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传承和信息记录的载体，书籍是每一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学而时习之"的刻苦，还是"不求甚解"的消遣，书籍总能带给我们以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因此从古至今，饱学之士往往会对书产生莫名的怜惜。能够拥有一排做工精美、布局合理的书架，再摆满自己所中意的书籍，便常常成为历朝历代爱书之人的终极追求。
金匮竹笈：中式书架的前身
华夏先贤何时开始藏书？这个问题或许并无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得益于领先同时代的文字系统，以及中华民族收集和整理信息的优良传统。即便是在遥远的商、周时代，那些镌刻于青铜和甲骨之上的文字，亦有相对于今天"国家公立图书馆"的"藏室"。负责收纳和保管。正是通过那些"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荀子·荣辱篇》）的史官不懈努力，中华文明才呈现出"三代（夏、商、周）虽亡，治法犹存"的薪火相传的局面。
有趣的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不仅渴望可以从"藏室"所载的典籍之中获取知识，更以自己所认可的著作可以入选"藏室"为荣，于是在鲁国学者孔丘拜见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 李耳时，除了"问礼"之外，还提出了"藏书于周室"的要求。但可惜孔丘以"仁义"为标准的价值观并未为李耳所接纳。
但恰如李耳所告诫孔丘的那样："夫子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无论是思想的延续、还是自身价值观的传承，最终都并不以一时的权威或官方的认可为标准。经孔丘整理的记录鲁国十二代君主事迹的《十二经》虽然最终未能入选"藏室"，却在日后以《春秋》之名，几千年来都始终矗立于国人的书架之上。
进入秦、汉帝国时代，大一统的中央皇朝开始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海量信息。为此中央政府设立了专门保管重要的数据档案、往来公函的"秘府"。在能够有效防止火灾，且能保持恒定温度和湿度的"石室"之内，各类重要的典籍被收藏收纳于装有黄铜包边的"金匮"之中。想象一下汉朝人调阅书籍的场面，或许与今天的机关档案室有些相似。
尽管"金匮"具体的形制已不可考，但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之中，它却始终为后世读书人推崇为国有藏书的典范。乃至晚清学者龚自珍在他的《己亥杂诗》之中仍有"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匮如收采，来叩空山夜雨门"的感叹。
石屋金匮固然是保存书籍资料的理想条件，但却并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当时大多数读书人只能将手头有限的卷册，收纳在名为"书笈"的竹箱中，背负着它，踏上上下求索的道路。最初的"书笈"想来不过是一个用于藏书的竹、木箱子。但爱书之人在上下求索之际，为了妥善保护所藏，逐渐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为了将所携带的书籍与其他生活所需分隔开来，而增加了隔层。为了遮日挡雨而在其上架设布棚。
历史上最早与"书笈"联系在一起的，是东汉学者任末，据说他14岁便背着书笈到处求学。每到一处，就"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夜里就着星月的微光苦读，实在看不清了，就把麻蒿捆成团点燃照明。有趣的是，任末知名度不高，但他"负笈从师"的学子形象，却被徐克电影中并不曾好好读书的"宁采臣"所借鉴，由此而深入人心。
可以说，"书柜"便已经出现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只是金匮深藏于宫闱石室，竹笈则背负在学子身上，尚未真正作为一款家具登堂入室罢了。
书橱是个形容词
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发展，魏晋时代的人们已然没有了洛阳纸贵的烦恼和困扰。除了抄录各类典籍之外，呈现于纸上的书、画作品也成为了文人雅士趋之若鹜的文化收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用于收藏上述文化产品的书橱在形制上逐渐走向了成熟。
在今天的汉语之中，橱柜已然成为了无法严格区别的同类型家具。但按照木器鉴赏大师张德祥先生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橱"与"柜"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从字形来看"橱"的起源或与厨房或存储食物的空间有关。随着生活与文化的变迁，才逐渐由储藏粮食转变为存放其他物品。且"橱"这个名称要早于"柜"的出现。这样说法虽只是一家之言，但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典籍，的确多见书橱而鲜有书柜的说法。
