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东京奥运会已经确定延期至2021年。对日本来说，东京奥运会被搁置不是第一次了。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之前，日本已经弃办过一次奥运会。
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有着许多“第一次”。它象征着国际奥组委第一次认可亚洲国家拥有举办奥运会的能力，第一次将举办地放在欧美之外的大洲，第一次试图打破种族与民族界限弘扬19世纪末顾拜旦所宣传的奥林匹克精神，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主办国政府因为战争原因第一次主动弃办的奥运会 （一战时期的1916年柏林奥运会的中断为国际奥组委主动宣布）。
申奥创想：嘉纳治五郎与日本申奥
2019年，日本NHK大河剧、以东京奥运会为题材的 《韦驮天》收视率并不高，但观众只要能继续看下去，却都对这部剧评价甚高，更对贯穿全剧的嘉纳治五郎有了崭新印象。
日本NHK大河剧《韦驮天 ：东京奥运的故事》中的嘉纳治五郎（役所广司饰），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嘉纳治五郎自然是以柔道创始人名扬世界，该片围绕他作为国际活动家、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展开，讲述他带队参奥、申奥的故事
对于体育爱好者来说，嘉纳治五郎是以柔道创始人名扬世界。他以不甚出众的身体条件参悟日本传统柔术中“以小搏大”原理，从而创立标准的柔道训练模式，告诉所有人只要找准“重心”，再健壮的对手都会被轻易摔倒在地。这不仅强化日本人的体育基础，更让当时缺吃少穿的日本人找到挑战比自己健壮之人的精神支点。正因如此，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大日本武德会认为嘉纳治五郎对鼓舞日本人精神功不可没，授予其“柔道范士”（“范士”为日本“武道”中最高名誉者）称号。
然而 《韦驮天》却完全没有把重心放在“柔道”一面，而是放在作为国际活动家的一面。在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的请求下，1909年开始，拥有流利英语会话能力的嘉纳治五郎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也是第一位出任此职的亚洲人。
虽然这份荣誉如今看来非常重要，但需要注意，奥运会设立初衷并不是举办国际最高水准的比赛，而是为了弘扬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与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流，参赛者也大多为有着其他专业工作的业余选手。
为了把奥林匹克精神从欧美国家弘扬到全世界，那就必须借助当时欧美之外唯一受到西方国家认可的日本之手，而日本最著名的体育教育家自然就是嘉纳治五郎。因此，嘉纳治五郎当选奥委会委员一职，既是对他作为柔道创始人的认可，也是对他作为奥林匹克精神推广者的一种期待。
1912年7月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开幕式上，嘉纳治五郎（左）作为领队率领2名日本运动员首次亮相，旗手是短跑选手三岛弥彦，虽然进入了400米决赛，却因脚伤弃权，另外一名运动员金栗四三比赛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出现脱水症状，不得不中途放弃参加马拉松
为了履行委员职责，嘉纳治五郎在1911年成立“大日本体育协会”（即今日本体育协会），但其英文名字却是 “Japan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直译为“日本业余竞技协会”），亦即作为监督日本业余运动员的协会，嘉纳治五郎以这个协会为基础，开始弘扬象征国际友谊的奥运精神。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开始，嘉纳治五郎作为领队率领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由于早期奥运会全部集中于欧洲，高昂旅费对于刚刚成立的大日本体育协会而言自然是巨大负担。嘉纳治五郎本想申请国家补助，但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偿还日俄战争的战争借款，自然对于业余体育没有任何兴趣；嘉纳治五郎就发动所有人脉联络到著名的三井、三菱两大财阀家，甚至发动参赛地的日本人捐助，才勉强募集到足额资金。
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日本代表团的成绩也越来越好。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日本取得“〇的突破”，三级跳运动员织田干雄以15.21米的成绩打破当时的奥运记录，获得日本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
由于欧洲人从未想到日本人能够夺冠，主办方甚至没有准备日本国旗，只能从现场的日本观众手中借来国旗。这个桥段让织田干雄记忆犹新，他退役后也一直活跃于日本体育界，直至成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田径总教练。
最终，日本代表团在阿姆斯特丹夺走2金2银1铜共5枚奖牌，极大振奋了日本体育界的信心；当时刚刚出现的收音机更是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大声喧闹，让许多日本人第一次实际感受到现场气氛，促进奥运文化深入人心，为日本申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打下基础。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海报
