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似乎还想跟她拉拉呱，把她说成是害羞的小媳妇儿，问她不陪男人在屋里睡觉，老待在外边干什么呢！她才不接太阳的腔呢，她要是接了太阳的腔，一递一句地跟太阳说起话来，把丈夫吵醒了怎么办呢！
山上有一条小路，小路从山头下来，一直通到山脚。小路两侧，枝枝杈杈地，又分出许多更细小的路。每条细路的尽头，都连着一座小石头房子。那些石头房子，看去跟白燕春家的房子差不多，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若是从高空往下看，那条小路像是一棵树的树干，许多细路像是树枝，而那些房子呢，像是一只只搭在枝头的鸟窝。“鸟窝”里的那些“鸟”们，不管是下山觅食，还是下山往山上取水，都是从“鸟窝”里出来，先沿着“树枝”，再沿着“树干”，才能走到平地里去。如果说白燕春是一只“母鸟”的话，她跟住在山上的那些“母鸟”姐妹们几乎都认识。一只穿花裙子的“母鸟”，手提一只用红蓝塑料片子编成的篮子，从山上下来了，大概要去买菜。她从白燕春身边走过，没跟白燕春说话，只对白燕春扬了扬手中的篮子，就下山去了。又一只比较肥胖的“母鸟”，挑着两只水桶，从小路走过来。这只“母鸟”平日里喜欢鸣叫，比一只刚下蛋的母鸡叫得都响。可她一看见白燕春坐在路边的卧牛石上纳鞋垫子，就明白白燕春是在为正睡觉的丈夫站岗，还没等白燕春示意她不要说话，她自己就自觉地把一根手指竖在了嘴上。既然她们知道各家的男人都是下窑的受苦人，知道全家老小靠下窑的男人养活，知道睡觉对男人来说十分重要，就要共同担负起维护男人们睡好觉的责任。在矿区别的场合，她们碰面可以大声说笑，互相取闹，怎么发疯都可能。可她们一到附近有挖煤人睡觉的地方，马上变得屏声敛气，比最乖的小鸟儿都乖。
燕春，燕春！白燕春听见，丈夫又在屋里喊她。
咦，这个马阳子，怎么还没睡着，烦人！白燕春推门进屋问丈夫：又怎么啦？
我身上有点痒痒，你帮我挠挠吧！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痒痒了不会自己挠吗？
有的地方我自己的手够不着挠。
净是瞎找借口，你的爪子那么长，我看哪儿都够得着。说吧，哪儿痒痒？
后背。
翻过来，趴下！
丈夫翻身趴在床上，把光光的脊梁板儿暴露给白燕春。他的两只胳膊却没有扣在枕头上，而是顺长着放在身体两侧。他的手梢儿微微有些动，像是随时准备抓住一点儿什么。他的脸向外侧瘪跟在枕头上，眼睛可以看到白燕春的脸。白燕春给他挠上，他说往下；白燕春给他挠左，他说往右。不管白燕春挠到哪里，他都哎呀，都说舒服，还说：有痒痒就得让老婆帮助挠，老婆挠得就是舒服，舒服死了！
整个脊梁板儿都挠遍，白色发亮的脊梁板儿上挠出一道道粉红，白燕春说行了吧！遂收了手。
丈夫伸手抓住了白燕春的手，说再挠挠下边。
白燕春明白丈夫说的“挠挠下边”是什么意思，说：想什么呢！好好睡你的觉，比什么都强。再胡想八想，我就不理你了。昨天刚那个过，今天又想那个，你有够儿没够儿？要是没够的话，明天我也不答应你了！白燕春说着，把手从丈夫手里抽了回来。
白燕春的两个孩子在下面的山坡那里玩。那里不长花，也不长草，长的却有蚂蚁，黄蚂蚁、黑蚂蚁都有。在爸爸睡觉期间，妈妈不让他们回家，他们只好跟蚂蚁玩一玩。好在蚂蚁不会说话，不管他们跟蚂蚁玩多长时间，蚂蚁们跟哑巴一样，一句话都不说。这样，他们就形不成和蚂蚁们的对话，更不会和蚂蚁们吵架，完全符合妈妈要他们保持安静的要求。
女儿从山坡那里上来了，小声对正纳鞋垫子的妈妈说，她弟弟想吃冰棍，让妈妈给她一点儿钱，她带弟弟下山去买一根。
妈妈把女儿的要求给拒绝了，说天气还不热，还不到吃冰棍的时候，吃冰棍容易肚子疼。
当姐姐的只好带弟弟继续跟蚂蚁玩。姐姐找来一根干树枝，把一只个头儿较大的黑蚂蚁引导到树枝上，让蚂蚁在树枝上爬上爬下。姐姐对弟弟把蚂蚁说成猴子，说你看，小猴子在爬树呢，爬得多快呀！她把树枝交到弟弟手里，让弟弟亲自操作一下“猴子爬树”的把戏。弟弟把“树”举起来，眼看着“猴子”沿着“树干”爬到“树梢儿”，很快折返下来。当“猴子”爬得接近弟弟的手时，弟弟的样子稍稍有些害怕，像是随时会把“树”扔掉。然而，“猴子”没有爬到弟弟手上，遂掉头重新向高处爬。姐姐问弟弟：好玩儿吗？
