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哲学必须要想清楚的10个问题，一个都不能少！都哪10个呢？请看慧田哲学给整理的超级智慧哲学资料。
1.逻各斯的三位一体
存在只能显示在思维里，惟有思维才能把握存在。但把二者联接在一起的则是语言。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是概念化的语言。于是，思维、存在、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就成了三位一体的东西。
概念意味要界定内涵和外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正因为此，西方的语言是很清晰的，讨论一个问题必须要先弄清楚概念，表达意思必须要清楚，而且表达式多为“什么是什么”，而中国的语言是象形文字，容易出现歧义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2.前提和理由
前提，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载体，而理由则是事物成其为自身的内在原因。比如，人是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体。肉体没有了，人也就死了。所以说，肉体是人存在的前提和载体。但是，我们不能说肉体是人成为人的内在原因。让人成为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是人的灵魂和精神。
把前提和理由严格区别开来，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再比如，“方的圆”之所以不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画“方的圆”的工具，而是因为“方的圆”不具备存在的理由。还有男女恋人之间的接吻。接吻固然需要两个嘴巴的碰撞和摩擦，这是前提。但这绝对不是接吻的成立的理由，接吻的理由是爱或爱情。
前提是感性的、经验的，理由是抽象的、超验的。正因为此，人们往往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前提当成了理由。这是哲学上的一大误区。可见，捍卫哲学上的“理由”，是哲学的本性，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
3.自然与约定
神话传说一直是古老的世俗社会习俗的根据，在世俗社会转变成城邦时代，神话社会观开始动摇。按照希腊神话传说，人的道德习俗来源于神的规矩。于是，古希腊的智者们围绕着国家的起源和性质、个人和法律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自然说和约定说两种观点。
自然说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在个人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派认为，法律不过是弱者联合起来对付强者的工具，法律是“弱者，即大多数人”约定而成的。但按照人的本性，强者应该拥有比弱者更多的东西。
约定说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不在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在于其社会属性。在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约定说认为，人类是为了获得在自然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而组建国家，国家是集体的人工产物。人和动物在本性上并没有差别，只是因为有了约定的法律，人才开始脱离贪婪、凶残的蒙昧状态。
4.政治和道德
在西方，道德一般来说是个人的事情，不能强迫，且没有后续的惩罚措施。而政治则不同，它和人的群体生活有关。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无异于说，人天生就该生活在社会中。马克思说的更直接：人在现实性上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
对于政治和道德，最著名的是马基雅弗利的言说：政治无道德。通过这句名言，他把政治和道德作为两个领域严格区别开来：政治是公共领域，道德则被归化于私人领域。在这两个领域里，游戏规则是不同的，对人的评判标准也是不同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在私人的道德领域就必须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相反，私人领域的老实人到了政治领域则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无所作为。
5.个别与普遍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
唯名论以法兰西经院哲学家罗瑟林为代表。认为，只有个别的东西有实在性。个别先于普遍，普遍只不过是名称。一切词都是来表示客观事物的，个别概念表示单个事物，普遍概念表示一群单个事物。
实在论以基督教哲学家安瑟尔谟为代表。认为，真实的实在是“共相”，而不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有一个“无始无终的真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先。有形的世界并不是个别事物的总和，个别事物需要普遍原则的组织才能被联系在一起。这些普遍原则就是实在的。
6.外在世界
漫长的中世纪后，西方社会迎来了文化启蒙的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家将本体论的问题抛在了一边，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了认识论，也就是“人如何认识外在世界”。外在世界是否可以认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但在哲学家眼里，这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唯物主义认为，外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外在世界中的规律，只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认识。但是，这种浅薄的唯物主义马上就遭到了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反驳。他们有的说，外在世界是否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别说去认识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眼前的世界，不过是人用在自己的眼睛打量的结果，根本无所谓客观。近代英国的哲学家贝克莱走的更远。他说：存在即被感知。存在的都是被感知到的。唯一真实的，只有我们的感觉。后来，康德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外在世界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只知道它在我们感官中呈现出来的样子，至于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我们只能说不知道。
7.物质和意识
我们的教科书在谈及哲学时，首先谈及的就是这个。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则是唯物主义，坚持意识第一性的，则是唯心主义。
其实，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扯不清楚的问题。爱因斯坦说：承认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存在，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前提，也是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看来，科学家一般都是唯物主义者。
唯心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人的心灵，物质即使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正是意识，赋予了物质存在的权利。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如果没有人，高山是有的，流水是有的，但它们都不存在。”
物质是作为前提起作用，它是载体，但无法说明自身。真正能够赋予物质意义的，是意识。意识是让这个世界鲜活起来的理由。但是，意识必须粘缠在物质上，否则就是一片虚无，空无飘渺。比如，我们说“红”这个颜色，肯定是在说“红的东西”。世界上绝对不存在单纯的“红”颜色，也不可想象。
8.人和人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但是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中国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在靠一种天然的血缘情感威胁着，正所谓“家、国、天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单个的人是在集体中烘托而出的，一个人人生的意义就是得到这个集体的认同。让一个人感到耻辱或者荣耀的事情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身份。
但在西方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而平等的个体，没有任何纽带相联系。个体不需要集体的庇护，相反，集体反而需要个体的衬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方人是通过契约确立人和人的关系的。如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需要合作，就必须订立契约，规定权利和义务。等这个目的达到以后，这个契约就会自动失效。正因为此，有的学者将这种人际模式称之为“俱乐部”。在中国社会，父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凡事也不可能丑化说在前，亲兄弟也不可能明算账。而在西方却能做到这一点。父亲和儿子、公民和总统尽管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在人格上却是完全平等了。母亲不能左右儿女的事情，除非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父母不能私拆儿女的信件，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父母不能干涉儿女的婚姻和恋爱，否则就有可能被儿女告上法庭。不仅如此，男人和女人结婚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精神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说到底，这种法律传统仍然和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关联。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订立规矩，让人就范。
9.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问题，也是发自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因此，它和“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问题一样，困扰着西方哲学家。一个人自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世间的烦恼就会随之而来，困扰着他。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每个人都在探究，想解决却无处找到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哪里？
人生的意义，科学不能解决，即使我们征服了整个世界，我们也无法征服自己。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我们用来“对付”大自然的，而对人生则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对大自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人生的种种困惑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这句千年箴言就成了西方哲学历史上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幽灵。
10.人的死亡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死亡是专属于人的。有人说其他的生命也会死亡，不仅仅是人。不错，任何自然生命都有一个衰亡的过程。但是，只有人才会意识到死亡，才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说，死亡是专属于人的。
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而人生的有限和追求无限的本性所构成的人生的两极，成为了人生最大的悖论。于是乎，思考死亡、超越死亡，也就成了哲学永久的话题。
哲学离不开死亡，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意义都将消解。海德格尔说，人们为了躲避责任，争先恐后地躲避到人群中，但无论如何逃避，也逃不过人生之大限——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处可逃，因为死亡是无人能代替的，只能你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也许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世界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在死亡深处，这个世界的意义开始像泉水一样向我们涌现，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痴迷于对死亡的练习和思考。
（本文转载于慧田哲学，由哲学诗画稍微整理，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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