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春城讯雨中的昆明，微凉。这样的雨天，侯力坚总会想起小时候母亲余丹讲给自己听的那些故事。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作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国民党特务当街枪杀。几天后的7月21日，昆明学联主办的《学生报》以《无耻啊！无耻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为题，刊载了此次演讲的原始记录稿。而这份稿件的记录人，就是当时只有17岁的云大外语系女学生余丹。
余丹的手稿。
今年9月，余丹平静离世。而72年前，因为她被特务逮捕，当时昆明3万大中专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成为引发全国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导火线。
很遗憾，余丹虽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每一个发展脚印，但她没能看见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阅兵。
“如果母亲能够看到这场壮观威武、气势恢宏的阅兵式，她一定会非常自豪、欣慰。毕竟，她见证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70年来国家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繁荣富强的整个历程。”余丹之子侯力坚说。
传奇
17岁的她
完整记录下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云南大学，致公堂。
此时的昆明，被笼罩在“一二·一”惨案后的白色恐怖中。
李公朴遇刺身亡后的第四天，云南大学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这位为反对内战独裁、为民主和平而牺牲的著名教育家。另一著名学者闻一多默默地站在台下，他和李公朴一样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也正投身于爱国民主斗争。因为安全考虑，悼念活动没有安排闻一多演讲。
当时的余丹，还叫作“何丽芳”，这个生于昆明、长于昆明的云大女学生，虽年仅17岁但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参与了昆明《学生报》的编辑和云南省工委党刊《新华社电讯》的刻印工作。
“追悼大会上，李公朴夫人强忍着悲痛，讲述李公朴先生的遇难经过，讲到‘他虽死，但他的精神没有死！他虽没有了生命，但刽子手却没有了人性’时，李夫人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这时候，闻一多先生怒不可遏，顾不上先前不发言的承诺，猛然站起来，挺身走到主席台前，开始演讲。”
2005年，昆明日报曾报道余丹《她记录了闻一多“最后的演讲”》。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余丹多次跟弟弟妹妹、儿孙讲起当时的情景。
当时坐在第一排的余丹看见闻一多先生走到台前，立刻意识到将会有异常重要的演讲。平时就有记录习惯的她，立刻拿出纸笔，快速记录。
闻一多先生厉声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用嘴，写出了、说出了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笔有嘴，有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闻一多先生越讲越愤怒，明知会场上肯定会混进特务，而且第二枪对准的可能就是他，依然毫不畏惧大义凛然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反动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闻一多先生继续讲：“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也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恐慌啊！”
青年时的余丹（后排右一）。
闻一多先生坚定地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
闻一多先生最后说：“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闻一多先生演讲时，场内一次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闻一多先生演讲完毕，余丹的记录也完成了。
“我母亲对速记很有一套，小时候她也教我和弟弟，譬如‘问题’，就缩记成‘门’字框中一个‘T’。”侯力坚介绍。
信念
从何丽芳到余丹
她怀揣革命初心战斗了一生
12岁时，侯力坚在家中一本文摘上第一次读到《最后一次的演讲》。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母亲就是这篇演讲稿的记录者。
“太震撼了，闻先生的演讲就像是机关枪一样，瞄准国民党特务，威力十足，而他作为一个民主斗士，为争民主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令人动容。”回忆起第一次读《最后一次的演讲》的震撼，侯力坚至今都记得。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和弟弟在饭桌上讲起了这篇文章，母亲说这是她记录的，当时我就觉得好骄傲。”侯力坚说，此时的余丹在报社做编辑工作，工作繁忙，对于母亲以前的革命斗争故事，两个儿子知之甚少。
直到16岁时，侯力坚才与母亲有了更多的交流。
这时候的他，也知道了《最后一次的演讲》之后，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更多故事。
闻一多先生演讲完四小时，在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一年后的1947年9月，何丽芳和其他部分同志被反动当局列为共产党“职业学生”，勒令他们月底前到附近治安机关登记或声明。她不予理睬。11月6日傍晚，八九名学生在今圆通街西边坡头就餐，出门后她即被特务跟踪逮捕，关进了宪兵十三团，成为昆明“一二·一”惨案后，第一个被秘密逮捕的学生。
“何丽芳被捕了！”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昆明。当时全市仅有的3万大中专学生，几乎全部上街示威游行，张贴标语口号，到省政府门口请愿，要求释放何丽芳。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都来电声援。何丽芳的被捕成了引发全国性“人权保障运动”的导火线。当时《高原》周刊载文说：“昆明学联这个名词，虽因这次罢课改组为人权保障委员会而解体了，但它给予西南人士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10天后，18岁的何丽芳被释放。
“我问过母亲，被逮捕的时候怕不怕，她告诉我，那时还小不懂害怕，为了打发时间，还在牢墙上画了琴键格子，练习刚学的指法。冷了就裹着一条麻布口袋，席地而睡。”随着对那段经历的了解越深入，侯力坚越钦佩母亲。
出狱后，何丽芳化名李龙，以教书做掩护辗转建水临安中学开展地下党工作。1948年夏天，她参加了正拟组建的云南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因为工作需要，她改名为余丹：“余者，我也。余丹的意思是我一片丹心、我要学习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丹娘。”后来，余丹这么告诉儿子们自己改名的故事。
余丹的家人收集整理宝贵的手稿资料。
传承
生命最后日子
她还在为传递闻一多精神奔走
余丹这一辈，家中九个兄弟姐妹，四个是干革命的。
弟弟何弗俭介绍，1948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哥何弗敬当时是地下党的宣传骨干，在遭反动政府在京津各大报纸上通缉后，弃学投奔解放区。此外，在云大附中读书的两个妹妹何秀芳、何韵芳也都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被集体逮捕入集中营性质的“夏令营”……
“每年家庭聚会，几代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舅舅、阿姨们都会讲起以前的革命故事，讲起解放前的云南、昆明，老百姓过的是怎样的日子、革命斗争怎么样的艰险，这让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非常珍惜当下的好日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联大精神被重视起来，母亲也开始写自己当年亲历的历史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民主斗士们当年是怎样秉持着大无畏精神、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侯力坚介绍。
作为“最后一次的演讲”的历史亲历者，余丹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相关文章，也接受过电视类节目的采访、参加过各类学术论坛，通过各种方式，让李、闻二位先生的精神永续传扬，世代铭记。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余丹也没有停下自己的步伐。“她写下了回忆文章，讲述外祖父、舅舅、阿姨们的革命故事，手稿写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又多次修改。那时候的她已经快90岁了，写稿子、改稿子很费心力，但她总是说，一定要趁自己逻辑还清楚的时候，把这些历史都记录下来。”侯力坚翻着手中母亲留下的一沓稿纸，那是余丹留给孩子们的珍贵宝藏。
而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侯力坚心中也有一个计划：“母亲是用文字记录下那些珍贵的历史时刻，而我想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这些时刻，让红色基因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让新时代的新青年们能从这些历史中汲取力量，奋勇前行。”
昆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双双
摄影：杨艳辉
实习编辑：石敏 一审：周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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