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的高考
2020年由于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国的高考晚来了一个月，今年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四十三个年头，很有纪念意义。在中国每个人对高考都有不同的体会。
我是1963年参加的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和后来这四十三年的高考大不相同。
经查：1963年，全国高中毕业生人数：43.3万人，高校招生数13.3万人，录取比例 30.7 (%)，报考人数：53.1万人，录取比例 25 (%)
那时候高考，感觉就是正常的升学考试，只要分数够了，就能去上大学。不像现在，大家的心态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考不上大学也有很多的就业渠道。
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录取分数线，各地也没有什么差别，显得更公平些。
我是1957年考入丰润车轴山中学初中，这是个早就过了百年的老校，当时是完全中学。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人，我1960年初中毕业，当时我三哥在该校初二上学，我和姐姐都是初三。
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家里都很困难，各家孩子都多，都想尽量早点工作、挣钱，来补贴家用，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高考，考上了就去上，考不上就算。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就业都没什么问题。很多人选择初中毕业后考中专，中专只读3年，读完就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了，能比较早挣钱。
由于父亲在唐山市工作，长年不在家，大哥是通县师范毕业的，那时受冤在家劳动，所以大哥从各方面考量，为长远打算，决定让我考高中，说有希望上大学，姐姐年龄大了考中师能早上班挣钱。结果姐姐顺利地考上了河北省有名的滦县师范。我没参加升高中考试，直接保送上了车轴山高中。
初中毕业时，班主任马万田老师和教导主任姜昆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考唐山一中还是考本校高中，我说唐山一中我家供不起，考本校高中。马老师说：“这就好说了，你不用考了，下学期开学就来上学吧。”就这样我又在车轴山中学上了三年高中。
这三年，也是中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的多事之秋，1959~1962，现在有很多的叫法，“自然灾害时期”、“困难时期”、“大饥荒时期”等。凡是经历过的中国人，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的，从我家到学校不足五公里的平原土路，因为没饭吃，中途需要坐地上休息三次，那正是我长身体的三年。
和苏联关系破裂，苏联背信弃义。过多的政治运动和饥饿对我们的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校体育课也改成了教二十四势简化太极拳。好在从1962年末起，粮食形势有所好转。但也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60年代对高考的方针是正确的。特别在当时，中国的大学实行精英教育，大部分高中学生都不能进入高等学校，对于社会就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就特别重要。不搞应试教育，考前不猜题、押题，提倡做题，但不搞题海战术，学校把主要精力放在平时对各科的教育教学工作上。尽管有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各科的基础都很扎实。
到了高三，我们年级四个班又打乱重分了，我们高十八班有十一人分到高三一班。宋殿友老师班主任教数学，还有董锡田老师等。这就是我们十一人：
1963年7月的车轴山中学，唐山大地震前的原貌：
我们班几乎全部考上本科。全班36人绝大多数进入大学或军事院校，大多是教育部属重点。不知以后车轴山中学有没有这样的班级。那一年，北京八大院校都有我们那一届车轴山中学同学。天津的南开、天大、河北大学有我们这届四、五个同学。
我们是考前填志愿。我的志愿很搞笑，一、二、三志愿都是南开大学，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四、五志愿是清华、北大随便填了两个系我都忘了。当时班主任宋殿友老师要我第一志愿填清华，我决心不改。
为什么呢？现在70岁以上人都明白，那时政审是相当严格的。凭我家的情况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清华那些好专业是不会录取我的。
有一个上两届的老学长正好回母校来，他在南开历史系上学。他叫王贺明，丰润房子里村人。我向他问了南开招生情况，他说，每年政审不太好的考入南开的挺多，只要够分数线就行。所以我下决心就报南开。没想到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是杨石先老先生。我们的毕业证也是他老人家发的。
那时候与现在考的科目差不多，理科考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化学、政治，每门100分共600分满分。
这是当年全国统一的准考证：
我记得理科语文只考一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唱国际歌想到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日记》
当时中国流行两首歌，即《国际歌》和《国歌》，并都以“起来”为开头，一些同学在紧张中，把国歌当成国际歌了，据说凡是写国歌的，作为审题错误，得分很少。还有一个传说，某地一女生，考完语文后，与同学兴高采烈地说，我写唱国歌时想到了什么什么，后来人家告诉她，题目是要唱国际歌，她当场晕倒了。
高考结束了，我们就都回家到公社的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去了，也没人关心考的好不好，有的考上了也发愁家里没钱。其实当时上大学只是路费和衣服自己负担，几乎人人有助学金，住宿、洗澡、看病都不收钱。那也很难哪！
记得下着大雨，学校后勤王春光老师浇得象落汤鸡一样，跑步到家里给我送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那时候老师也买不起自行车。王老师都没进屋休息就又跑了，去给其他同学送录取通知书去。他是我们上几届的留校学生，是长跑运动员。
2006年我在丰润城关和王春光老师见面，我提起此事时，王老师说：“记不清了，那年车轴山中学考上大学的同学太多了，都是我们几个老师，冒着大雨跑步送的通知书。只记得那一年暑假几乎天天下大雨。”
1963年高三一班毕业合影：（前排中间为宋殿友老师）
炎热的夏天，穿中山装的四位同学，可见家庭困难程度。
因为那年我高考，我家里也正是那年春天盖房，大哥、三哥、六弟不让我分心，一点活也没让我干，五间房都是哥三个受累盖起来的。接到录取通知书都很高兴，但家里没钱，是老妈找邻居鲁名林二大爷借了12元钱，给我上学用。
我家离唐山火车站20多公里，去天津上学是大哥用“曙光牌”自行车把我送到唐山火车站的，大哥嘱咐我一定要学出个样来，我背上小行李卷，穿着大哥穿过的带补丁的裤子，带着妈妈借来的12元钱，上了火车，去南开大学报到。
当年唐山火车站：
青岛产“曙光牌”涨闸自行车，还有“国防牌”：
那年8月，海河流域遭遇特大洪水，火车在军粮城车站被堵一个多小时，到达学校就投入到了抗洪斗争中去了。大水过后，毛主席发出了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
2020年4月24日，大哥以87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一到高考就想起大哥。愿天堂没有不公，更无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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