一点儿都不好玩儿！弟弟的样子几乎有些叹气。
远处隐约传来打腰鼓的声音，弟弟的耳朵顿时支棱起来。姐姐知道，矿上有一支老年腰鼓队，时常在矿俱乐部门前的广场上打腰鼓，她曾领着弟弟去看过人家打腰鼓。弟弟很喜欢看那些爷爷奶奶们打腰鼓，都是看到人家散场还舍不得走。姐姐对妈妈说：妈，我和弟弟去看人家打腰鼓！
白燕春同意了，说去吧，不要走得太远，别出矿上的大门。
白燕春也听到了打腰鼓的声音，咚啪，咚啪，咚咚咚，咚啪！咚，是鼓槌子打在鼓面中心发出的声音；啪，是鼓槌子敲在腰鼓的木帮子上发出的声音。声音若隐若现，像是隔了水，又隔了山，她相信不会影响丈夫睡觉。
丈夫马阳子第三次喊她：燕春，春儿！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一遍又一遍，跟猫叫春儿一样，真是烦死人了！
丈夫说了对不起，又说老也睡不着，他自己也有点儿讨厌自己。之所以睡不着，他估计自己可能有些内热，上火，让白燕春给他拔拔火罐儿去去火才好。
什么口渴喝水，什么挠痒痒，什么拔火罐儿去火，说来说去，说得拐弯儿抹角儿，还不是想干那件事。作为夫妻，那件事是必须的，不能不干。但窑可以天天下，煤可以天天挖，那件事不可以天天干。为了爱护马阳子的身体，也是为了确保那件事的质量，他们商定了一个规则，隔一天那个一次。既然商定了规则，两口子就得共同遵守。马阳子大概是不好意思违犯规则，又想加一个班，就千方百计找借口缠磨她。如果给马阳子拔火罐儿，也不是不可以。但拔火罐儿不如倒水和挠痒痒那么简单，拔火罐儿要和面，要做圆圆的面皮，要把面皮巴在脊梁上，要用草纸在火罐儿里点火，趁火正燃烧时快速把火罐儿扣在面皮上。火罐儿吸牢后，要停一会儿才能拔下来。拔过火罐儿的地方，皮肉发红，或者发紫，才算收到了拔罐儿的效果。几排火罐儿拔下来，不知得费多少时间呢，恐怕一个钟头都不够。问题是，她给马阳子拔了火罐儿，马阳子的火可能还去不掉，还不踏实睡觉，说不定还会想出什么新的鬼点子。白燕春问马阳子：你承认不承认你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
马阳子没说承认，也没说不承认，他笑了，说一般化吧。
一般化是什么话，我看你就是个捣蛋货。
我不捣蛋，我捣别的。
再敢说恶心人的话，我不给你拔火罐儿了，我把你的头拔下来。
给，你拔呀，我的头就是留给你拔的。
白燕春缠不过马阳子，只得把家属委员会女主任的话搬了出来，说女主任说了，让我们这些当家属的，要好好爱惜自家男人的身体，不能见天跟男人那个，不能把男人的身体掏空。
不提女主任还好些，一提女主任，马阳子似乎显得更加兴奋，说她呀，我们下窑的哥们儿都知道她，她比你们哪个女人都厉害。她男人原来当过我们的师傅，在窑底下经常跟我们讲他老婆的事，说他老婆特别善于连续作战，一夜干个两三次，属于家常便饭。往往是，他刚从老婆身上下来，刚眯上眼休息了一会儿，老婆一翻身，就骑到他身上去了，骑得比跑马都快，拉都拉不下来。马阳子的结论是：依我看，你应该向你们的女主任学习。
看看，还说让我给你拔火罐儿呢，说露馅儿了吧！
差不多吧，你不就是个火罐儿吗！
碰见这样的臭男人，真让人没办法！
一个矿工的老婆，大概要跟白燕春借点儿什么东西，没打招呼，一把推开了白燕春家虚掩着的门。她见白燕春正在马阳子身上坐着，不便打扰，转身就走了。
白燕春停止了动作，对马阳子有所埋怨，说都怨你，都怨你，你看多丢丑！
白燕春急忙穿衣追出门外，把那个走开的女人喊王姐：王姐别走呀，进来坐会儿呗！
这个坐不是那个坐，王姐说：我不坐了，还是你自己坐吧。
文学之日益与新闻、故事、报告、电视剧混为同伦而不能自拔，实属文学之大不幸。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气魄。这话是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生前说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几乎是大声疾呼：“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真是需要展开一个拯救文学性的运动了。”那么，对于拯救文学性，雷达先生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他的意见是明确的，拯救文学性须从重视短篇小说的创作做起。他认为，短篇最能看出一个作家的语感、才思、情调、气质和想象力，有些硬伤和缺陷，用长篇或许可以遮盖过去，一写短篇便裸露无遗。对一个作家艺术表现力的训练，短篇是最严酷和最有效的。
