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西北镇川乡西寺儿的梁山，从空中看，似一个长方形的大平台，古称方山。方山南部有一大一小两个长满青草的大土丘，走近大土丘观察，却是用一块块玄武岩堆成的封土堆，高二十三米左右，大土丘实际上是一座底方上圆的古代陵墓。这座陵墓有盗挖的痕迹，但墓室基本完好，陵区的建筑仍有迹可寻，残存的墙垣遗迹、夯土台犹可见当年的规模。从史书上考证可知，这座陵被称为“永固陵”，长眠于此的是北魏时期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女性，她就是冯太后。
冯太后陵墓永固陵
冯太后是北魏中期改革的实际主持者
在风云诡谲的政坛上，古今中外历来的主导者大都为男性，政治即使没有让女性走开，有影响的女性也是凤毛麟角。北魏冯太后是中国古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女性，她运筹帷幄，决胜内外，为北魏扫清部落制残余和平城时代的汉化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铁腕稳定政局
冯太后（442—490年），出生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州），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去世后谥号文明太皇太后。冯太后何以能从后宫争斗中成功上位，之后又突出重围，走向国家治理的前台，这要从她曲折的人生经历说起。
冯太后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她本来出身显赫，祖父冯弘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最后一代国君，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冯氏出生于长安，她的叔伯父皆朝中高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在她幼年时，父亲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她的身份一下跌成了罪臣之女，按照惯例，她被发配到宫中，成了地位低下的婢女。但天资聪颖的冯氏并没有就此被埋没，文成帝拓跋濬登基不久，冯氏迎来了第一个转机，时年十一岁的她被选中做了贵人。
冯贵人的飞黄腾达，是从她完成了一件北魏宫廷视为神圣而艰难的事后开始的，这件事就是铸金人。
北魏皇宫中嫔妃要立为中宫皇后，必须先要手铸金人，若能铸造成功，则视为吉祥如意，若是铸而不成，则不能立为皇后，这在北魏历史上曾是定制。冯氏暗暗和工匠学习了铸金人的决窍和方法，太安二年（456年），铸成了金人，十四岁的她顺利上位，被文成帝立为中宫皇后。
几年间，冯氏从卑贱的宫中婢女，一跃而成贵为天下国母的皇后，实现了一位后宫女子的美好梦想。但她没有仅仅满足于后宫显赫，而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政治智慧，抓住机遇，逐渐走向了北魏政坛的前台。
在步步惊心的北魏后宫中，冯太后如何能一步步实现她的政治理想？这与她天生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密不可分。冯太后生性果断又有权谋，《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列传》里说：“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杀戮赏罚，决之俄顷。”冯太后又具有对政局强有力的把控能力，赏罚分明，她以强大的凝聚力将大批有能力又忠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样才使得她在政治江湖中顽强生存。
那么，冯氏是怎么实现从后宫到前朝的跨越呢？这要从她两次临朝听政说起。其实，为后世所熟知的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画面，早在北魏冯太后时已开风气之先。
她第一次临朝听政是献文帝拓跋弘时期。拓跋弘是文成帝之子，但不是冯后所生。太安二年二月，不足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英年早逝，年仅十二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当时权臣乙浑野心膨胀，企图谋乱专权，年幼的新帝初立根基不稳，朝野内外危机四伏。在这个关键时刻，冯太后临危不乱，设计诛杀了乙浑，之后临朝听政，稳定了政治局势，初步显示出超人的政治胆识与才干。
不久，羽翼渐丰的献文帝试图摆脱傀儡地位，这种形势下，冯太后选择了急流勇退。皇兴元年（467年）八月，皇子拓跋宏出生，不久被立为太子。冯太后遂借此停止临朝，不听政事，担当起抚养皇孙拓跋宏的责任，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冯太后的这次临朝听政，前后共计十八个月。
之前，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立下一个规矩，他为防止子幼母壮，皇帝生母可能干预朝政，就仿效汉朝时钩弋夫人旧事，定“子贵母死”制度，凡后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这种制度带来的后果是道武帝预料不到的，抚养小储君的后宫之人，或是后宫妃嫔或是乳母，在新皇即位后，反而具备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进而对国家政事产生强大的干预。冯氏以太后之尊抚养皇嗣拓跋宏，在他即位五年后，即承明元年（476年）六月，又一次临朝听政，迈向了她政治生涯中最鼎盛的时段。
推动太和改制
“太和改制”浮雕（局部）
北魏建立者鲜卑贵族是草原游牧民族，是在马背上靠武力征服天下的。胜利的号角声犹在耳边，已迈向封建化的北魏皇权却感受到了来自草原游牧部落制遗风旧制的不和谐。鲜卑族武力征战方式与汉化封建化国家统治方式的矛盾，军事首领与封建国家和皇帝中央集权的冲突，豪强地主、地方宗主与中央政府对劳动人口的抢夺，每一股暗流都威胁到封建皇权集中和国家的发展，北魏王朝的汉化封建化改革势在必行。
孝文帝太和年间，在一次次朝堂争论中，一系列改革新政新鲜出炉。发布诏令的是孝文帝，实际上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主持和推动改革新政的是临朝听政的冯太后。
太和改制最先着手的，是北魏朝廷官员的钱袋子。北魏鲜卑族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攻城略地是取得财富的主要手段，因此建国之初，朝廷大臣是没有俸禄的，这就带来了许多贪赃受贿、强抢财物、扰乱秩序的弊端。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仿效两汉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原来的户调之外，每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发放百官俸禄的来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禄的等次。俸禄确定之后再贪赃满一匹者，处死。
