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顾小勇
锡伯族是世居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公元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过着放牧、打猎、捕鱼的生活。多年的游牧、打猎生活，使得锡伯人个个能骑善射，骁勇强悍。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锡伯族被清朝编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在100多年中，锡伯族人民从自己长期聚居的地区，分散到许多地区，被迫进行三次大迁徙。
1692年（康熙31年）清政府为防止沙俄和噶尔丹的再次闹事，将锡伯人从科尔沁蒙古拨出，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百），分驻三个军事重地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和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三城，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
1699-1701年（康熙38-40年）期间，将三城锡伯族兵丁及其家眷都迁到盛京（今沈阳）所属开原、锦州、辽阳等十五座城市驻防。
最后一次是，时隔60年后，1764年（乾隆29年），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共计3275人，从盛京西迁到伊犁驻防。这就使锡伯族有了史诗般的西迁历史。
西迁的伟大壮举，为保卫祖国西部疆土的完整，维护祖国的统一，为开发建设西北以及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祖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新疆西部地区处于祖国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乾隆年间清政府相继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针对伊犁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外国列强不断向东扩张的局势，为确保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于1762年（乾隆27年）十月设立伊犁将军府，统管整个新疆，并陆续调遣官兵在伊犁驻防。
自1762年（乾隆27年）至1766年（乾隆31年）的四年间，清政府先后从热河、凉州、庄浪等处调遣满族官兵驻防惠远，从黑龙江调遣索伦官兵驻防伊犁；从张家口、热河等处调遣蒙古官兵、汉族官兵驻防伊犁。但伊犁将军明瑞仍深感伊犁现有驻防官兵不敷调用，因而上奏清朝廷，增派官兵，于是，1764年（乾隆29年）乾隆皇帝恩准伊犁将军明瑞奏折。“由盛京锡伯兵内栋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并指定了由塞外行走的路线。就这样，从盛京所属的沈阳、开原、义州等15座城市抽调20岁-40岁，身强力壮，能骑善射，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共计3275人，西迁到新疆伊犁驻防，以增强大西北的防务力量。
这支西调的队伍，分两批出发。第一批于1764年4月10日启程，次年的7月20日抵达伊犁河北岸的绥定一带，第二批西调的队伍于1764年4月19日启程，次年的7月22日，抵达伊犁河北岸的绥定一带。
1764年（乾隆29年）农历4月18日这一天，西迁的官兵及眷属和留居东北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及亲友们，从各城汇集到盛京锡伯家庙—太平寺，为即将远赴西迁戍边的亲人饯行。他们杀猪宰羊，祭奠祖先，焚香祈祷西迁路上一路平安，共食离别饭，共饮离别酒，洒泪话别。
农历4月19日，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及眷属，在满族官员的率领下，离开盛京，离开半个多世纪的家乡，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艰难的西迁征程。
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木轮牛车，拉着行装、背着弓箭、挎着刀枪、携带粮食、帐篷、火种及家当，带着故土的五谷籽种和神物喜利妈妈，走出彰武台边门，经通辽进入科尔沁平原，走过锡林郭勒大草原，再进入蒙古国境内，从东到西，横穿蒙古国腹部地区。走过了一望无垠的蒙古大草原和荒芜人烟的浩瀚戈壁，沙漠。经库伦（今乌兰巴托）于当年8月24日、25日两批人马抵达乌里雅苏台（原蒙古国扎布哈郎特）。
农历8月的蒙古草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凌人的季节。天寒地偏，又遭遇特大风雪，加上牲畜长途赶路，疲惫瘦弱，开春之时又有瘟疫流行，由盛京起程时所带牛、马死亡甚多，口粮几尽。在这种情况下，西迁官兵及眷属难以继续西行。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了一个冬季（7个月），等来年春季草木返青后再赶往伊犁。
1765年（乾隆30年）三月初十，英勇的锡伯族军民，得到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接济，借马500匹，骆驼500峰及粮食后，仍分两路，从乌里雅苏台启程，继续向伊犁进发。