鉴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成功，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开始思考主办奥运会事宜，并委托日本学生竞技联盟会长山本忠兴在1930年率队前往德国参加比赛时进行调查，询问能否把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东京。毕竟按照日本“肇国于公元前660年”之说，1940年恰是“建国2600周年”纪念之年，如果能将如此盛会招至东京，自然能成为鼓励日本国民的绝好题材。
1931年10月28日，东京市议会全票通过“关于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将主会场定于当时东京市荏原郡 （东京都世田谷区）的驹泽高尔夫球场一带，并计划将明治神宫外苑扩充开来，成为新的体育会场。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日本代表团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申请，希望东京能够举办第十二届奥运会。
申办之路：与法西斯意大利的竞争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对于日本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一时期日本军队的侵略铁蹄刚刚踏入中国东北，政府急需给国民打一剂强心针，让日本人认为“我们能赢”。正因如此，日本政府不再像20年前那样对奥运会爱搭不理，而是出资10万日元 （相当于如今1.5亿日元，约合1000万人民币），再加上民间募集的10万多日元，一并补助给运动员。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日本贵族军人西竹一骑着爱马“天王星”一举斩获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金牌
靠着充足的资金支持，日本派遣131名选手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最终获得7金7银4铜的成绩。而在洛杉矶最为大放异彩的，便是日本贵族军人西竹一骑着爱马“天王星”一举斩获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金牌。
奥运会让日本充分展现国家形象，也让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申办1940年奥运会的决心。不过他们的对手除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外，还有同样急需奥运会的意大利首都罗马。当然，罗马的背后就站着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是记者出身，非常看重体育运动对于凝聚国民意志，巩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性。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墨索里尼就把当时还不受关注的男足世界杯引入意大利，斥巨资招募乌拉圭、阿根廷等地优秀足球运动员，打造强大的意大利足球队并接连夺得1934年、1938年两次世界杯冠军，当时引发的狂热情绪让意大利人迄今都对足球运动情有独钟。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最能说明墨索里尼的重视：1934年世界杯决赛时，意大利队曾0:1落后于东欧强队捷克斯洛伐克队，中场休息时收到这位独裁者发来的“胜或死”三字箴言，于是下半场发力逆转为2:1取胜。
比起东京，罗马距离欧美人更近，运动员不需要跨越半个地球，而且地中海气候也显然比夏季高温多雨的东京要强得多，故而罗马的出现让日本人倍感形势严峻。
日本选择以谈判方式解决。1934年12月，国际奥委会日本委员副岛道正私下前往意大利与墨索里尼直接谈判，希望他能够下令罗马退出1940年奥运会竞争之列，而且作为交换，日本愿意全力支持罗马申办1944年奥运会。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任务，毕竟纳粹德国即将于1936年主办柏林奥运会，那么法西斯“前辈”墨索里尼自然倍感焦急，也对1940年奥运会势在必得。虽然墨索里尼口头上答应日本的请求，但意大利并没有停止申奥脚步。
1936年柏林奥运会
日本人提出的“用1944换1940”有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1944年正是国际奥委会成立50周年，国际奥委会的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已经势在必得，这就意味着如果罗马想要获得主办权就至少要等到1948年奥运会，到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世界局势会变成什么样，意大利丝毫不想妥协，还是在1935年国际奥委会的奥斯陆大会中派遣使节发表最终陈述。
日本与意大利两个有着法西斯倾向的国家竞争激烈，这让国际奥委会一时间陷入担忧。为了规避政治矛盾，国际奥委会特意推迟了决定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投票的时间，从当时惯例的5年前 （即1935年） 缩短到4年前 （即1936年），这就正好能赶上纳粹德国主办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那么便可以寄希望于由德国来调停日本与意大利之间的矛盾。
