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乱世风云中，有一个后来创建了新中国、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个政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十三名参会代表，而这十三个人后来的人生际遇和命运结局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为什么美好的种子生长出来的枝叶花朵并不全然美好？为什么他们从相同的起点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事件中，上述诸多要素在亲历者的回忆中就不同，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极有不同，就此形成一大谜团。几十年来，相关研究者爬书考证，新说曾出也争论不断，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
先说一大的开会日期。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早已成为惯例，因此七一就被当然地视作一大开幕的日子。其实并非如此。对于一大开幕的日期，存在着六月、七月一号、七月二十三号、七月底等多种说法。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陆的党史专家以及香港的民间研究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根据尚健在的亲历者的回忆，再参照代表行踪、会场被法租界警探搜查记录等，最终考证出一大开幕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三号。其中陈公博于大会闭幕后不久，所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成为推断出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一环。因为此文写于会议结束不久，其回忆的准确性就比较高。陈公博说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翌日即第二天，即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上，而陈公博抵达上海的日期则为七月二十二号。由此即可轻松地推断出，一大的开幕日期是七月二十三号。
对于建党日期，毛泽东曾提出过六月说，只不过他后来又改变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的记忆并不完全可靠。邓中夏与李维汉等也曾持六月说，这一说法的来源是上海临时中央发出的通知，通知上确定的开会时间是六月三十号，但是到了六月底，与会的代表只有少数人抵达开会地点上海，会议不得不改期举行。将通知的时间当作实际开会的时间，这才有了六月的说法。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原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该文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六月”二字就被删去了。后来毛泽东自己也察觉到六月建党说存在偏差，并改为七月建党。当时在延安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出席了一大，但他们只记得是在七月份，仍不能定下确切的时期，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七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实际上建党纪念日和党的生日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说：七月一日是整个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这个日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被载入中央文件，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很大程度上选定七月一号是为了记忆的方便，并没有考虑日期本身的真假问题。以至于海外曾据此大做文章，实在是可笑的很。陈谭秋回忆说：“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底，这些都只不过是记忆上的偏差，根本不存在说谎的企图。”连叛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都一直支持七一建党说，应该能说明问题。
这一方面是当事人回忆上出现了偏差，另一方面是因为建党活动当时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有可靠的公开记录，尤其是会议中间有巡捕闯入，打乱了原定的议程，导致会议转移地点并提前结束，从而为记忆的偏差留下了方便之门。
我认为，党的生日好比一个人的生日一样，早一天、晚一天，早一月晚一月，甚至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法割断和损毁他光荣的历史。一九八零年，人民日报载文给出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号的说法，算是对党史专家多年努力的肯定。
在一九八一年，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是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七月二十三号。由此一大的日程表大致如下：七月二十三号开幕，召开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七月二十四号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听取代表的汇报。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六号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七月二十七号到二十九号，继续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七月三十号夜，第六次会议因侦探闯入和其后的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
30号晚上的会议刚开始，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就闯进了一大会场，当时门上有一个布帘，他拨开了布帘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这个陌生人的到来，使大家引起了警觉，大家问他干什么的？他慌慌张张地说：我是来找社联王主席的，一会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就走了。国际代表马林有长期的秘密工作经验，他十分警觉，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马上停止，大家分头离开。就在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房开来了两部警车，首先把李汉俊这个房子包围起来，然后进行了搜查，幸好一大党章因改得比较乱，在一个抽屉里没有被他们发现。这时，法国警官就开始询问了，他说：“你们是开什么会？”李汉俊说：“我们没有开会，是北大的师生放假到上海来，我们进行学术交流。”法国警官又问：“那么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李汉俊说：“那是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也是来交流学问的。”法国警官又问：“你楼上的书架上怎么有很多社会主义的书？”李汉俊说：“我是做编辑工作的，我要看看各种各样观点的书，这是我们工作不可缺的。”李汉俊对答如流，而且是用法语和法国警官交流的。后来，法国警官又了解到这个房子是当时民国政府领导李书城的公馆，这两个因素一凑，气氛就慢慢平息下来了。接下来，法国警官带有警告的口气对他们说，现时中国教育还没有普及，民众知识非常肤浅，谈不上什么革命的举动，希望你们在教育上下功夫。这一场有惊无险的局面就应付过去了。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那么在嘉兴南湖这最后一天，也就是一大闭幕日是哪一天又出现了分歧。
很显然，七月三十号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间，转移到嘉兴南湖需要时间来操作。至于是哪一天，有七月三十一号、八月一号、八月二号、八月五号等说法。对于七月三十一号有多位代表的回忆做支撑。之所以记忆的这么清晰，就是因为侦探闯入这一突发事件，给代表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包惠僧在一九五三年回忆说：“当时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第二天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十点左右吧，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回忆说：“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李达的老婆王慧悟租了俩条船开的”。质疑者认为在当时的混乱中的状况下，安排好第二天的行程，时间太仓促，恐怕来不及；支持者认为当时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个别虽分散在各处，但相距并不远，即使不是分头通知，由一个人传递信息也来得及。据查，一九二一年七月沪杭铁路的行车时刻表，早上七点三十五分上海有快车直嘉兴，到达时间是十点二十五分。这个点与包惠僧的回忆相吻合，也就是说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条件是完全具备的。陈公博虽然没有去南湖，但他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给出了确切的日期。他写道：七月三十一号那天的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利的枪声，继而便闻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这样的夜半插曲足以令陈公博印象深刻。周佛海在《往矣集》里提到同一件事时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道他隔壁的房间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俩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陈公博夫妇没有去嘉兴而是去了杭州。
将陈功博、周佛海的回忆与上海申报、新闻报的相关报道相对照，发现这一天就是七月三十一号。但张国焘等人回忆说：在上海第六次会议遭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天，才到南湖将会开完。张国焘的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大会闭幕的日期就应该是八月一号。但据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号《申报》的地方通讯报道：“八月一号下午五时许，嘉兴南湖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适合在游船上开会，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天气就像侦探闯入一样，代表们不可能不留下印象。可是，没有代表在回忆中提到遭遇了风暴。这一点，让人疑窦丛生。八月二号的说法，来自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是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来印证。八月五号的说法源自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信》。信件明确提到会议在八月五号闭幕，并解释说，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报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进展。在这里斯穆尔斯基并不是大会的参加者，他只是一大会议参加者尼科尔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传话人。而有关八月五号的就极有可能是尼科尔斯基在一大召开前的报告，预定的闭幕日期在八月五号。而此后事情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不得不匆忙结束。尼科尔斯基和马林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也可以作为一个反证，证明这是事前的报告。
即使开幕日和闭幕日的日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仍有人提出在一大与党的成立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之所以将一大与党的正式成立之间划上等号，是源自毛泽东后来的政治影响，并明确说党的成立在前，一大召开在后。其根据就是早在一九二零年八月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创党活动，同年十月由李大钊在北京的创党活动，这也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来源。建党总有个会议、仪式，标志性事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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