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龙虎
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汉代铁剑因为是双刃，刃部较薄，故相对刀背厚实的环首刀，劈砍上略逊一筹，因此在实战中逐渐没落，并被环首刀完全取代。特别是在贵州东汉中晚期的墓葬考古发掘中，明显能反映出来，就是出土数量比环首刀要少很多。贵州兴仁交乐15号墓曾经出土一把比较典型的汉代铁剑。剑身窄长，通长89.5厘米，最宽处3.5厘米。表面呈铁锈红色，基本保持光滑。两刃内收成剑锋，比较锋利。剑柄焊铸有一个凹形青铜剑格，格宽5.2厘米。扁窄形剑茎，茎宽仅2厘米。这种铁剑在使用时，需要在剑茎上缠绕数层麻绳或布带，以增加剑茎的宽度和厚度，同时也能增加摩擦力，使用时才不易伤手和滑落。该剑剑茎没有发现麻绳缠绕痕迹，可能是先使用了两片木夹包裹，再进行的缠绕，因木夹糟朽无存，导致剑茎没有留下缠绕痕迹。
汉代铁剑 兴仁交乐15号墓出土
汉代铁剑虽然在战场上基本不用，但其内敛儒雅、修长挺拔的特有气质，还是颇有市场。三国东吴重臣韦昭有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带剑”，可见佩剑在汉代社会还是非常盛行。不过，这些剑基本不再是实战的兵器，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符号，同服饰进行搭配。一把制作精良的剑，更是贵族阶层的象征。鸿门宴上意在沛公的“项庄舞剑”，更像是一种表演性质。《战国策》记录齐国武将“修剑拄颐”的神态，就是形容当时佩剑很长，已经顶到人的面颊。这些长剑的佩戴方式主要有几种。一种是用腰带拴系后负于背上，譬如荆轲刺秦王，图穷匕见，群臣高呼“王负剑”。意思是秦王的剑实在太长（南越王墓曾出土长度达到146厘米的铁剑），要先“背剑于背”，才能利于拔出。但假如剑不是非常长，最好的佩剑方式还是用腰带穿过剑鞘上的护环或者剑璏，把剑束紧，斜挂在腰间，这样拔剑相对会比较便捷和安全。
汉代画像砖上的负剑形象
比较奇怪的是，按照一般理解，佩剑时剑柄应该朝上，剑头朝下，但一些汉代画像反映出来的，则显示剑头是朝着斜上方。图像比较清晰的，如以汉代刘向《古列女传》为蓝本创作的人物曹僖，其佩剑便是剑头朝上。有学者猜测，汉代标准的坐姿是双膝跪地，因为剑柄短、剑身长，而护环或剑璏通常设置在靠近剑柄一侧，导致坐下时如果剑头朝下，就会杵在地上，反之则可避免。这也许是为什么一些图像中剑头朝上的原因。但无论剑头朝上还是朝下，都容易伤人，因此通常在剑头位置安装有剑珌进行保护，材质有木、皮革、铜、银等。剑珌一般呈帽筒形，能将剑头完全包裹，有时也可以装饰在剑鞘的末端。兴仁交乐15号墓出土的铁剑没有剑珌，但在交乐其他汉墓曾经有青铜的剑珌出土，保存还比较完整。
曹僖剑头朝上的佩剑方式
铜剑珌 兴仁交乐汉墓出土
贵州除了这种在剑珌、剑格使用青铜材质的东汉铁剑外，还有一种西汉时期的铁剑比较独特。剑身较粗，两面刃，中部起浅脊。剑体横截面呈菱形，具有典型汉代四面铁剑的特征。因剑柄使用青铜，剑身为铁质，故称“铜柄铁剑”。铜柄铁剑以毕节赫章可乐汉墓出土的最为典型。云南、四川等地虽然也有零星出现，但数量较少，因此无愧为贵州夜郎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兵器之一。最大的特点，就是铁质剑身尽管锈蚀严重，但铜质剑柄几乎保存完好，由剑茎和剑首两部分组成。剑茎通常为组装套合，并焊铸一体，呈束腰圆柱形，上下均为喇叭口。茎中段一般有凹孔，并饰数道凸箍，有些凸箍与茎柱之间还留有缝隙。茎柱纹饰繁复，常见编绳纹、连续三角纹、连续涡纹、云雷纹等。下端喇叭口焊套剑身，因剑身接头相对较小，故该喇叭口又实际具有剑格的护手功能。上端喇叭口则焊铸一块扁形剑首，特征非常明显，均为镂空横牌形，纹饰同样复杂，多见涡纹、云纹和圈点纹等。
铜柄铁剑 毕节赫章可乐汉墓出土
铜剑柄 毕节赫章可乐汉墓出土
相对修长挺拔的汉代铁剑，贵州的“铜柄铁剑”则长短不一，现最短仅28厘米，最长则达70厘米，可见没有统一的规范。目前没有发现完整的剑鞘，但发现一些铜质的剑璏，猜测剑鞘多为木质，故基本无存。其佩戴方式曾经出现在云南古滇人的图像中，即使用一条剑带，穿过剑鞘上的剑璏，斜背挂于肩膀。早期的剑作为兵器和防护用具，因为较短，适合随身拴系在腰间，方便拿取。因为没有剑鞘，所以会在剑首上铸造钮类、环类的部件，用于拴系，称为单耳悬挂式。铜柄铁剑剑首上的镂空铜牌，尽管也可以使用麻绳或布条穿过，进行拴系悬挂，但这种镂空铜牌明显不能太过受力，故其作用只是装饰。
云南滇文化出土的铜柄铁剑佩剑方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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