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言：“汉兴五世，隆在建元”。而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又言：“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以上两种观点如今都是主流。而这也使得本不足以与汉武帝并肩的汉元帝时常被拉出来“质问”：你怎么就学汉武帝却没学出个样呢？
一、多才多艺却不善为帝
汉元帝刘奭，汉宣帝刘询与原配妻子许平君唯一的儿子。汉宣帝一生虽共有三位皇后，但仅有许平君一生为其诞下子嗣；一生虽共有六位儿子，但仅有刘奭一人是嫡出——因而在早年并未犯下什么大错的背景下，刘奭的继位水到渠成。
可因为嫡长子的身份继位，并不意味着刘奭就是一位真正适合继承大统的皇子。一般而言，成功的帝王，诸如成就了西汉盛世的汉武帝，都具有雄才大略，在该勇武的时候毫不怯懦，在该果断的时候绝不犹豫。可作为帝王，汉元帝却偏偏更具有儒雅士人的风范。
《汉书》记载：“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是的，时人眼中的汉元帝就和我们最熟悉的多才帝王宋徽宗一样，比起做帝王而更具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才华。且与他爱好文艺的特征一致，他的个性也十分柔仁。继位以前，因为醉心儒学而不忍以酷吏御民，刘奭甚至还曾被汉宣帝严厉呵斥——而在即位后，汉元帝柔仁的个性在治国理政的重担下“恶化”成了优柔寡断。
二、耳根子软而近小远贤
无论在哪个朝代，“优柔寡断”于帝王而言都不会是什么好性格。为了弥补嫡长子的这一为帝缺点，汉宣帝也曾为汉元帝留下三位辅政之臣：外戚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且此三人中，萧望之个性最为正直刚烈，与汉元帝的柔仁刚好互补。
一开始，汉元帝也确实十分信赖这三人，并虚心听取了萧望之的许多意见。但同帝王的亲近也为萧望之招致包括史高、宦官弘恭、石显等人的嫉恨。在政敌们的有意操纵下，一堆关于萧望之的莫须有罪名被呈送至汉元帝面前。而在贴身服侍的宦官们的撺掇下，汉元帝将对萧望之的审问之事交给了身为宦官的弘恭。
为了实现打击萧望之的目的，弘恭等以文字游戏玩弄汉元帝，诱导汉元帝同意将“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后反应过来的汉元帝命令释放萧望之且官复原职，但石显等又从中作梗，将命令变更为贬其为庶民。
数月后，汉宣帝过意不去将教导自己的萧望之逐为庶民，便又生出恢复其职权的念头。而弘恭、石显等再一次发挥自己身为宦官的“威力”，在汉元帝的耳边一个劲地念叨萧望之的不是——不愿再为外戚和宦官所玩弄，得知消息的萧望之在家饮鸩自杀。
在柔仁的汉宣帝看来，老师的死与自己的缺乏主见是脱不开关系的。因而他几乎终生都难以为萧望之的死释怀——若是萧望之的死能让汉宣帝成长，他大抵也不枉一死。可事实偏偏是汉宣帝一面痛苦于自己的柔仁，一面却又继续坚持柔仁。
三、崇尚儒学而埋下大祸
汉元帝的柔仁与他所崇尚的儒学是密不可分的。他对柔仁性格的坚持最终也演变为对儒学的全面复兴。因而汉元帝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施行儒生政治的“儒生皇帝”。
西汉一代，儒学的第一次兴盛自然是我们熟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武帝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儒学，却并未以儒学为治国理政的首要思想。不然司马迁就不会作《酷吏列传》以控诉。
而到了汉元帝时，发自内心地认可儒学的刘奭将“仁”完完全全地放在治国的第一位：他对宦官宽容，听信其言论，甚至纵容其干政；他对儒臣宽容，无谓其是附和宦官还是真正提出治国理政之意见；他对民众宽容，而不考虑宽容的政策和律法是否真正引导社会有序向好运行；他对地方宽容，哪怕地方早已尾大不掉，皇权正在一点点被地方蚕食……
诚然，重用外戚是吕后开的头，重用宦官和“独尊儒术”也有汉武帝作先例。但只有在柔仁的汉元帝时，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弊端才真正毫无遮掩地暴露。因为汉元帝没有如汉武帝般强硬的手段去兜底，也没有同汉宣帝般的智慧去与这些人周旋，他的用人不当和为政不利才会令社会潜的种种矛盾一起爆发——这才使得自吕思勉先生提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以后，史家便一片认同，且将汉元帝反复说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