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们提及陶渊明，多半会认为这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他的名气多半来自其隐士身份，其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当时诗坛上盛行的是绚烂繁复、辞藻华艳的文风。即便在陶渊明身后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他名气的依然是隐逸精神与淡泊品格，其诗名往往作为附庸被提及。
比如，同时代的刘勰写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虽然欣赏陶渊明的为人，但在他的《诗品》中把陶渊明的诗歌列为中品。到了唐代，人们大多注意的仍然是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人格以及安于田园的隐逸精神。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直到北宋，才发生重大改变。随着北宋文人对陶渊明的不断研究与挖掘，陶渊明诗歌的光彩逐渐显露并且深受欢迎。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陶渊明在宋代的头号粉丝，苏轼。从陶渊明的时代到苏轼在北宋诗坛上形成不可阻挡的影响力，已经过去了500多年。
陶渊明诗风的平淡自然在北宋诗人那里得到承认并推崇，并不是一个偶然。
朱光潜先生认为：“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之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在这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总要做儒家或道家。”（《诗论》）
陶渊明的思想体系中都有什么思想呢？陶渊明所处的晋末宋初之际，是一个政治黑暗、时局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思想相互碰撞交流的时代，释、儒、道三家思想彼此交融，这一时期的文人普遍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正如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而陶渊明，正是把各家思想都能够融会贯通的一个人。
在北宋，思想界同样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而复杂的思想环境对文士的价值观形成影响：儒家鼓励人积极入世，救济苍生，但现实中难免会遇到种种挫折，这时道家思想往往可以作为一种调剂。道家提倡顺应自然、清净无为，如果政治理想难以实现，那么避世归隐也不失为一条道路。此外，佛家禅宗推崇的随缘任运，帮助人化解入世与避世的纠结。
这些观念相互配合，使得文人思想相当成熟，他们得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人生际遇中调整心态。在许多北宋文人的价值观中，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建功立业、功成名就，获得内心的适意与满足亦是重要的修行。
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北宋文人认同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基础。
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分析北宋初期诗坛：“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简单注解一下，严羽总结的北宋初期本朝沿袭唐人诗的有：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有自己作诗的法式，学唐人的诗风就变了。
北宋初期，诗歌创作限于困境，无论题材还是格局，都难以摆脱唐诗的影子，“白体诗”“晚唐体”“西昆体”三种诗体相继出现。
白体以李昉，徐铉等人为代表，他们以白居易为师，但是他们主要模仿的是白居易与元稹等人唱合的近体诗，内容上多表现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却也往往浅陋粗鄙、缺乏诗味。白体诗人比较突出的是上文严羽提到的王禹偁。王禹偁追随白居易和杜甫诗，“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初步显露出对平淡诗美的追求，但并没有形成有力的影响。
晚唐体以九僧，林逋等人为代表，他们效仿贾岛、姚合，多用白描手法写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重五律、字斟句酌，诗风清苦。晚唐体诗人在语言上颇具造诣，但总体而言，他们的诗歌大多形式呆板、缺乏新意，对于意象的描写过于单调，脱离不开山、水、风、云、竹、石、花、草之类字眼。以林逋成就可圈可点。
西昆体因诗集《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他们学习李商隐，辞藻华丽、对仗工稳、讲究用典，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色。
毫无疑问，“宋初三体”都是缺乏创新精神的，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西昆体”的诗人多师法李商隐，但是，一来他们没有像李商隐那么高的才气，二来也没有像李商隐那么真挚的感情，因此诗歌创作浮于表面。结果就是片面追求诗文的辞藻声律，一方面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作为个人的娱乐消遣，相互之间酬唱赠答。西昆体虽然在艺术形式上取得不小成就，但太过强调用典且诗歌中充斥着华丽的辞藻，晦涩难懂、脱离实际。
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正是把主要目标指向了“西昆体”。晚唐五代以来颓靡文风对北宋社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加上新王朝建立之后急需与之相符的文学来巩固政权，所以一场以砥砺士风、反对浮靡文风的诗文革新运动在北宋展开了。梅尧臣、欧阳修等参与并领导了此次革新运动，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回响。他们力求写作与西昆体绮丽风格截然相反的诗歌，追求一种自然平淡的诗美。
首开宋诗“平淡”风气的是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古时宣州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梅尧臣作诗风格多样，只是“平淡”之风是他首次提出的，并且推动宋诗朝着“平淡”方向发展。所以后来习惯上说梅尧臣诗歌主导风格为“平淡”。梅尧臣主张“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答中道小疾见寄》），学习陶渊明的平淡艺术。（具体来说，梅尧臣也“学唐人平淡处”，如王维、韦应物等唐代山水田园派诗人的诗风同样是梅尧臣汲取的养料，他的平淡诗学内涵是比较丰富的。）
