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生于1902年。1915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之一。1923年4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3年暑假，在莫斯科的萧三，约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自法文翻译成中文。还在法国，当萧三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时，就为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所折服、打动，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愿望。
陈乔年
陈乔年是个热心人，说干就干，两人找来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完整译词，然后，再对照俄文《国际歌》译词，寻找和纠正不恰当的地方。歌词翻译后，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很快，同学们都学会了。
有趣的是，在他们之前，李大钊在北京已经用俄文翻译了《国际歌》歌词，但因为条件限制，没有发表。和陈乔年、萧三翻译的同时，远在广州的瞿秋白也用俄文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在这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一期上发表。在《译者志》中，瞿秋白写道：“译曲本不必直译，也不宜直译，所以中文译本亦是意译，要紧在有声有节韵调能高唱。可惜译者不是音乐家，或有许多错误，然而也不必拘泥于书本上的四声阴阳。”瞿秋白考虑音节和汉语的协调，将International（国际）一词翻译成“英德纳雄纳尔”（后来翻译成“英特纳雄耐尔”）。
这样，李大钊、瞿秋白、萧三和陈乔年从不同的地方，不约而同地成为第一批翻译《国际歌》为中文的翻译者。
后来，从苏联回国的萧三看到了瞿秋白的译词时说：“从秋白同志的译词来看，他完全是根据俄译再意译为汉文的。我们则主要是根据歌词的原文法文并参考俄译而意译为汉文的。”“东大”学生学会唱《国际歌》后，随着他们回国奔赴各地，将《国际歌》歌声传遍了四面八方，和李大钊、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一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深深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团负责人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陈独秀是孙中山点名的大会代表（安徽），但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在陈独秀内心深处，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不是他的本意。
4月21日，由莫斯科抵达北京的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信。为了加强领导力量，他提出：“必须尽快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十至十五名学生来这里工作，现在确实很需要。”
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1893—1953），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驻华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1920年，维经斯基到北京帮助酝酿发起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推荐他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从此，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陈独秀1929年被开除党籍，维经斯基仍然在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上替陈独秀说话。此是后话。
根据维经斯基的要求和国民党“一大”后中国革命形势的急需，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决定，“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工作，共产党组织和训练工作受到削弱，党的刊物也不能按期出版”，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
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报告，赵世炎、陈延年等出列席会议。根据李大钊传达的陈独秀及中央局的意见，旅莫支部常委决定，第一批派彭述之、陈延年、张申府、任弼时、尹宽、郑超麟等回国。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门三杰——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