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后方，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1935年到1948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工作了13年，直接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与广大军民一起，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延安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等。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和主要创立者，朱德对创立和践行延安精神作出了特殊贡献。
坚定支持和捍卫毛泽东在党的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践行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是党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但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排斥打击下，几次被边缘化，中国革命也因此遭受重大波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因此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了延安。正当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的时候，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从苏联回到延安，对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起新的挑战。
王明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1937年12月，王明回来后受到隆重欢迎。前排居中王明，后排右一毛泽东。
王明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当时，苏联正面临法西斯德国咄咄逼人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从东面向它进攻，为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苏联希望中国牵制和消耗日本，使之无法北进。但他认为中共力量微弱，必须依靠国民党，保持国共间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领导人据此来指导和要求中国共产党，但又担心曾与国民党10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临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分别接见了王明，王明自觉怀揣“尚方宝剑”，神采飞扬地回国来号令全党。他一回来就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许多批评，其中很多都是针对毛泽东的。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他批评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他还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战略方针应该“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总之，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毛泽东不同意王明的指责，在三军会师后，毛泽东就与红军指挥员们多次讨论如何开展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但出于对王明的尊重和维护团结的考虑，没有立即进行反驳，而是作了基本的辩论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滑到国民党方面去。”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和反驳。
但是，由于王明宣称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一时许多与会者受到蒙骗。在十二月会议上，不少人根据王明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他后来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我是孤立的。”
王明向毛泽东的挑战还突出表现在组织上。季米托洛夫曾在王明回国前明确告诉他：你回去要与中国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王明完全没有理会季米托洛夫的话，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要求派王稼祥速来武汉先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要求如王万一不能来时，将共产国际指示迅速电告他。摆出一副有别于其他领导人、高高在上的神态。他在武汉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3月未经中央通过就在武汉《群众》月刊发表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不经中央审阅就交与国民党，而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后，他致电中央：“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否则对党内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他极不尊重毛泽东。1938年2月9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他事先不征求毛泽东的同意，“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并致电中央书记处说：“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没有)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央两次致电长江局，指示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但他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刊载。凡此种种，不仅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领导，而且使毛泽东在与他的斗争中处境困难。
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据康奶奶回忆，1940年中央要朱老总回延安，是为了支持毛主席工作，协助他解决党内的是非问题。在参加延安整风运动时，朱老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抗战以后的王明路线表现在几个问题上,如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大堆统一等等。只要谁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说你破坏统一战线。他不要政权,忽视八路军,忽视游击战争,对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相反,他对蒋介石看得起,把他看得又大又好,说成是“中国唯一”“雄才大略”。对小党派他也看不起,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统光了。在党内,王明目无中央,以代表国际来指挥中央自居,对书记处闹独立性,在党内关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总之,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朱德尖锐地指出：“我们的革命家务,他也没有出过力。搞掉革命的家务,当然不伤心。结果只有跑到大资产阶级营垒去,可惜蒋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毛泽东与朱德在延安
1942年12月4日，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针对王明的个人野心指出：“有些人为了争当领袖而要推翻已有的领袖,想当中国的列宁。但是,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再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恳地做一点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最后或许能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也很难说。”