不过，还不等纳粹德国来调停，意大利自己就出了问题。1935年10月开始，意大利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为了获取远东的支持，墨索里尼态度软化，下令体育界退出1940年奥运会的竞争，并全力支持东京申办奥运会。如此一来，东京的对手就只有北欧的赫尔辛基，胜算自然大了许多。
为了确保东京能获得举办权，日本决定进行一次大型公关活动，邀请奥委会委员长拉祖尔访问日本，确认东京是否具有举办奥运会的资质。1936年3月19日，拉祖尔乘船抵达日本，这一时期的日本刚刚经历中层陆军军官掀起的“二二六事变”，整个东京街头全都是戒严军人，形势非常紧张。为了让政治局势不要影响到东京申奥成功，裕仁天皇亲自出面在3月27日接见拉祖尔，以求能获得举办这次盛会的机会。这番为期两周的公关活动取得非常好的成效，拉祖尔伯爵在考察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民对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有着深刻了解，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
1936年7月31日，德国，国际奥委会柏林大会的最后一日，嘉纳治五郎（左）因东京成功获得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露出微笑
有着国际奥委会的首肯，东京自然是志在必得。1936年7月31日，即国际奥委会柏林大会的最后一日，嘉纳治五郎亲自前往并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提到“如果因为日本太远就不能举办奥运会，那日本也没有必要参加欧洲的奥运会”，在这种半是昂扬、半是威胁的话语体系下，又是在挂满卐字旗的纳粹德国首都柏林，在场的国际奥委会成员无疑感受到巨大压力。最终东京获得36票、赫尔辛基获得27票，东京成功获得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
但也就在嘉纳治五郎等人回国之前不久，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 “防共协定”，这意味着两大法西斯国家已经初步结为盟友，二战轴心国始成。
理念分歧：各界的支持与反对
回到日本以后，嘉纳治五郎迅速在12月7日召开会议，与东京市、大日本体育协会等各方面人员聚集于帝国饭店，而这次会议中还有一位当时非常敏感的人士，即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
之所以说敏感，不仅是因为他代表着军部，更是因为前一年他刚刚在中国华北前线处理了中日两国军队的摩擦 （即签署“何梅协定”），他的到来也意味着战争阴云已经开始笼罩在刚生雏形的1940年东京奥运会头上。
会议上，梅津美治郎不甚关注奥林匹克精神中和平与友谊的一面，上来就提出：“我认为最重点在于努力让世界知悉日本精神之精华，奥运会不应单纯是庆典活动，应戒轻佻浮夸，办质实刚健之大会。”很明显，刚刚看到纳粹德国利用1936年奥运会机会宣传本国形象，梅津美治郎也想让这场盛会作为1940年“建国两千六百年”纪念活动之一，成为日本帝国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日本大河剧《韦驮天》中的嘉纳治五郎
那陆军的预期是什么呢？“二二六事变”结束后，日本陆军对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一次大调整，并趁机开始宣传所谓“广义国防”概念。意即全国上下一切组织与活动都要统筹到“国防”高度去实行，与军需有关的工业产品生产、国内外贸易、人力资源的动员全部都要纳入国家管制范畴中。主办奥运会自然被定为“强化集体精神”“训练青少年身心”的一次运动会。这种“广义国防”一开始让申奥获得支持，同样也毁掉了1940年奥运会。
1937年2月，东京奥组委确定将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进行扩建，但随即遭到内务省神社局的反对，认为该竞技场距离明治神宫很近，乃是“国民之净财所造之纪念物”，有着崇高的宗教含义，反对东京奥组委对其改修扩建。这件事让东京奥组委的工作受到阻碍，也让国际奥委会有所怀疑，拉祖尔伯爵专门发电报给日本，要求迅速确定主会场扩建事宜并招聘专业技术顾问。
应该说，拉祖尔一直在替日本承担着压力。毕竟东京夺得主办权让许多来自小国的奥委会委员心生不满，而他又是力挺日本主办奥运会之人，所以更需要日本奥组委有着强力保障才能让他更有底气。事实上，就在当年8月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华沙大会上，拉祖尔继续力挺日本，将1940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也按惯例交给日本札幌（当时承办夏季奥运会之前要先召开冬奥会）。考虑到日本已经在当年7月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以想见拉祖尔是顶着何种压力在支持日本。
然而随着日本走向“举国一致”体制，各项资源与劳动力都向战争聚集而去，旨在鼓动国民支持战争的“精神总动员”甚嚣尘上，那么奥运会这个以业余选手为主、倡导 “自由散漫风气”的运动会就从香饽饽变成鸡肋，甚至成为鼓动日本国民支持战争的阻碍。
1937年8月26日，陆军省发表“马术准备中止”公告，意即要求战争时期，陆军军人不能再出席任何马术比赛，这就意味着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冠军西竹一不可能出席东京奥运会；9月6日，政治家河野一郎出席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时，诘问政府 “军人都已经停止马术准备，国民也必须停止一切运动，此乃日本国民之精华所在，为什么（政府）没有这种认识？”于是在当日深夜，日本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不得不向媒体记者吐露 “东京奥运会之主办已是很困难”。
