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领袖陈嘉庚在“二战”中,有3年多的流亡避难生涯。其起因及历程,颇多曲折内情。

陈嘉庚的四个时期(陈嘉庚在二战中的避难经历)(1)

避难起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东南亚各国华侨随即掀起轰轰烈烈的支援祖国军民抗日救亡的运动。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属45埠华侨代表168人聚集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推举64岁的陈嘉庚为“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南洋800万侨胞,要精诚团结,为祖国抗战做后盾。陈嘉庚不顾自己年逾花甲,也不顾庞大的工商企业需要打理,毅然扛起大旗,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南侨总会”从事的第一件大事是向祖国捐献资金。仅1939年,国家战费开支国币18亿元,而华侨外汇汇款(包括赡家和义捐)就达国币11亿元。据统计,自1938年至1941年,南侨总会在推动自动捐献、售卖公债和赡家侨汇等方面,向祖国注入资金达国币50亿元,这对陷入全面抗战的中国免于财政破产,发挥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南侨总会”从事的第二件大事是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鉴于沿海口岸均被日军占领,只有安南(越南)和缅甸的通道还能通行,但由于缺乏司机和修理机工,对外运输颇感困难。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应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之请,与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宋子良面商,于1939年2月7日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开始在南洋大规模动员、征募、派遣机工回国服务。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记载:“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3200余人。经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经仰光者300余人。有一修机工在洋10余年,每月收入坡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10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这支赴抗日军事运输战线服务的南侨机工,有普通司机,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还有同情中国人民的外籍人士。他们不怕苦不怕死,在路况差、敌寇追杀及瘟疫流行等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夜以继日抢运抗日军事物资。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2年3年间,南侨机工共抢运军需物资近50万吨。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平均每天有一位机工牺牲,平均每公里有一位机工捐躯。除了向国内输财、送人以外,南洋各属华侨还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为日企工作的运动。上述种种,给中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陈嘉庚所在的新加坡,成为南洋华侨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的策源地,指挥和协调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的大本营;作为一个广受侨胞信任和爱戴的杰出领袖,他像一面鲜红的旗帜,成为南洋华侨抗日群体的代名词。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他为“南洋抗日之巨头”,对他恨之入骨。在一份1939年由日本企划院编印的《华侨之研究》中,对陈嘉庚有这样的论述:“若将此人除外,不但马来亚之抗日运动,即凡其他华侨社会均不得考究矣”,“彼陈嘉庚者实为南洋之排日货及抗日之巨头,其风貌态度手腕及‘拥抱力’,正可谓蒋介石之南洋版也。”

日寇报复

1942年2月中旬,在3万日军的包围进攻下,新加坡彻底陷落。据日方公布的战果,日军俘虏英军7.3万人,其中有24名将级军官,包括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和印度军第三军团司令喜士中将。

一些侨社领导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看到守军缺乏信心和斗志,只得逃离新加坡,逃亡到苏门答腊或爪哇等地。2月2日,陈嘉庚在4位侨友的陪同下乘一艘运载木材的小火轮前往荷属印尼。8月初,辗转到位于印尼南部爪哇岛东部的玛琅(Malang),在这里住了3年多,直至日本投降。

日寇占领新加坡后立即对爱国华侨进行疯狂报复。将全岛划为9个“大检证区”,开展所谓“大检证”,大肆虐杀爱国华侨。对于陈嘉庚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悬赏100万元在东南亚进行抓捕;对于其他爱国人士,则布下大网,进行捕杀。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侨领、各界爱国人士、华文学校校长、教师以及华侨抗日义勇队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利用汉奸和地痞流氓在现场逐个辨认。一旦检出“嫌疑分子”,立即逮捕。或用铁丝捆绑,运到海上,成串推入海中沉溺;或押至海滩荒芜之地强迫他们自己挖坑,再推入坑中活埋;或排列在海边作为“活靶子”,用机枪扫射……其状惨不忍睹!“大检证”持续了七八天,遭日寇杀害的新加坡居民(大部份是华侨)多达3至4万人。

日寇占领印尼后,也对爱国华侨大开杀戒。30余个华侨抗日募捐筹赈社团机构被破坏殆尽,大量人员被害或失踪。现居于山西的印尼归侨林永俊,出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抗战爆发后,他和家人积极参加筹赈活动支援祖国抗战。日军占领西加里曼丹后,疯狂虐杀爱国华侨。他的家族,被日寇残杀的共达17人,真是惨绝人寰!笔者的大伯父林祖培是印尼侨领之一,因响应陈嘉庚号召,在当地开展筹赈运动而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最终被扣捕投入集中营,受尽酷刑,直至日本投降才重获自由。