也正因为书橱源于储存器具，自然相对封闭。从一桩颇为有趣的盗窃案来看，在当时其的作用应该类似于今天的存放名贵字画的"保险柜"：东晋画家顾恺之曾将一书橱的画作寄存在好友桓玄家中，临走前，还特意在橱门贴上封条。结果桓玄却偷偷从书橱后部将其打开，把画据为己有。顾恺之回来后，发现封条依旧，但橱中画作却不翼而飞，竟自我宽慰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犹人之登仙。
后世谈及这个故事，往往认为顾恺之为人愚钝、交友不慎，但联系到桓玄出身显赫（为东晋权臣桓温爱子）及日后篡晋自立的跋扈作派，站在顾恺之的立场上，将这一书橱的画作以这样的方式"送"给桓玄，或许是一种高明的示拙和自保。
也正因为书橱的密闭性，其最早成为饱学之士的代名词时，一定程度上是贬义的。南朝宋、齐两朝之间的文学家——陆澄，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但过于耿直的性格却令他在仕途上一路坎坷，以至到晚年反而成了后起之秀王俭的下属。
王俭不仅是昔日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之后，更是宋明帝刘彧的女婿，辅佐齐太祖萧道成废宋自立的有功之臣。面对这样一个领导，常人往往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但偏偏王俭也是个爱读书的人，每每在陆澄面前摆出自己博闻多识的架势，陆澄最终按捺不住，便顶撞道：在下是个闲人，平生就以读书为业。而且年纪比领导你大很多。领导年纪轻轻就身负重任，就算有时间看书、一看就能记住，恐怕也没在下见过的多。说罢，陆澄让王俭先列了一个书单，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又列了几百个书名，王俭竟一本也不曾看过，于是只能叹服。
陆澄虽然被称为"当世硕学"，却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作品。一度想要编撰《宋史》，也始终未见动笔。王俭于是取笑他说："陆公，书橱也。"大体是揶揄他空有满腹经纶，却不懂运用之妙。对于上司的调侃，陆澄也只能报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但事实上，陆澄一生不仅保护和挽救了诸多在社会动荡中散佚的"坟籍"，自己也写下了不少地理方面的著作和各类传记，可惜这些作品都在其死后才公诸于世，而已然先于陆澄去世的王俭，最终还是未能看到。
陆澄之所以放弃编撰《宋史》并不敢在生前发表自己的著作，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纷乱时局之下的政治气候有关。在其之后，"书橱"之名则更多被用于褒奖文士腹有锦绣。北宋名臣吴时，"敏于为文，未尝属稿，落笔已就"，国子监和太学的老师同学们遂夸赞他是"立地书厨"。南宋淳熙年间的得道高僧正庵端信禅师，也曾以"援据古今，咸中机要"的博学，令临安城中的宿旧名人退避三舍、不与之争。正庵端信禅师的绰号就叫"（端）信书橱"。
白居易的柏木书柜
尽管与书橱相比，书柜出现的时间要略晚一些。但却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亲手打造了一架书柜，作为送给自己外孙的礼物，而成为中国文人诗书传家的象征。
"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在白居易记录此事的《题文集柜》之中，白居易首先不无自夸地述说了毕生的文学成就："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随后又委婉地表示自己一生无子，从弟弟白行简膝下过继的养子白阿崔亦早年夭亡，面对无常世事，他只盼女儿能将这些书卷传给外孙——"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是啊，纸制书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面前终究脆弱。无论主人在世时如何悉心照顾，终究会在不可预见的未来，离散、散佚乃至烟消云散。但也正因为这份相伴的短暂，才让藏书的拥有感更趋真实和难能可贵。恰如白居易在诗中所说："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白乐天这般豁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用料考究、制造精巧的书柜，逐渐成为贵族王公展现自身文化品味的舞台。崇信道教、渴望长生的唐武宗李炎，曾不宜余力地收集神仙方术，并将"神仙之书"贮藏在一个"方三尺"的玛瑙书柜里，"置之帐侧"。
无独有偶，北宋名相富弼也是个方术的狂热爱好者。熙宁二年（1069年），富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免了宰辅之职，贬任毫州知府。到任不久，富家来了一位名叫颙华严的禅师。富弼对颙华严以礼相待，不料颙氏却擅作主张，一把火烧了富家那个装满方术之法的书柜，还振振有词："吾先为公去一病矣。"