河野一郎
也就在这年9月，现代奥运会发起人顾拜旦去世。他在临终前曾留下这样的话语：“日本的使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重要。东京奥运会将把古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希腊文化与最为灿烂的亚洲艺术和文化相结合。”然而他却没想到，自己期待的这次“东西结合”，却没办法在3年后如期到来，而是要拖到自己死后27年之后才姗姗来迟。
胎死腹中：东京奥运会的停办
1938年，随着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设想破灭，日本政府也意欲调动更多兵力与物资，对中国的武汉、广州等战略重地发动全面进攻。这段时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推动国会探讨“国家总动员法”，将钢铁、石油化工、电力等重要行业全部由政府统一接管，把主要的工业产品供给战争，这种思路更让奥运会场馆的修建工作难以为继。但如果想在1940年召开奥运会，那么主会场的扩建工作就必须在1938年年内启动，可以说奥运会能否开幕已经进入最后关头。
这一时期，英美等后来的同盟国国家开始出现抵制东京奥运会的呼声，他们不希望让1940年东京奥运会成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那样为法西斯主义思想摇旗呐喊的宣传工具。1938年2月2日，英国奥委会甚至公开表态“即便本委员会派遣运动员前往东京，也不一定能聚集到资金”；芬兰媒体也在2月16日表示“1940年奥运会主办地选择日本而非芬兰，不仅是大国压制小国的结果，也是希望奥运会能维持远东地区和平，然而现在的时局证明，顾拜旦的这一理想已经破灭。”
更麻烦的是，就在嘉纳治五郎抵达开罗前的3月8日，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众议院回答问题时明确表示：“我认为奥运会在事变 （指侵华战争）持续之时无法召开⋯⋯事变若是快速解决倒是可以召开（奥运会），然而如果长久持续，或是事变结束后又面临一个更为重大的事变，那么我会立即中止（奥运会）。”这段话可以看作日本陆军彻底封死举办奥运会之举，也让嘉纳治五郎在国际奥委会的开罗大会上非常尴尬。
外有围剿，内无支援，1940年东京奥运会已经走上不归之路。最终，开罗大会没有直接褫夺东京、札幌两地的奥运会、冬奥会主办权，却也明确暗示日本应该自己申请弃办奥运会，这也算是国际奥委会的老朋友给嘉纳治五郎的最后一个面子。或许是因为看不到前途，就在从开罗回国的途中，1938年5月，嘉纳治五郎因感染肺炎而去世，这位在日本一手弘扬奥林匹克文化的柔道宗师，就这样走完了漫长的人生。当嘉纳治五郎的棺椁盖着奥运五环旗帜抬出客船之时，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1940年东京奥运会已经彻底失去希望。
1938年5月4日，就在嘉纳治五郎从开罗回国途中，因感染肺炎去世，他此行参加开罗会议是为了乞求保留东京主办奥运会资格，然而当他的棺椁盖着奥运五环旗帜抬出客船时，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1940年东京奥运会已经彻底失去希望
1938年4月国家总动员法正式通过后，日本的每一位国民、每一个零件都被迫投入战争中，日本军队也在当年6月正式开启武汉会战。而就在战役进行最激烈的7月15日，日本厚生大臣木户幸一公开宣布弃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体育界好不容易实现的奥运梦就这样化为泡影。
在日本放弃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迅速将举办权交给在竞争中失利的芬兰赫尔辛基，但谁承想芬兰随即在1939年也卷入二战战火，战争阴云之下，国际奥委会被迫宣布1940年奥运会停办。
尾声：体育场的故事
战火纷飞中，本作为主会场的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也不再承接运动项目，转而成为军事用地。1943年10月21日，2.5万名日本大学生与高等学校学生聚集参加“学徒出阵壮行会”，军部首脑东条英机带头三呼万岁，将这些从未经受军事训练之人送上战场。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见证了这一日本近代史上极为悲情的时刻。
1943年10月21日，2.5万名日本大学生与高等学校学生聚集在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参加“学徒出阵壮行会”，军部首脑东条英机带头三呼万岁，将这些从未经受军事训练之人送上战场
21年之后，历史的指针来到1964年8月。在这时，出生并幸存于广岛核爆之日的田径选手坂井义则手持火炬，奔入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原址重建后的国立竞技场，沿着当年“学徒出阵”的跑道路线一直跑到火炬台，亲手点燃了象征和平与友谊的奥运圣火。熊熊圣火燃烧在这个曾经满目疮痍的国家，也象征着日本正式走出“战后”，走向新的未来。
如今，这座1964年重建的国立竞技场于2015年再度原址重建，并已经在2019年12月31日正式启用，如果再无意外，这里将再度成为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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