对雷达先生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在这里请允许我说明一下，雷达先生对我的创作长期关注有加，他是我敬重的文学老师。雷达老师为我的小说写的评论不下十篇，有一篇篇幅比较长的《季风与地火》，将近两万字。就在我刚才提到的他呼吁重视短篇小说创作的文章里，作为典型例子，他着重分析了我的短篇小说《鞋》，说这篇小说写出了“传统的美，素朴的美，正在消逝的美”，称“庆邦不愧为农业文明的歌者”。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写短篇小说是多一些。从1972年开始写第一个短篇算起，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出了十二卷本的《短篇小说编年》。我写了这么多短篇小说，回顾起来，西方不亮东方亮，都“卖”了出去，没有一篇砸在手里的废稿。王安忆在给我的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里说：“刘庆邦天性里头，似乎就有些与短篇小说投合的东西。”这么说来，我是不是已经很牛气呢？对写短篇小说是不是很自信呢？读了雷达老师的文章，我对自己的短篇创作也有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我有自信，也有不自信。换一个说法，我对自己创作短篇小说的看法是，怎么写都行，怎么写都不行。怎么写都行，是我不管怎么写，都差不到哪里去，起码不失为一篇短篇小说，刊物的编辑们看在一个老作家的老脸上，都会给我发，而且发得位置还不错。怎么写都不行呢？是指我对新写出的短篇小说都有些摇头，都不甚满意。往往是，新的短篇刚开头时我兴致勃勃，信心满满，感觉这篇小说写出来应该不错。一旦写出来再看呢，觉得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突破，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我的小说像是只采到了煤，并没有采到火，火没有把煤点燃，煤没有熊熊燃烧。我的小说又像是虽然找到了自我，但并没有超越自我，放飞自我，自我还被现实的泥淖紧紧纠缠着。哎呀真没办法，我们选择了写作，是不是意味着同时就选择了自讨苦吃，自我煎熬呢！我们写的是短篇，所受的煎熬却不是短期，是长期，甚至是无期。
但我还是有些不甘心，短篇小说要继续写，我对短篇还要锲而不舍地琢磨下去。我的岁数是不小了，可短篇小说你也不再年轻，我仍然爱着你，我希望你也不要嫌弃我，咱们继续合作，好不好！我坚信，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吃不完的饭，睡不完的觉，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小说。
玉不琢不成器，琢磨总比不琢磨好一些。近来我琢磨着，我不能再在有小说的地方写小说了，要争取在没有小说的地方写小说。更准确一点说，是在看似没有小说的地方发现小说。我要求自己，不仅要知道哪里有小说，还要知道哪里没有小说。有小说的地方让给别人去写，自己看看能不能在没小说的地方发掘出一点小说。现实生活是相似的，几乎是雷同的，加上信息传播空前发达，你看到的，听到的，甚至经历过的，别人差不多都知道了。当你发现哪里有小说的时候，别的操弄小说的人可能也同时发现了，如果你写我写他也写，就难免出现同质化的情况，让编者挠头，也让读者厌烦。看来我们要警惕了，看到哪里有小说的材料，万不可像一群秃鹫看见狮子刚咬死的一匹角马那样，一窝蜂地俯冲过去，最好能躲得远一些，冷静地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去别的地方找一点吃的。这样做当然不如随大流那么省事，会艰难一些，付出的劳动会多一些。艰难是正常的，任何创造性的劳动都不会轻而易举。好比我不能再直接到有煤的巷道里去采煤，而是通过开拓，凿穿岩壁，找到岩壁后面的煤壁。再通过掘进（开拓和掘进都是煤矿术语），在煤壁上打一个洞，掘出一条新的巷道来。再好比，我不能再到庄稼地里去收割，而是要新开垦一块地，在地里播下属于自己的种子，长出属于自己的庄稼。
