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和胡欢（胡先骕与白璧德）

编者按：书评《胡先骕与美国人文主义者白璧德——读张源著〈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派与白璧德〉》，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著有《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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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源的《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初版于2009年，后经增订及变更副书名，近日于商务印书馆推出增订版。张源之书虽然是对旧材料的解读，却用心细腻，且中西比较，故而别具独到新意。余关注胡先骕与白璧德之关系由来已久，拜读之下，果然受益，不禁要作文记录下来。

胡先骕接触到白璧德，与白璧德的中国弟子吴宓、梅光迪有关。胡先骕译白氏在美东中国留学生年会上的演讲词“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中西人文教育谈》），对饱受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具重大意义。张源发现，胡的译文在《学衡》刊出的时间，是白氏原文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刊出仅四个月之后，且还要扣除一个月的《学衡》出版时间，如此迅速，令人惊讶。译文是胡先骕自行决定翻译，还是吴宓促成，此关系到是谁先注意到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的。《学衡》于胡先骕译文之首，置吴宓按语云：

今此篇原名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登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十七卷第二期（民国十年十二月出版）。去年九月，美国东部之中国学生年会，曾请白璧德先生莅会演说，此篇即系当时演说之大旨。以其论特为吾国人而发，故首先由胡君先骕译出，以登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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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肖像

多年之后，《吴宓自编年谱》对此记述稍为详细：

一月初，得白璧德师自美国寄来其所撰之“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一文。盖1921年秋（宓离美国后）留美中国学生会年会特请白璧德师莅会之讲稿，而刊登于《留美中国月报》者也。胡先骕君见之，立即译出，题曰《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登入《学衡》第三期。由是确定两词：（1）Babbitt师之姓氏（宓初译为巴比陀，取自1902年出版《经国美谈》小说中之Pelopidas）译为白璧德三字。（2）Humanistic宓初译曰人本主义。译为人文主义，皆胡先骕君造定之译名，而众从之者也。Humanitarianism译为人道主义，则世之所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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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第三期书影

张源认为，虽吴宓《学衡》按语中的“首先由胡君先骕译出”一说含混模糊，但根据《吴宓自编年谱》中“胡先骕君见之，立即译出”，则可明确判定译文选择者是胡先骕本人。进而张源阐述白璧德文中赞誉中国传统教育有“平天下”之义，与西方教育以培养领袖为目的，有相通之处。胡先骕素怀大志，敏锐感知此中契合，乃是其翻译此文之深层原因。张源还将原文与译文予以比较（此为其研究方法之一），发现胡先骕并非忠实于原文，而是对演讲中口语或重复之处予以删除，对语句不够缜密之处予以改写，其中更有胡先骕所加入的自己对中国平天下之理解。如此处理之后，译文更适于阅读。据此也可证明，译文是胡先骕独立完成，胡先骕是中译白璧德第一人。在此摘录一段张源文字，以说明以上余所作之解读：

（胡先骕）译本的产生自有其原因：首先，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思想在译入中国之初，并无前法可依据，译者只能运用本土资源，或“熔铸新词”或“旧瓶新酒”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其次，原文自身的思想内容与中国传统思想极为契合，译者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同，转而对原文内容亦极为认同，这同样很容易导致译者“就地取材”来沟通二者；再次，译者翻译该文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宣传白璧德学说，另一方面更是以白璧德学说为工具，来宣传中国的文化与传统。（第203页）

白璧德为胡先骕所尊崇，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且为长辈。译文刊出之第二年（1923年），胡先骕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科学博士学位。吴宓致函白璧德介绍胡先骕，并云胡氏将来美拜见。函云：

胡先骕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少数为《学衡》工作最热心最执著的人，自杂志创刊以来，他撰稿最多。他将《中国留美学生月刊》所载您的文章译成中文，刊于早期的《学衡》上（我记得我曾给您寄过）。胡先生是研究植物学的学生，曾在加州大学学习数年。此后任东南大学的植物学教授，而现在即将前往哈佛阿诺德植物园从事专门研究。他将于两周后出发，在哈佛研学两年。虽然他不曾见过您，我敢说他相当于您的弟子。他读过所有您写的书，还有穆尔先生和薛尔曼先生的书。他精通中国文学，并粗通西方文学。他将前往拜谒您，并希望经常得到您的忠告和启发。我没有给他一封正式的介绍信，不过我请求在这里详述此事。再者，他将可能告诉您中国和我们的情况，比我在一封短信中向您介绍更为详细。（吴学昭编，《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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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德肖像