在朱德等人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斗争的同时,1938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任弼时于3月底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等，并在季米特洛夫等的询问下，介绍了王明回国以后的情况。共产国际在听取汇报后，对毛泽东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中共中央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地深入批评了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此基础上,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深入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第一项便是确定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和主席团主席，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保证了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8年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带头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促成了全党思想的空前统一，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践行奠定了思想基础。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一切，使革命力量在白区损失百分之百，在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30万红军到达陕北只剩25000人。只有从根本上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中国革命胜利才能有思想保证。
1942年，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幕,朱德参加。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内容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朱德也发了言。他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太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宣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的第一作家。针对这种思想,朱德指出：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有的作家感到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重视,借用唐朝诗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发泄不满。朱德批评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还有些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朱德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他以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为例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朱总司令1926年在苏联亲笔填写的《旅莫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党团员调查表》，他在家庭地位一栏中写到：父已故、母存、妻存，女儿一个月，家庭人口四人。32至35岁职业：滇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月收入15200元，35至36岁职业：云南省警察厅长，月收入4800元。朱老总在入党前，名誉、地位、金钱、豪宅都有了。还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苦,朱德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朱德的这次讲话,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把整风运动再延长一年;同时,提出审查干部、肃清内奸的问题。开始时,审干肃反工作进行得还比较正常,但从七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很多被怀疑为“失足者”或“内奸分子”。这时,朱德亲自领导了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抢救运动”中发生乱批、乱斗、乱打人的情况时,他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掌握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单位搞得轰轰烈烈跃跃欲试。军委机关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有一个高级参谋名叫白天,曾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参谋长。有人怀疑他是混进来的军统特务,提出要批斗他。朱德派人了解了白天的全部历史,认为这种怀疑没有根据,不同意进行批斗。他指示高参室的领导人一定要好好掌握政策,不能乱来。这时,几个高参精神上压力很大,对写自传更是顾虑重重。朱德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向党交心。受到一部分人严重怀疑的那个白天,不仅思想负担很重,而且感到很委屈,写了三首诗贴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表示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特务。朱德看后,和了他三首诗,表示欢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信任关怀他,原有的顾虑和委屈情绪消除了大半,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别人看到朱总司令对白天采取这种态度,也不再提批判的事了。由于朱德的领导,在当时“抢救运动”盛极一时的情况下,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
朱德在延安
朱德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为广大干部树立了榜样。一方面使广大干部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的危害，另一方面也使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得以顺利开展，促成了全党思想的空前统一，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践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亲率八路军挺进华北抗日，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践行奠定了军事基础。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抗战，就要奔赴前线，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的搏斗。朱德正是在统帅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的殊死搏斗中践行共产党人的本色和意志的，而延安精神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抗战中得到了升华。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抗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闭幕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向全军颁布了《改编令》，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9月11日，八路军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
1937年9月6日，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由陕西泾阳云阳镇挥师东进，9月18日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朱老总就给部队规定了“三不争”：不与老百姓争粮吃、不与老百姓争房住和争水吃。由于八路军模范执行了纪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随即前往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八路军的游击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阎锡山对日军先取西北的大同，还是先取东北的平型关判断有误。他认为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一定会先取大同，并据此部署了大同会战计划。然而，从平绥路南下的日军精锐板垣师团却由蔚县、广灵、涞源直驱平型关方向，打了阎锡山一个措手不及。情急之下，阎锡山向朱德求助。朱德抓住战机，立即与彭德怀电令林彪、聂荣臻部署平型关战斗，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胜利信心。接着，又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参加了忻口会战，从日军侧翼和后方，切断其交通线，迟滞、阻止日军二线部队调动增援和物资供应。129师陈锡联团奇袭日军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摧毁了忻口日军重要的空中支援力量，对前线支援的力度极大。忻口会战取得了歼敌近万人的重大胜利，创下华北战场大举歼敌的最高纪录。朱德在作战中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等文章。这些文章与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战胜日军的强大思想武器。