宋人笔记《蒙斋笔谈》，记录了富弼当时的反应："公初亦色微变，若不乐者，已而意定，即不问，自是豁然遂有所得。"自古追求长生不老之术是皇帝的专利，富弼虽一度位极人臣，却不敢公然表露自己这方面的追求。而随着政治上的失意，这一书柜的神仙方术，更可能成为其僭越不臣的罪证。颙华严此举，显然是出于保护富弼的目的。
这则故事还有另一处值得注意的细节，即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地位显赫的大儒之家所拥有的私人藏书，已经相当可观。富弼拥有数十个书柜，王安石的另一政敌司马光也保有大量藏书。宋人笔记《凉溪漫志》称，司马光在其私宅独乐园的读书堂中，收藏了万余卷文史资料。
但相关记载皆竭力渲染司马光如何爱护书籍，却并未交代其如何将这些藏书分类存放。倒是日后为司马光续写《资治通鉴》的南宋学者李焘，精心制作了一批书柜，每个书柜上设置20个抽屉，分别以甲子纪年为标识，将每一年份所发生的大小事件，按月日先后，放入抽屉之中，井然有序。只是，若按这个方式查资料写文章，不免给人一种中药铺里抓药的错觉。
书格与书，谁是主角？
进入明代，中国文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越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明中叶，自江南出现的城市乡居化浪潮，推动了文士造园运动的兴起，更引领着书房布设从实用主义走向文房清玩的风雅。封闭式的书橱、书柜悄然被更为开放的书格所取代。成为明、清文人陈列书籍的重要家具。
书格，也称"书阁"，顾名思义，是书房中存放书籍的架格。书格大多正面不装门，四面透空，只在每层屉板的两端和后沿装上比较矮的栏板，目的是使书册摆放整齐。明代书格一般高五六尺，依其面宽装格板，格板为三层或四层。通常造型简练，很少装饰，凸显木质本身光洁的纹理。
万历年间，著名文士焦竑为教导太子朱常洛而编撰启蒙读物《养正图解》，其中有一张以元杂剧为背景的配图《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图上，一个年轻文人正倚在一张画桌旁，一手执笔，一手抚纸，准备挥毫泼墨，身后是一架绘有山水花鸟的独扇大插屏，屏风后面是一张垂着幔帐的架子床，左侧则由近及远分布着一张条桌和一个书格。小条桌上放着茶壶茶具，书格高大宽敞，格分四层，每一层上都错落地摆着图书卷轴。
除画作之外，明代小说也到处可见"书格"的踪迹。章回体小说《梼杌闲评》以揭露魏忠贤发家史为主题，第四十八回《转司马少华纳赂、贬凤阳臣恶投环》中，曾这样描写兵部贪官崔呈秀豪宅里的陈设："文梓雕梁，花梨裁槛。绿窗紧密，层层又障珠帘；素壁泥封，处处更绣白巇。云母屏晶光夺目，大理榻皎洁宜人。紫檀架上，列许多诗文子史，果然十万牙签，沉香案头，摆几件钟瓶彝，尽是千年古物。"这里的"紫檀架"，指的便是紫檀材质的书格。崔呈秀这样的贪官当然不会真的去读那些诗文子史，书本对他而言不过是"牙签"而已。书格从文士存放典籍的家具，变成了贪官污吏装点门面的摆设。
随着八旗铁骑的大举入关，满蒙贵族独特的审美情调也在潜移默化之间改变着中国文士古老的简约风格。从今天存世的清代书格来看，其雕饰精美，形制多变，整体造型错落有致，的确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却不免给人以一种喧宾夺主之感。
以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康熙黑漆五彩螺钿书格"为例。虽然整体色彩和形制要比乾隆及其后的家具素雅很多，但周身髹黑褪光漆中依旧以五彩螺钿和金、银片托嵌成136块66种不同的花纹图案，包括8种人物山水、22种花果草虫、36种锦纹。面对这样精雕细琢的器物，任何典籍名著恐怕都不过是放置其上的点缀而已。
以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康熙黑漆五彩螺钿书格"为例。虽然整体色彩和形制要比乾隆及其后的家具素雅很多，但周身髹黑褪光漆中依旧以五彩螺钿和金、银片托嵌成136块66种不同的花纹图案，包括8种人物山水、22种花果草虫、36种锦纹。面对这样精雕细琢的器物，任何典籍名著恐怕都不过是放置其上的点缀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曾经风光一时的封建王侯最终沦为了寻常百姓。而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督促着无数热血青年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师，全面追赶世界前进的脚步。在这个时期，即便是一些文化大家，也往往不暇去顾及那些承载书籍的家具型制。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自己哥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在物资文化生活都极大丰富的今天，书房已经成为"中产家庭"的标配之一。不仅各类简约的西式书柜琳琅满目，一些仿古的明式书架更成为了彰显主人不凡文化修养的重要道具。但恰如古代先贤所言："君子役物，不以物役"，如果我们只是将书架和藏书作为一种摆设，那么未免就本末倒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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