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擎
选自《刘擎现代西方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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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有一位女性政治哲学家，针对纳粹大屠杀这个主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她就是1933年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她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平庸之恶”，流传很广。但平庸之恶这个词，被谈论得很多，理解得却很浅，很多时候其实是被误解了。
比如，许多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一种“螺丝钉理论”，就是说普通人只不过是某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只是服从程序、执行命令，所以冷漠地成为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可是阿伦特自己明确表示不赞同“螺丝钉理论”。
还有的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大众导致的恶，经常说“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阿伦特也不会赞同这种理解。因为如果你把责任推过所有人，泛泛地加以指责，那么就无法再追究任何特定个人的责任。阿伦特反对所谓集体罪责的观点，她主张应当追究个人的责任。
平庸之恶这个词，听上去很直白，但其中的内涵相当复杂深刻，也引起过很多争议。不过，探究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理解阿伦特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先亮出阿伦特的观点：在阿伦特看来，大屠杀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代罪恶。这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看法有点相似，都是认为大屠杀是一种过去不曾出现过的罪恶。但阿伦特分析的角度与内容和鲍曼相当不同，可能不如鲍曼那么清晰完整，但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
很多人都听说过“平庸之恶”，但你可能不太知道，阿伦特还用过另外一个词来描述纳粹的暴行，听上去和“平庸之恶”完全相反，这个词就是“极端之恶”。阿伦特为什么会用两个完全相反的词来描述同一件事呢？她究竟站在哪一边呢，还是说她自相矛盾了？
理清这两个表述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理解阿伦特的钥匙。
平庸之恶和极端之恶，在汉语中截然对立，很工整，但其实这里有一点翻译造成的误导。我们需要回到阿伦特的原文，去审视其中的差异。
极端之恶这个词是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中提到的，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一个术语，英文是radical evil，radical意思是“根本的、彻底的、激进的”，evil就是“邪恶”，合起来就是极端之恶，这没什么问题。
那么“平庸之恶”呢？它是在十年之后的1961年，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的时候，阿伦特才提出的，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banality是平庸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所以这个词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恶的平庸性。你注意到区别了吗？其实，阿伦特并不是说大屠杀是一种平庸的罪恶，她很明白地说过，纳粹的暴行是一种“极端之恶”。而阿伦特在纳粹军官艾希曼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并不矛盾，它们是同一个主张的两个面向。
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么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么的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为什么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
古代的屠杀事件，要么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么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么呢？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
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于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是彻底否定了人类中的一群，换句话说，纳粹认为只有某些人才是人，他们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这是阿伦特极为独特的观察视角，达到这样的深度，在整个20世纪的哲学家中都属罕见。这不只是因为她亲身经历了纳粹主义的兴起，更因为她有一种极为敏锐的哲学洞察力，捕捉到这种新型罪恶的独特性。
但是阿伦特并没有止步于此，既然超出了过去的道德框架，那现在究竟要如何才能理解这种新颖的罪恶？什么样的人才会犯下这种极端之恶？难道他们是怪物、是恶魔吗？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
后来，阿伦特从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
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他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
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到动机，要论迹，也要论心。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具有平庸性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么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
但问题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再往前一步：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不能思考呢，不能思考的话连生活自理都做不到，艾希曼显然不是那种情况，那么阿伦特所说的丧失思考能力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又怎么就会丧失了思考？又要怎么做才能保持住自己的思考能力？
平庸之恶其实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系列更深入、更困难问题的开始。
▌哲学是因好奇而发，以思考为工具去追求真知的。它能给人开阔的眼光、聪明的头脑和智慧的生活态度。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夜晚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满天星斗，可他却预言第二天会下雨。就在他仰望星空之时，没有留意脚下的坑，不小心掉了进去，差点摔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依然只顾着说："明天会下雨。"
柏拉图赋予泰勒斯这个故事非常严肃的意义，他认为关键在于“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是人？和其他生物相比，人应该干什么？应该忍受什么？他们坚持不懈地研究这些问题。”
你或许以为，哲学只属于深奥的书桌，然而事实是，哲学作为一种思考事物的方式，属于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进入这种状态，对周遭的事物、人物产生类似的思考。而哲学家只是将这些思考的火花，进一步燃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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