朱德与阎锡山
忻口会战后，第二战区所属部队划分为东、南、西三路军，朱德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除了指挥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外，阎锡山、卫立煌又拨出七个半师的国军归朱德指挥。朱德和彭德怀指挥这些部队积极与敌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山西在抗战初期成为国共合作的模范地区。从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朱老总回到延安时，八路军由最初的3个师约4万人发展到40多万人。
延安精神创立的时代，正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代，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朱德亲赴抗日前线指挥作战并取得巨大胜利，为延安精神注入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因，使延安精神根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沃土之中。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亲赴南泥湾领导大生产运动，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践行奠定了经济基础。1940年以后，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出现物质、财政上的空前困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土地贫瘠,物产不足，要养活这么多老百姓、几万军队和干部、学生实在困难。1940年后，解放区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而国民党胡宗南的23个师几十万大军天天对边区进行蚕食和挑衅，解放区的处境非常艰难。
为解决军民吃饭问题和财政困难，早在1939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他说，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解放区从1939年2月至1945年8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朱德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和具体指导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在大生产运动中诞生的。
1942年，朱德(右三)、贺龙(右四)在八路军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右二)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立即奔赴各地考察边区资源，提出开发边区的盐资源和羊毛资源、增加财政收入的具体方案。1941年春节刚过，朱总司令听说南泥湾是可以开发生产的好地方，他就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同志一起去实地考察。当时的南泥湾荆棘遍地，杂草丛生，朱老总一行白天披荆斩棘,爬山涉水,观察地形,研究措施;晚上简单地搭个窝棚或找一个破窗洞休息。有一天晚上，在窑洞休息时，大家考虑朱老总年纪大，加上一天的劳累，卫士们怕他着凉，就支个行军床请他睡在窑洞里面，一名卫士睡在洞口，这样换岗方便。安顿时好后大家休息了。下半夜换岗时，值班卫士就推了一下门口睡着的人，轻声说：“换岗了！”便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清晨，向导跑过来问卫士：“首长长么没有休息啊！”卫士急忙到总司令面前诧异地问：“首长怎么没睡觉？”朱老总微笑着反问：“你们夜间站岗放哨睡不睡觉呀！”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安排在洞口的卫士，在休息时总司令与他换了床。经过实地勘察，他对在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心里有了底。回到总部，他将考察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同时提出了军垦屯田的具体想法并提议由王震率359旅屯垦南泥湾，得到毛主席的赞同。
王震率领359旅到达南泥湾后，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战士们自己动手打窑洞、制造工具，创造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早出晚归开垦荒地,开展劳动竞赛,多数同志手上磨了血泡、生了疥疮但个个干劲十足从不叫苦。1941年，全旅开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蔬菜1648万斤，每百人平均养猪20头，粮食自给达90%，经费自给率达80%;1942年全旅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粮3050余石，经费自给率达到93%，每人每月吃2斤肉，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一斤半菜，全体干部战士都住上了宽敞舒适的窑洞。他们还克服困难、连年苦干,不仅实现了农业年年丰收，完全自给，而且使粮食产量和牲畜产量达到了剩余。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湾″被他们改造成了窑洞整齐、田间葱郁、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7月,毛泽东和朱德到南泥湾视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除三五九旅各团外,朱德还经常到从事屯垦的其他部队视察。他两次亲临在陶宝峪从事开垦的军委炮兵团,给他们讲解屯垦的意义和必要性,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具等具体困难。他还同贺龙一起视察了陕北留守兵团骑兵教导队,表扬他们“不仅是一所培养干部的马背学校,也是开荒种地的好手”。在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卫士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种上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辣椒、西红柿、豆角、南瓜、黄瓜等十几种蔬菜。他每天早晨和工作之余,都会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为了积肥,他还带头拾粪。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很有名，成为大家参观的模范菜园。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同大家交流种菜经验,向大家推荐蔬菜的新品种,还经常采摘蔬菜送给大家品尝。部下去看他时,他常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回到延安参加会议时，曾经受邀到朱老总那里做客，品尝了他种的西红柿。徐帅称又大又好吃。在1943年的边区大生产展览会上，还展出了朱老总亲手种的大冬瓜。有一个领导看后当场写了一首诗：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不仅没有被困死饿死，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这些举动成绩的取得，不仅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延安精神灌注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胜利的法宝。
延安精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军事基础和思想基础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基础都为延安精神整体和其他部分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朱德是延安精神“四个基础”的奠基者和践行者，为延安精神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20年9月4日，致信祝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召开时强调：“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希望同志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努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牢记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上努力奋斗。（文/刘建 管严）
,本文系作者授权《祖国》杂志社祖国网发表，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