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综合症：最常见的三体综合征，患儿智力低下，颅面部畸形特殊，肌张力低下，同时很多还会并发先天性心脏病，更是超普通人群患白血病的概率10——20倍。
怀孕对一对夫妻来说是一件喜事，但如果怀上了唐氏儿，一切都将朝着矛盾、痛苦的方向发展。
选择，将是这对父母必须面对的难题。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今天要推荐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4周》
导演: 安娜·左拉·贝哈赫德
编剧: 卡尔·格柏 / 安娜·左拉·贝哈赫德
她与男友马库斯很恩爱，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了。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这一次马库斯想要个儿子。
检查完，如马库斯所愿，是个男孩。
然而幸福的坍塌总在一瞬间。
还没来得及喜悦，他们就被告知，这个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
面对这一噩耗，两人一时之间陷入无比复杂的情绪。
阿思媞认为这跟她偷偷吸过烟有关系，那些之前做过的小事都变成可能造成这个局面的诱因。
德国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父母一直到生产前都有权利选择堕胎。
分娩还是堕胎成了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们带着女儿去探望唐氏综合症少年中心。
面对那些在面容上与正常人相异的人时，女儿是抗拒和惊恐的。
但最终，一个唐氏儿天使般的歌声拉近了女儿和他们的距离。
他们在一起蹦迪、有说有笑。这重燃了阿思媞和男友的希望。
他们决定生下来。
但虽然迈过了自己内心的坎，却不是每个人都祝福他们。保姆当即就辞职了。
好在母亲支持他们，并搬来准备照料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
然而不幸并没有结束。没过多久的检查就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
开篇绿撸也提到了，唐氏儿并发先天性心脏病的几率很高。
阿思媞腹中的孩子没能幸免。
在医生的详细描述下，我们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要离开父母身边，去专门的保温箱中待着。
他将在生下来一周之后进行胸腔手术，将小小的胸腔打开，补上心房间隔的那个洞。
这当然没完，他还会面临大大小小的手术，甚至随时昏迷不醒。
最遗憾的是，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根治，医生也无法预言以后事情的走向，但唯一能确定是，这个孩子将终生伴有心脏缺陷。
这一重打击无疑将阿思媞沉入谷底。
她开始对自己的决定产生动摇。
这也直接影响了她的状态。当她再次站上舞台时，发现已经开不了口，从前侃侃而谈智慧幽默的她，竟然连声音都发不出。只能慌乱离场。
在和男友观看了刚出生就被送进保温箱的婴儿后，阿思媞觉得自己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也这样虚弱的、被扎着针眼插着管子的活着。
她向男友坦白了自己要放弃的想法。
但男友坚决反对，两人爆发激烈的冲突。
同时，不知是谁将风声放出，人人都知道了著名脱口秀表演者阿思媞怀了一个唐氏儿。
一时，舆论的关注也聚集在阿思媞身边。
这两重来自外界的声音让阿思媞的内心更加挣扎，她渴望寻求答案和救赎，一个人走向深夜的教堂。
最终，她哭着独自开车前往医院堕胎。
而由于孩子已经超过24周，催生出的宝宝被生下后极有可能还活着，所以需要在肚皮上注射一针氯化钾，来终止孩子的心跳。
好在就在进行这一切之前，马库斯来到了阿思媞身边，陪伴着她经历了这次“浩劫”。
如果不是最后将那个死婴抱在胸前告别，你或许还感受不到那份痛彻心扉的真切。
还未完全成形的身体，抱在手中的重量，皱巴巴的皮肤，和再也睁不开的眼睛。这个画面大概是阿思媞一生中见过的最残忍而恐怖的一幕。
最终这个孩子失去了与世界见面的权利，但同时，也不用再承受人间加诸在他身上的多重苦难。
阿思媞在经历一段康复期之后，也终于重新站在花园里呼吸新的空气。
《24周》入围了去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最佳影片，是一部典型的F级影片。
所谓F级，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电影分级，指的是女权主义级别电影。
如果导演是女性，影片中的女主角不再是男主角的陪衬，或者影片是专门有关女性的主题，那这样的影片就能被归为F级。
《24周》的导演、编剧、主演都是女性。
导演安娜·左拉·贝哈赫德的作品不多，另一部影片是2013年的《两个母亲》，讲述一对同性恋女性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得到孩子。
导演： 安娜·左拉·贝哈赫德
可以看出，虽然作品只有两部，但导演安娜一直关注的就是女性（普通或边缘）的情感、选择。
而本片的女主角尤利娅·延奇则是享誉欧洲影坛的柏林影后。
由于她的精彩演技，让这部影片更加真切可信、充满力量。
《24周》的故事更是跟女性密不可分的社会话题，这个庞大而深刻的主题，由于导演对其克制而柔软的处理，变得更像是一部伪纪录片。
全片没有人们惯常以为会出现的歇斯底里、道德绑架，而是通过细节展现人物内心的前后变化和成长。
同时将母亲与腹中胎儿这组关系更加直白地剖析给观众看。
比如影片中频繁出现的孕妇洗澡、游泳的画面，则是用水与人的关系隐喻子宫、羊水和孩子的关系。
同时，当阿思媞去观看保温箱的婴儿时，医生介绍暗红色的灯光正是模拟孩子在腹中时感受到的光线。
这一切，都是导演用阿思媞带着观众去了解胎儿未出世前的感受和状况，虽然这一切我们都曾经历过，但却仍然如此好奇而陌生。
影片更是对一位母亲在遭遇胎儿不幸时的一场记录。它没有太多外化的戏剧冲突，但仍然让你为了主角揪心。
那个抉择如此之难，正是因为堕胎这一命题关乎道德、法律，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
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困境中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的难题。
人们可以对此争论不休几百上千年，但在观影之前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我们不能企图通过影片，找到那个所谓的正确答案。
影片的意义不是为了答疑解惑，而在于它的艺术价值，以及为身处困顿中的人们，展示某种心路历程，从而提供一种可能性。
在最后，进手术室之前，阿思媞向男友坦白，她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她不想以后过得……（不幸？不堪？）
这是一种不该遭到谴责的本能，所以话还没说完，男友就打断了她，他说：“没人能替你做决定，也没人能批判你。”
这是一种有力到甚至无从辩驳的支持，法律赋予你权力，亲人理解你的决定，以此为后盾，便可以让自己的内心解脱。
阿思媞选择在广播中公开这件事，而不是逃避。如此坦然，这也是她迈向真正独立和更加强大的标志。
但最后，当画面黑屏，我们听到的是阿思媞内心身处的声音：“I miss you”。
这才是这部影片真正得到升华的矛盾所在，事情没有对错，却有代价——
即使全世界都忘记这件事，但思念将是阿思媞患上的新的疾病，永不能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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