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踏飞燕的来历故事:漫谈马踏飞燕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1)

“马踏飞燕”,又称“铜奔马”、“马超龙雀”,1969年10月在甘肃省武威城北雷台下的东汉墓中发掘出土,它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公斤,纯铜铸造,现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已成为重点保护的国宝。1983年10月被国家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现在它已闻名海内外,飞(奔)向了世界的大洲、大洋。

高超的艺术造诣

我有幸第一次看到这件稀世珍宝,还是1971年10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次全国性出土文物展览会上。

这尊“马踏飞燕”,一蹄着燕,三足凌空,昂首举尾,嘶鸣长空,呈飞奔壮。它体形矫健俊美,气韵生动,神形兼备,是现实和浪漫想象的完美结合。站在这尊瑰宝面前,我深深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作的艺术才华所折服。无名氏作者把奔马的一足摆在了一只飞燕身上,让飞燕收足展翅,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瞬间凌空的骏马已超过了流星般急翔的飞燕。作者用大胆的构思,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和娴熟精湛的技巧,使这个固定在平面上的马的艺术造型,变得腾飞起来,使人感到它有风驰电掣、瞬间千里的动感,有“天马行空”,势不可挡的气势,给人以豪迈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享受。

从这尊稀世的艺术珍宝使我联想到,过去看到的壁画、雕塑、浮雕或者马俑,表现“天马行空”及其神速飞奔的艺术手法,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是给马背上插上翅膀,就是用云雾去衬托;有的壁画则用四名飞奔的“天人”各捧天马一蹄,表示天马的行空飞奔。凡此种种,其结果只能把人引入神话传说中去,或者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和缥缈的感觉。而“马踏飞燕”则不然,古代无名艺术家奇妙而和谐地排除了地面和空间的障碍,解决了造型艺术中重量和速度、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矛盾,同时又科学地合乎力学原理达到了平衡稳定的效果,完美、传神地在平面上塑造了一个凌空飞奔的天马形象。

“马踏飞燕”出土后,先在甘肃省博物馆展览。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陪同柬埔寨宾努亲王从新疆回来,在访问兰州参观省博物馆过程中,当看到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铜马群时,郭老忍不住拍案叫绝:“真有气魄!”“这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宝。”经过郭老的鉴定和推荐,这匹“幽禁”了约1700多年的“天马”,终于要腾空起飞了。

郭老回京后,故宫博物院筹备的全国10省(区)出土文物展览即将开幕。郭老看了预展说:“甘肃的出土文物(主要指“马踏飞燕”和一起出土的其他文物),要调来的话,就会压倒这里的一切。”事情正如郭老所料,甘肃省雷台汉墓的出土文物当时调到北京展出后,立即震动了国内外的史学、考古界,也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美誉。

“四海盛赞铜奔马,五洲争说金玉衣”,一时甘肃的铜奔马(即“马踏飞燕”),长沙马王堆的金缕玉衣,不胫而走,传遍了海内外。北京大学几位教授都认为,在美不胜收的众多展品中,“马踏飞燕”是最精彩的。著名诗人藏克家满怀激情,提笔疾书了《踏燕追风铜奔马》的评论。《光明日报》、《文汇报》、《文物》等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说“马踏飞燕”是“无价之宝”,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件瑰宝。”以后“马踏飞燕”在日、美、英、法、意大利、瑞典、奥地利等国家展出时,凡是参观过展览的人士,对“马踏飞燕”无不为之倾倒,叹为观止。“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绝世珍宝”、“艺术作品的最高峰”等等,赞誉之词无以复加。

丰富的地下博物馆

我曾多次参观过武威雷台东汉墓、武威市博物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在这几个地方我还看到了与“马踏飞燕”一起出土的众多的艺术造诣很高的其他文物。这些文物有:铜马、铜车、铜俑、金器、银印、多种精美的铜质用具及陶器、铁器、玉器、石器、琥珀和石观等。雷台东汉墓共出土文物两万零三十一件,铜币两万多枚,其中有“半两”14枚,“货泉”91枚。东汉灵帝刘宏在建宁年间(公元168-172年)所铸的“五铢钱”6枚,其余是西汉时的五铢钱。在出土的文物中有28件奴婢俑,其中8件背上有“张氏奴”铭文,4件有“张氏婢”铭文。还有“冀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守张掖长张君”骑马。有的奴婢俑还有“将军奴”、“御奴”、“牵马奴”、“从婢”等铭文刻字。从这些铭文可见,雷台东汉墓是“张某将军”夫妻合葬墓。此墓是东汉晚期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公元186-219年)修筑的。张将军是守张掖长,张将军究竟是何人,其详情已无从考证。