临危不惧

陈嘉庚此次离新加坡赴印尼避难,是在厦大校友和集美学校校友配合、陪伴和掩护下进行的。对于陈嘉庚,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校主”。为了正义事业,大家护卫在他周围,甘愿随他出生入死,赴汤蹈火。

整个流亡避难过程险象环生,陈嘉庚始终镇静自如,沉着应对。他们一行4人曾在印尼展玉住到1942年5月15日。5月17日买票前往梭罗。正当他们持票鱼贯上车时,突然发现有日本宪兵在检票处检查旅客身份证。那时,只有廖天赐一人持有身份证,其他3人都没有证件。情势危急,退回去怕引起宪兵注意,只能硬着头皮跟随人流涌动。大家强作镇静,把陈嘉庚护在中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而由廖天赐断后,终于安全地通过检票处。

陈嘉庚一行后来经万隆到达巴城(即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由“南侨总会”副会长庄西言秘密带往乡友陈泽海的橡胶园住下,但第二天,巴城就落入日寇之手。庄西言与许多抗日的侨领、侨商被日寇逮捕。日军宪兵多次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说出陈嘉庚的下落;庄西言坚不吐实,以性命保守秘密。

陈嘉庚闻讯后,担心被日寇搜捕到会累及庄西言一家老小的性命,于是决定转移到泗水(即苏拉巴亚)避难。因买不到当晚的车票,一行人只好改乘次日的慢车。幸好他们延误了一天!因为日军在前一天就占领了泗水,在各车站、码头严加盘查。经商议,几位陪同校友决定把陈嘉庚转移到东爪哇的玛琅,那里有厦大校友黄丹季的工厂、店铺,便于藏匿和生活。期间,他的住处虽有变动,但都在玛琅范围内。

在玛琅,陪同校友在税单、户口上都填上几年前的日期,通过种种办法,把陈嘉庚“变成”玛琅的老居民“李文雪”。但依旧危机四伏,一天凌晨5时许,一队日本宪兵突然把陈嘉庚一行人的住所团团围住,叽里呱啦吼叫并重重敲门。一直陪伴并护卫陈嘉庚的黄丹季硬着头皮把门打开。日本宪兵一拥而入,指着他凶狠地大喊:“荷兰人!荷兰人!”黄丹季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后面有人用印尼语说:“错了,不是4号屋,是2号屋。”原来,日本宪兵是来逮捕住在隔壁的荷兰军医的。虽是一场虚惊,但还是把黄丹季吓出一身冷汗。还有一次,陈嘉庚正在前屋躺在椅子上看书。突然走进来一个日军军官,指着他用印尼语大声喝问:“你是谁?”陈嘉庚镇静地坐了起来。黄丹季闻声从内厅赶出来,急忙对着军官用手指指耳朵,示意老人是个聋子,总算化解了危机。还有一天早晨,陈嘉庚外出散步,黄丹季为安全起见,在他身后保持10多步距离陪同。路过一处新增的插着日本旗的日军岗亭时,陈嘉庚没有按规定行90度鞠躬礼。只见里面的哨兵冲出来要打他,黄丹季连忙赶上去,被哨兵拳打脚踢了一番。

避难期间,身为华侨领袖的陈嘉庚,始终是正义在胸,临危不惧。他随身携带一包砒霜藏在怀里,准备在敌寇围捕不得脱身时以身殉国。

宏着传世

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陈嘉庚,在避难期间,冒着日寇搜捕的危险,撰写、完成了传记性传世宏着——《南侨回忆录》。全书30余万字,叙述了他艰苦创业、倾资兴学、服务社会的人生历程;详尽记录了海外华侨赤诚爱国,全力支援祖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丰功伟绩。前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张国基曾评价说:“陈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难时写成的《南侨回忆录》,在南洋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的。在帮助海外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两本书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华侨当中,《南侨回忆录》的影响更大些,因为华侨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底,陈嘉庚由黄丹季、郭应麟陪同,离开玛琅,乘坐火车赴印尼首都雅加达。10月6日飞回新加坡。

陈嘉庚平安归来,成为东南亚侨界的头条新闻和最大喜事,大家奔走相告,欣喜若狂。500多个社团欢迎,盛况空前。国内各界人士闻讯也欢呼雀跃。(摘自《党史文汇》 作者|林卫国)

陈嘉庚的四个时期(陈嘉庚在二战中的避难经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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