小说容易造成雷同是故事情节，互相之间能够拉开距离的是细节、心灵、情绪、气韵、味道和诗意。别看从情节到情绪只是一字之差，它们之间的区别可大了去了。如果说情节带有一定的客观性，情绪完全是主观性的。如果说情节是实的，那么情绪无疑是虚的。如果说情节能够拿来，想象，铺陈，情绪变幻缥缈，很难捕捉和命名。一句话说白了，就是情节易编，情绪难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把小说的情节写得多么曲折，复杂，新奇，都不一定是好小说。只有把情绪写得饱满，别致，微妙，才称得上是上乘的作品。情节的节字，和情绪的绪字，给人的感觉也大不一样。节字比较结实，有些发硬。绪字绵绵的，感觉要柔软一些。
要在简单的情节基础上把情绪写好，写出诗意，最好的办法是向诗歌学习。在各种艺术门类中，最具有超越性的是音乐，音乐由声调、旋律、节奏等因素构成，几乎没什么情节可言。正是因为音乐看不见，摸不着，比较虚，它才能超越地域、国界、种族，不用翻译，即可为全人类所共享。而在各种文学体裁当中，最虚的当数诗歌。也许因为诗歌的字数有限，主要担负抒情的功能，不担负讲故事的责任，诗歌里面的情节总是少而又少。像《琵琶行》和《长恨歌》一类的长篇乐府诗，诗里虽有叙事的成分，情节也是“犹抱琵琶”，非常简单。诗歌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一半在诗，一半在读。诗提供的是弓子，读者好比是琴弦，弓子碰到琴弦上，能不能发出美妙的音响，还要看读者的感知能力如何。诗歌是风，春风吹来了，化不化雨水在你。诗歌是花，花开了，溅不溅泪在你。诗歌是雪，雪下得铺天盖地，钓不钓寒江在你。诗歌是月，月光遍地之时，邀不邀明月也在你。我想，我们的短篇小说，如果能像诗一样，写出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意境，饱满的情感，优美的语言，那就好了，那就算沾了诗歌的光，也算有了诗意。诗意化的短篇小说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乍一看，好像什么都没有，再细看，好像什么都有。
至于短篇小说的诗意在哪里？这个问题比较大，恐怕一言难尽，十言也难尽，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说来，诗意无处不在，既在日常生活里，又在情感里，自然里，语言里。当然了，诗意主要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刘庆邦
作家简介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七十余部。
短篇小说《鞋》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分别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媒》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家长》获第二届南丁文学奖。长篇散文《陪护母亲日记》获第二届孙犁文学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六次；《小说月报》百花奖八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越南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