众多的铜马和车马仪仗队骏马,在造型艺术表现上多式多样,个个形体健美,各具特征。它们有的作昂首前奔状,有的作跳跃腾起状,有的昂首奋进拉车,有的俯首贴耳。从形体表现上,有的肥壮骠悍,有的矫健刚毅。这铜马、铜车,还有骑马、牵马、坐车、赶车的铜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群马飞腾的“将军”出征图。“马踏飞燕”骁勇矫健,首当其冲,在前面开路,其场面壮观异常。这些文物从侧面、正面反映了当时冶炼、铸造业的发达,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在雷台东汉墓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高达1.05米的绿秞陶碉楼,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碉楼院墙呈正方形,一面开门,四角有望楼。门楼和望楼用“悬槽式”天桥相连作为通道。院中心有五层楼房一座,每层四面出檐,气势磅礴。看到这座出土的碉楼,使我马上连想到了在河西走廊看到过的许多庄子,它们建在平川,均呈正方形,四面围墙高而厚,上面可以行车、跑马。我在民勤县曾参观过一个民国时期的地方军阀的庄园。四方形的庄园如城堡,大门如一般的县城城门,外包铁皮,扁镶虎头。庄子周围是田畴、菜园、场院。庄子墙内有跑马道,墙的四面和四角设有望楼和炮楼,庄园内分前、中、后三院,其建筑各异。各院之间过厅、通道相连。室内有地道通往墙头、庄外。古今对照,在河西走廊近乎两千年前和两千年后的官吏、富户所修的碉楼、庄园,几乎没什么大的差别。出土的这座碉楼的主人,就是姓张的将军。无名氏艺术家大概就是仿照这位将军生前的住宅,制作出绿秞陶碉楼的。由此可见,“马踏飞燕”和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文物,对研究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地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踏飞燕

”产生的社会基础

任何好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马踏飞燕”的产生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丝绸之路的“凿空”、繁荣和西北多天马及河西走廊养马业的兴盛是分不开的。

早在西汉初期,景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55年)在西北边郡(主要在甘肃境内)的马苑就曾达36所,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到汉武帝刘彻时,为了抵抗北方的匈奴族,就两次派张骞“凿空”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酷爱良马,同时出于军事上需要,曾多次派使者用重金在西域索取良马。为了得到良马,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先后得到了敦煌渥洼池马、乌孙马、大宛马,他把这些良马逐一称作“天马”(神马),每得到一批良马,他就作一次“天马之歌”,并亲自在长安上林苑打猎试马。最后他命渥洼池马为“宝鼎马”,命乌孙马为“西极马”,命大宛“汗血马”为“天马”。以后人们一说“天马”就指的是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得到过康居马、波斯马、吐谷浑马、突厥马等良马。以上这些“天马”、良马,在水草丰盛的河西走廊繁殖、生长,并与当地良马杂交,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良马。《新唐书·兵志》上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郡,西面不远就是大马营马场(今山丹军马场),西汉时那里养马曾达十多万匹;东西的岔口驿也有良种马,南面祁连山下,青海湖周围有浩门良马。本地良马与西域良马杂交,便这生了像“马踏飞燕”,即铜奔马这样的良马。这种情况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和以后的许多朝代。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之后,一直到东汉,河西走廊驿站相连,走马不断,僧侣、商贾相望于道。武威郡、张掖郡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和中端,其地理位置很重要,西域的良马都要通过这里才能到达中原,同时本地又兴养马业,引进了许多西域良马。这些都为无名氏艺术家创作“马踏飞燕”这一稀世珍宝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活素材。他们通过长期观察、分析、研究和创作,把许多种良马的特点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和大胆的艺术构思,创作出了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完美的艺术作品——“马踏飞燕”。

据学者、史学家和畜牧专家考证,从“马踏飞燕”的形态看,应属乌孙马种,是力速兼备的良马,但从它的对侧走(即前后腿同时迈右或同时迈左)的飞驰来看,它又是乌孙马和本地良马杂交的后代。无名艺术家就是取材这种杂交马而创作出“马踏飞燕”这个完美的典型的。它比乌孙马和当地良马体形更加矫健、骏美,更加灵活有力。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之一的“特勒骠”,其形象、姿态酷似“马踏飞燕”。据考证,“特勒骠”原产在甘肃兰州近郊,即河西走廊的东面,这些都是西域良马与本地良马杂交后,“马乃益壮”的佐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凿、畅通,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和先进技术,在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得到了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提高、发展,于是就产生了创作“马踏飞燕”这样的有高超艺术造诣的无名氏艺术家。从这点说,“马踏飞燕”的出现,也反映了东汉时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和河西走廊的繁荣昌盛。

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一种看法认为,以“马踏飞燕”和“铜奔马”命名的东汉铜铸马俑,塑造的不是一般敦煌,乌孙、大宛等凡马,而是古代传说中的“天马”,马蹄所踏的也不是飞燕,而是龙雀,即传说中的“风神鸟”。“天马”速度快于“龙雀”,“龙雀”不知后面追赶而来的是什么,惊回首的一霎那间,“天马”已超在了前边。因此,这件文物应称为“马超龙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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