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上海报道
近日，各地统计局发布的城市经济三季报陆续出炉，网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城市排名的说法和议论。
比如，从今年前三季度GDP看，天津首次掉出前十席位，排名第11，北京成为唯一留在前十榜单里的北方的城市。而在1978年，排名前十的城市有六个在北方。40余年来，哈尔滨、青岛、大连、沈阳逐渐跌出十强榜单，这引发了关于南北城市差距的讨论，甚至出现了“北方衰落”“中国迎来大南方时代”的说法。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则认为，南北差距被夸大了。所谓的南北差距，主要是沿长江和东南沿海的航运能力带来的。
他认为，对北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具体的人为因素不如自然地理条件来得更加重要。面对变化，政策层面要促进公共政策特别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编者注：此处指人均、均衡，即公共政策兜底的一面，并非指要集中力量建设的一面），而各地方则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找到自己的优势、调整自己的优势。
陆铭表示，对于当前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的一些变化，学术界和媒体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去澄清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帮助大家理解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
就此话题，《中国经济周刊》深入对话陆铭，探究南北差距疑问，详述中西部、东北等地破局之道。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不要过度解读南北差距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南北差距被夸大了。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舆论对南北差距感受强烈，主要来自双方头部城市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在承认南北发展确有差距的同时，要扫除视角盲区——即很多人忽略了江西、贵州、云南、广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样在南方的概念里。因此，在去掉各自头部城市后，更全面的南北方概念中，发展差距并不夸张？
陆铭：讲的很对。我们现在谈南北发展差距，是由于南方有大量沿江沿海城市，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口城市。这些城市有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优势，带动了整个南方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造成了南北差距很大的感觉。
但其实中国南方也有大量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的地方。所以我提出，不要去过度解读南北差距。
回顾中国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处在封闭状态。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也并不高，所以这个时期，东南沿海的优势也没有显得那么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真正崛起，其实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历程，本质上讲是一个加入全球化以及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历程。而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主流运输方式是海运。这样一来，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的确使得南方拥有海港的地方，优势得到了比较好的发挥。
实际上，包括中国北方、中西部，中国各个区域经济都在迅速发展，但当一些地方更加充分地发挥它的经济增长优势的时候，另外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就显得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一点。这样看上去好像南北差距就变大了。
北方内河航运条件差，制约港口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理解北方一些港口城市的发展现状？例如2010年天津港、大连港货物吞吐量仍位居世界前10名，但近10年来，天津、大连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如南方好。
陆铭：中国北方海港的航运条件在两个方面存在局限。第一，天津以北的港口在冬季基本是结冰的，天津港自身结冰情况也受每年天气是否寒冷的影响。第二，很多人在理解港口重要性时，其实没有充分重视到内河航运条件的配合。缺乏内河航运，则难以产生制造业的腹地。
今天已经是大船时代，而实际上中国内河航运可以走大船的，基本就只有长江了，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下游地区。
我经常打个比方，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南京以东的长江下游地区，基本上就相当于是片海。
连珠江都只有珠江口这一点点地方可以走大船。而珠江入海口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具有这样的航运条件。因此珠江流域也仅仅珠江口几个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而北方，黄河基本上不具备航运条件，华北到东北地区的内河，到了冬天也要结冰。东北有些河流除了结冰以外，出海口也在国外。
那么内陆地区是不是可以借助铁路进行运输？
铁路的运输成本是远远高于海运的，以集装箱来进行成本核算的话，平均一个集装箱的铁路运输成本大概是海上运输的三倍。尽管铁路运输的速度比海运要快得多，但是绝大多数的商品对于一两个月、三个月的运输时间并不敏感，而对平均运输成本敏感度要高得多。
要是讲到所列举的具体城市的变化，影响因素就太多了。
比如像天津，从统计数据上来看GDP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但其中是有统计数据在挤水分。同时，天津也夹杂了一些其他的当地特定因素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滨海新区有大量的超大规模建设，当地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也比较沉重。东北一些城市也类似。一方面GDP在挤水分，另一方面，前些年不顾经济规律的超标建设新城，也给一些东北城市带来了巨额的政府债务。
所以我们从单个城市的数据里去看，会有增长快慢的差别，但在解释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时，可能不能太多地去纠结于某个具体城市的经济增长数字上的变化，而应该更加把整个中国北方和南方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做总体性的分析。
地理环境因素比人文因素更重要
中国经济周刊：您非常注重地理环境因素，而似乎认为人文因素相对次要？
陆铭：我也知道很多人对于北方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思考，比如说一些具体的人为因素。这些因素，我不能说它不是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从整个当代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角度来讲，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如我前面所讲到的自然地理条件来得更加重要。
我常举的例子是，上海的国有经济实力是非常强的，上海有1/3的GDP来自于国有企业。上海近年也在不断反思，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还需要持续改善。但上海作为长江入海口城市和长三角的龙头城市，其自然地理条件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
同样，如果大家认为类似于体制、文化观念这些因素有那么重要的话，不妨想一下，为什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东北是人口流入地，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东北就开始逐渐成为人口流出地呢？那么唯一可能去解释这个拐点式的变化，就是90年代中期是中国开始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时期，整个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加入全球化进程。
所以我不能说那些观念思想、民营经济强弱没有道理，但是与其说是原因，我更加希望大家看到这些现象其实也是国际贸易背景下港口条件差异的结果。
我之所以强调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为这实际也是体现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结果，这本身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当然，从整体角度看，也并非就完全任意由自然地理条件差异来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央政府给予一些政策支持和市场引导也是必要的。
