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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人头攒动、商铺林立的“津门故里”---古文化街，常见宫北大街上一群一群中外游客簇拥在严复先生的铜像前，听导游讲述着严先生的故事。
据专家考证，“天津宫北大街大狮胡同大甡号后严公馆”就是严复在津生活居住的地方，在这里他译著了惊世之作《天演论》。
大狮子胡同雄狮吼
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格外关注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与命运，对淮军节节败退，以及海军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等牺牲，十分悲伤与震惊。
甲午战争中方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严复的心。他打破回国以来的多年沉闷，从1895年2月至5月间伏案疾书，连续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文章，发出雄狮般的怒吼。在这些文章中，严复大力宣扬西方科学技术和自由、平等学说，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批判韩愈“君权神授”理论，抨击君主专制统治，力倡废除八股取士，主张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在鼓吹变法的过程中，他译著托马斯·赫胥黎的《天演论》影响最大，尤如在沉闷的中华大地上空春雷炸响、振聋发聩，成为救亡图存的集结号。
最早的几位师友读者
严复早年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读书，那时就曾翻译《泰晤士报》上的评论。担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后，受李鸿章或作者委托“饬译”《支那教案论》、《教案迁事讲义》等书稿，译著经验丰富。《天演论》译著后，严复并没有马上公布，而是在是师友间征求意见，以便精雕细刻。
第一位读者是同事、挚友吕增祥。吕增祥，字君止，安徽滁洲人。清末中举，以知县发直隶，历任临城、天津等地知县，致有惠政，官居五品。1885年前后任天津海军会所（北洋海军营务处）会办，与严复一同办差，关系致密，遂结为儿女亲家。 吕增祥任天津县令，在紫竹林有一处西式宅院。严复废寝忘食地译著、修改《天演论》，不幸大病一场，亲家吕增祥常去严复寓所帮助切磋、推敲译文。后来吕增祥奔走于津、保之间，成为严复与吴汝伦相互交流的信使，对《天演论》定稿发挥过积极作用。
1896年10月，严复对《天演论》修定，补撰《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后，制成手稿两本：副本由吕增祥携往保定，送莲花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儒吴汝纶审读。吴汝纶接到《天演论》副本后，秘藏于枕下，研读、圈点，对不足处提出修改意见，并命女婿赴津呈交给严复。1897年11月，严复郑重把《天演论》修改稿抄录一份带给吴汝纶，请之为序，吴欣然命笔。严复得《序》后，称赞说：“该序至少可以流传500年”。
严复把《天演论》正本邮给在上海的梁启超。当康有为读到梁启超呈上的《天演论》，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横空出世《天演论》
1897年12月，《国闻汇编》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天演论》主要取进化之意，因为“天演”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根本法则。译著《天演论》，包含原著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严复译作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有选择地“意译”，并针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评说。他不同意原著把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与人类社会关系、道德哲学分割开来；主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熔宇宙自然过程与社会伦理过程于一炉，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进化规律，强调“天行人治，同归天演。”从而阐发“合群保种，与天争胜”的救亡图存理念，号召国民“世道必进，不可躐等”，要改变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要“黜旧扬新”走富国强军之路。
严复把赫胥黎提出的“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儒家（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法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联系到一个思路上去认识，使译作更加适合中国人的阅读口味，从而增强了《天演论》一书的鼓动性和实际宣传效果。严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进化思想，指出“物竟”与“天择”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表现形式，“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死马”。这些深刻的醒世言论，给处于民族危亡紧要关头的中国人敲响了警钟，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使严复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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