而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成功的奠基人，对这种平淡化的审美倾向起到了更重要作用。毕竟欧阳修作为科举考试主考官，他有“权力”肯定这种文风并且有足够的话语权让年轻人认为他所推行的就是好的，当士子们沿袭尚险怪晦涩的“太学体”行文时，主持科举的欧阳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改”。（《宋史·欧阳修传》）
陶渊明作诗继承《诗经》写实性抒情传统以及汉乐府诗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诗歌中充满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他以日常生活入诗，传达出他炽热而真挚的思想感情。陶渊明坦坦荡荡，通过诗歌将自己的生活、旨趣、志向、性格、思想、情感全都表现出来。宋诗的日常化、理趣等都可显示出陶诗的影响。试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四黎之舍》）“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有感》）【科学地说，北宋诗可以说主导诗风就是平淡，南宋因为国家形势等问题影响到诗风，南宋诗除了平淡，还有其他特征。故而这里举的例子也有南宋诗人的。】
赵宋在立国之初便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并且扩大了科举取士规模，文人生存环境的优越使得北宋文人有一种从容悠闲的态度。而随着庆历革新的失败，朝堂上党争越来越激烈，诗文也成为不同党派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武器。文人们开始对人生价值重新思考，淡泊与自省等情绪开始涌现。
可以说，官场失意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常态，由此导致他们自觉寻求一种超脱的方式，来化解仕途上的苦闷与郁结。固守穷节、在田园安身立命的陶渊明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成为了他们的精神上的“同类”。
陶渊明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难以避免受到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的影响，加之先祖的显赫功绩的榜样在前，陶渊明早年心中对于建功立业是有渴望的；但是现实却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一旦站错队不仅身家性命不保，甚至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他的一生曾经反复出仕与归隐，直到辞去彭泽令后才彻底坚定了归隐之心。《归去来兮辞》正是他安身田园的宣言书。
恰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陶渊明研究》）
王安石变法时，苏轼认为新法太过激进，对百姓不利，反对变法，遭到新党排斤；被贬在任地方官期间，苏轼察觉到新法的一些优点，为王安石说话，得罪了旧党。因而，苏轼后半生被一贬再贬。“乌台诗案”以后，苏轼开始深刻反省自身，并且开始产生了一种陶渊明情结。59岁苏轼又被贬到岭南，对命运的荣枯盛衰、反复无常有了透彻的认识，回复到一种安稳宁静的生活状态，因此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更加神往。
“独好渊明之诗”的苏东坡，写下不少“和陶诗”，同时，还提出“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诗学观念。在诗歌创作上对“平淡”“自然”都有了相应的实践。苏轼的一些和陶诗，确有陶诗遗风，如“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和陶西田获早稻》）；“云岫不知远，巾车行复前。仆夫寻老木，童子引清泉。”（《归去来集字十首》其一）
袁行霈先生说：“苏轼和陶诗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带给诗坛一阵兴奋，从此和陶遂成为延续不断的一种风气。苏轼确有开创之功。”可以说，苏轼不余遗力地将陶诗的美学观念推向了巅峰。受其影响，苏辙、陈师道、晁补之、张耒等诗人进而学陶并留下大量和陶之作。
当然，诗学观念成熟以后，苏轼晚年诗歌创作以“和陶诗”为主，同时兼具对自然山水、生活事物、人文风物的吟咏，如《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中：
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
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
来到海南的苏轼以欣然的心态对待生活，与两位黎氏兄弟做朋友一起垂钓游乐。字里行间都露出平和而满足的思绪，更是与陶渊明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类似这样的诗同样表现出“平淡”诗美并对诗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北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平淡之美并尊“平淡”为最高的审美思想，这平淡后来超越了陶渊明的自然质朴，更有“平淡而山高水深”之韵（黄庭坚《与王观复书》）。“平淡”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与生命之中。
另外，宋诗这种平淡与平民化审美趋向也有关系。
魏晋及隋唐五代以后后，门阀制度到北宋已然不复存在，魏晋名士崇尚的那一种“高雅”风气不断消失。为巩固政权，北宋统治者开始大力推行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不问出身选拔人才。中下层士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度得以进入政权机构、文化机构，这种知识分子的结构就决定文坛上清新平淡、质朴自然的文风更易得到接受并广泛流行。
当然，提及宋诗，我们无法避免谈到宋人有意对唐诗的陌生化，有意追求与唐诗不同。这种平淡可不就是对唐诗的背离吗？并且形成了和唐诗双峰并峙的诗美观。钱钟书先生认为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钱志熙先生在（《陶文鹏说宋诗·序》）中指出 ：“如果说唐诗的艺术创造是常，宋诗则重于反常，但反常而能合道，与唐诗体现了同样的创造规律，是宋诗对唐诗艺术的一个推进。”
总之，宋代诗人选择了陶渊明那一种平淡的诗风并且糅进时代特色，不仅使宋诗在艺术上开拓出新的艺术空间，而且也让陶诗风焕发出新的光彩。从此之后，当人们提起陶渊明，会更加认可他的诗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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