所以，对于公众和媒体来说，不能单纯就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来判断和评价某一地区的发展成就，更不能简单以此做对比甚至排名，因为这不公平、也不科学。更重要的是，这会误导地方的发展观，即为了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而要政策、要投资，最后的结果是投资回报并不高，甚至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每个地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都会有变化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重心的南移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在社会情感和发展信心上，我们应该主动做些什么？
陆铭：我认为，在当前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一些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术界和媒体恰恰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去澄清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去帮助大家理解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律。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中国的东北是中国制造业最强的地区，华北也是一样。但当时的条件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整体上是封闭经济，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经济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几百年甚至千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骆驼是主要运输工具，以“丝绸之路”沿线的陆上运输方式为主，当时中国的国际交往、经济重心在西北，中国最大的城市就是西安。
所以，在经济发展条件发生变化时，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有的从劣势转成优势，有的从优势转成劣势，其实是非常正常的。这时就需要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随着国际国内的环境不断地做出调整，社会公众也要适应这种国家发展的大背景的变化。要看到，每一个时代 “条件好”的地区都在发生变化，“条件好”的地区的发展应该更多地引领国家发展，为来自于其他地区的移民创造就业机会。
人都有一种天性，会怀念过去。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时一定会带来一些代价。面对这个代价，公众也要去调整心态。
比如说东北地区，一些东北居民选择到南方居住，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东北更多起到中国粮仓的作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也是在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吗？就像在中国古代时，当西北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当时的南方就在起粮仓的作用。
所谓时过境迁，也无非是每一个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为国家发展所起到的功能有一些变化而已，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想的那么严重。
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地方，面对变化，都可能会产生一些悲观的情绪。但是如果媒体把这种悲观情绪和特定地域结合在一起，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哪怕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我相信，也存在有一些人会觉得自己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而有负面悲观情绪。
因此，对于社会变革中的个人，一定要自强不息。同时，政策层面要促进公共政策特别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于地方，则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找到自己的优势、调整自己的优势。地方政府应该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一些相应的扶持和帮助，不要总以为“人定胜天”，甚至以为可以不遵守经济规律。
东北地区人口流出未见得是坏事
中国经济周刊：所以，对于东北等地区，首先要客观理性地评价人口流出的问题？
陆铭：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就明确指出，要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这首先就内涵了对人口流动趋势的客观公正评价的问题。
对某一些特定产业，人口流出未见得是坏事。举两个例子，农业和旅游业。如果一些农民离开当地，那么对于留在老家发展农业的人来讲，他们就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经营。而在中国一些欠发达地区，其实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如果你的邻居离开了老家，那么他原来卖旅游纪念品的这个市场份额就给你了，你的收入就可以翻番。
我曾经看过东北的数据，东北在人口流出的时候，它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我的团队还有研究发现，一些小城市人口流出，但是这些小城市跟其周边大城市之间的人均GDP的水平差距是缩小的，那这是不是也是个好事呢？
因此，首先要对人口流动趋势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当然，也必须要看到，在人口迁移的情况下，有一些人口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仍然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但是别人在流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自动得到解决，这时就需要有相应的公共政策。
应做好收缩型城市的减量规划
中国经济周刊：针对人口流出地制定公共政策，即需要为留下的人口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但又需防止不合理地规划。您认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遵循哪些原则？
陆铭：这里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概念，收缩型城市。
即使没有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投资，一个国家也会有些地方人口在增长、另外一些地方人口在萎缩。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欧洲，都存在一些收缩型城市，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对于收缩型城市，就要进行相应的减量规划。
但在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发展里，我们不仅没有在人口负增长的收缩型城市进行减量规划，相反却出现了一些超大规模、违反经济规律的投资。比如说有的地方人口只有几万，但却超标把建设规模扩大几倍。事实上，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做增长型的规划。
在全国有大约1/3的地方人口是负增长（编者注：来自人口普查数据）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却在进行超标建设，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广场、新城、宽马路，还有空置的工业园。于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投资低效和过度建设的问题就变得尤其严重。
因此，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不是某个地方的人口流出，而是在这些人口流出地进行了违背经济增长规律的、扩张性的规划和建设。
当前，中国在整个发展思路上已经作出了重大调整，强调“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对于收缩型城市、人口流出地公共服务的提供，我认为需要双管齐下。
第一，对于人口流出地，公共服务要在中心城区集约化提供。因为分散提供会造成成本高昂，导致资源的利用效率比较低，进而导致当地公共服务的质量有所下降。
第二，要有来自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中央政府应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省级政府层面也需要考虑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样一来，就能真正实现所谓“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发展模式（编者注：此处指增量建设方面）。
但是，绝不能进行一些违反经济规律的无效投资，否则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得不偿失，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太多教训了。
责编 | 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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