张源对胡先骕译文的解读独具温情。因胡先骕译文中有白璧德面对留美中国学生的演讲，将他们视为“知识界领袖”，张源因而发出胡先骕第二次赴美“选择哈佛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不知他的选择与这批哈佛学子的影响以及白璧德的感召力是否有关？”（第180页脚注）之疑问。其实，胡先骕此次赴美纯是植物学研究之需要。哈佛有著名之格雷植物标本馆和阿诺德树木园，胡先骕与他们已建立学术交往；既然来哈佛，顺便拜见白璧德，也是人之常情。至于此时尚在美留学之学子，在胡先骕看来，应属弟子门生辈，无需与他们为伍。早在第一次留美时（1913—1916年），胡先骕即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中国农业之展望》（1914年）等文章；而此时（1923年），胡先骕已在中国开辟了自己之科学事业，俨然已是学界领袖了。

1931年白璧德去世，吴宓写《悼白璧德先生》云：“胡先骕君尝译述先生之著作，又面谒先生，亲承教诲。”但在胡先骕文字中却未见其拜见之记录，甚至此后提到白璧德都甚少。余对此甚为疑惑。前所引吴宓致白璧德函，系今之学人赴美在白璧德档案中查出，不知白璧德档案中是否还有关于胡先骕片言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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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肖像

胡先骕与《学衡》，当然与吴宓有莫大之关系，而胡先骕与吴宓之间最终虽未交恶，至少也存有芥蒂。张源之书论此，引用《吴宓日记》所载，1927年胡先骕赴北京，此为多年之后重聚，但胡先骕却言“《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也已玷污，无可补救”，因而提出停办《学衡》之建议。这令吴宓“大失所望”，“中心至为痛伤”而“弥觉孤凄”。张源言胡先骕可能是思想观念受胡适影响而发生了某种变化，才提出否定《学衡》之意见。余看未必。胡先骕思想观念，学术旨趣早已经形成，且一以贯之。吴宓所言胡先骕态度之转变，其原因之或有待新材料出现。不过胡先骕有一段评述吴宓之言，研究者或不宜放过。其云：

吴先生有关中朴学家之风气，原籍三原，肄业清华，从而留学美国，天分非甚高而用功极勤，勇于负责，督教学生甚严，勤学之士咸感之。喜为诗而非有隽才，故五古虽多可观，然不中程之作亦不少，其刊印诗集也殊少选择，亦未能请名家为之删定，遂使燕石琼踞，杂然并陈，殊为可惜。至以拜伦自况，而发生一段罗曼史，似尤非白璧德先生信徒所宜有之事也。（胡先骕，《梅庵忆语》，《子曰》1948年第四期）

1961年已是沧桑巨变之后，吴宓有北京之行。《吴宓诗话》记载云：“一九六一年九月初，宓在北京曾造访步曾，相待相冷且慢。”此后时通函笺。胡先骕《忏庵诗稿》有《得吴雨僧书却寄》一首：“忽从天外到鳞鸿，慰我伶俜冰炭胸。燕蜀相望千里隔，岁时宁得一樽同。蘧蘧待觉黄粱梦，冉冉皆成白发翁。差喜当年豪气在，期君身作后凋松。”此与吴宓所云“相冷且慢”大相径庭，原由何在？其时，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该校有戴蕃瑨者，系胡先骕之门生，《吴宓日记》常记载戴蕃瑨在吴胡之间转递书信等。余有幸于2000年7月在北碚拜访戴蕃瑨先生，惜其时不知有此类问题，错过请教之机会，憾矣。

张源书中还论及胡先骕与陈寅恪之关系。张源引《吴宓日记》，1927年吴宓在北京会晤胡先骕时，曾一同在清华大学见陈寅恪，面谈片刻，“寅恪谓非通梵、藏等文，不能明中国文字之源流音义”。因胡先骕此前作《说文植物古名今证》，张源云：“心高气傲的胡先骕对目空一切的陈寅恪这番发言是何反应，不需记载也可想而知。两人的会面匆匆收场，想来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了。”（第159页）如此解读恐与事实相去甚远。可能张源不知《学衡》所刊陈寅恪之《与妹书》，乃是胡先骕自陈三立处拿得稿件而刊发；陈寅恪回国之前，胡先骕又积极促使东南大学聘任陈寅恪（见余之小文《胡先骕与义宁陈家》），仅以此层关系，即可说明不会“不欢而散”。其后胡先骕曾在多处高度赞誉陈寅恪学术成就，怀有敬意，此不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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