班禄制引起守旧派的不满，以淮南王拓跋他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坚决反对，冯太后召令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上表支持新政，他说，“君班其俸，臣受其禄，自尧舜以来斯道未改”，二圣（冯太后与孝文帝）遵循历代沿袭下来的旧制实行班俸禄，对贪利者是有限制作用的。高闾的话不仅代表了当时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僚的意见，而且也符合冯太后的心思。于是，冯太后下诏依从高闾所议，仍旧实行班俸禄。
班禄制实行后，冯太后还派使者分巡各地，加强了监察。孝文帝的舅舅，时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撞在“枪口”上。太和八年（484年）九月间，李洪之因贪暴无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员坐赃处死者四十余人。班禄制表面的效果是限制了北魏鲜卑旧族的掠夺和贪赃行为，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它强制王朝勋贵从部落首领到封建王朝官吏身份认证自觉，是从相对平等的部落首领制向封建王朝君臣制过渡，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命”，通过这样的方式，北魏皇权得到了鲜明的强化。班禄制的实施，可谓是冯太后辅助孝文帝的第一把火，为冯太后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第二把火烧到了生产方式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的基础，北魏王朝既然定鼎汉族聚居地区，农耕生产方式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如何扩大土地种植面积，如何提高种地农民的积极性，以使国家获得更高的土地税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以孝文帝名义颁布了“均田令”，开始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均田令是指国家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不同年龄、不同劳动能力的人口有不同的分配方法。均田制度使农民增加了土地，增加了收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均田令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北魏统治者开始接受并转向汉族的封建统治方式。从国家层面来看，均田令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流亡无居者和荫附于豪强名下的佃客也摆脱了束缚，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国家通过均田令既增加了税收，又强化了对人口的控制。
均田制历经北齐、北周，直到隋唐，隋唐均田制都是在北魏基础上的调整。可见，均田制的实行对后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均田制于国家政府和种地农民两方面是双赢的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能限制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经济上改革之后，社会管理改革应运而生。太和十年（486年），冯太后又主持对地方基层组织——宗主督护制进行改革，实施了“三长制”。这是冯太后助推平城改制的第三把火。
自西晋灭亡后，居于北方的豪强世家多聚族而居，设坞壁自保，自给自足。北魏建立后，任命坞主（豪强地主）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在这一制度之下，户口隐匿现象十分严重，既影响了政府的人口税收，又侵占了国家的劳动人口，这是日益强大的北魏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针对这一问题，冯太后接受大臣李冲建议，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仿照汉族的什伍里甲组织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层机构，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里、党各设一长，合谓三长，由本乡能办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负责检查户口，催征赋役，管理生产，维护治安。任三长者，可优复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这样，北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基层组织，削弱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
总体看来，冯太后在孝文帝平城时代纵横捭阖，排除干扰，推动了太和改制。她主持推动的这些重大改革措施，无论是沿袭汉族政权旧制，还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对于促进北魏由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汉族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即封建化的过渡起到了推动作用，加快了鲜卑族的汉化过程。可以说，孝文帝后来迁都洛阳，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措施，是平城时代太和改制的延续和升级。
冯太后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出身高贵，又成为罪臣之女；入北魏后宫后，凭借过人的机智从险恶的争斗中胜出，得主中宫；平定权臣叛乱，整顿吏治却也重用宠臣，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刀阔斧改旧制。冯太后的治理国政才能和对北魏国家汉化的贡献，让女性在政治风云中大放异彩。
（原载于《前进》杂志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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