当西迁队伍走到科布多一带，（今蒙古国境内吉尔格郎图）正值阿勒泰山积雪大量融化，多条河水俱涨，水深流急，行进困难。他们受困多日，水退无期，只好取道绕科齐斯山而行。在道路险阻，畜力不足，所带口粮所剩无几，所借马、骆驼又死亡甚多，面临如此困难，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济之前，锡伯族军民并未被困难畏缩。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沿途采集野菜乌株木耳来充饥。他们架设浮桥渡过通往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继续前行。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穿越险关隘道的果子沟，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7月20日-22日先后抵达绥定一带，胜利完成了西迁的伟大历程。
锡伯族民间诗人关兴才老先生，整理而成的《西迁之歌》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伟大的历程：
披荆斩棘跨过了万水千山，
栉风沐雨经受了万般苦难，
男女老少紧跟着坚硬的牛蹄，
攀登西陲峥嵘的山峦。
凭一双开天劈地的臂膀，
架起了桥梁,开拓了坦途；
靠一双钢铸铁打的脚板，
踏平了荆棘,征服了凶险。
啊!誓以报国的英雄民族，
何畏关山有千难万险，
闯过了雄峙的果子沟，
披肝沥胆结束了西迁。
锡伯族西迁官兵及眷属，登记在册4295人，途中出生婴儿350多人，出发时还有志愿随军西迁的官兵亲属405人，故实际到达伊梨的人数为5050人。
锡伯族军民西迁征途，道路险阻，一望无垠的沙漠、戈壁、漠北草原，气候多变。但一心效命国家的锡伯族军民扶老携幼，冒酷暑，顶严寒，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战胜了饥饿、干旱、疾病等无法想象的困难，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日夜兼程，终于到达目的地——新疆伊犁。清政府原定西迁三年到达，由于锡伯族军民发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其中包括乌里雅苏台休整7个月），行程一万余里，提前到达了伊犁。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大壮举。
原大连民族学院院长、大连市锡伯族学会会长关捷教授，他生于沈阳苏家屯一个锡伯族人家,原姓瓜尔佳氏,小时侯听长辈讲到西迁的壮举,就感到热血沸腾。后来做学问了，他便潜心研究锡伯族历史。他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绘出了目前国内最为详尽的锡伯西迁图。西迁图全线有40多个标有地名的点，每个点是经过还是休整抑或是越冬，都有不同的标明。关捷教授说，乾隆朝军机处满文《议复档》中有“从塞外行走”的西迁路线指示，应该看出清政府一是希望西迁不要走关内人口稠密区沿途扰民，二是对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还是存有一定戒心。
他们走的路线是穿越漠北这块几乎没有人烟的地区，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现在锡伯族虽然人口只有18万，是个少数民族，但它在历史上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举家族艰难远徒，为国家的领土完整建立了历史功勋。这种爱国精神在今天仍然能鼓舞我们后辈，西迁精神不仅仅是锡伯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
锡伯族军民抵达伊犁的第二年，即1766年（乾隆31年）农历正月，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奉命踏冰过河，驻扎在伊犁河南岸的可耕之区，组成锡伯营。起初编为6个牛录（满语：箭之意，是清朝八旗制度下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1767年（乾隆32年）又增编2个牛录，共8个牛录，亦称八旗。开始了戍边屯垦的生活。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如果说西迁是这个民族注定要承受的经历，那么，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生活，对生活的这块土地，早就有了新的期盼。
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在伊犁河南岸地区，经过30多年戍边屯垦的岁月，锡伯族人口已繁衍到7千余人，仅有的耕地已经不能满足口粮的需要，摆在锡伯族官兵面前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开渠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以维持全族的生计。当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也就是西迁那年10岁就随西迁队伍来的图伯特，这时他已是47岁的人了。图伯特从18岁应试而成为披甲（满语：伍克辛，是满洲兵的总名称），因在牛录当差勤奋、好学，这样逐渐由领催、防御、佐领、副总管步步上升为锡伯营第九任总管。
几十年的军营生活，磨练了图伯特坚韧不拔的意志，为解决民族生计，他带领锡伯人民修建了一条大渠，这一壮举使他成为至今都让锡伯族人民感恩戴德的伟人。
关于图伯特这个人，清代历史档案里只留下星星点点的记录，但是，在民间，他被认为是对西迁的锡伯人生存和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光绪年间，为了铭记图伯特的功绩，锡伯族人民在渠首龙口和他的故里纳达奇牛录，分别建造了图公祠。1994年，锡伯族人民捐资在纳达奇牛录重修了图伯特纪念馆，成为人民缅怀他的重要场所。图伯特挖的这条大渠龙口在察布查尔县城东南40多公里的山口，是个无坝龙口，大渠由这里从伊犁河引水。
锡伯传说 | 沈阳传说之西迁节由来
1802年（嘉庆7年）农历10月，也就是锡伯族西迁到伊犁后的37年，在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带领下，察布查尔大渠正式动工开挖。终于在1808年（嘉庆13年），历时6年，挖成深一丈、底宽一丈二、面宽三丈，自东向西一条长约100公里的大渠开挖成功。它像一条巨龙在察布查尔平原上，灌溉着两岸干旱少雨的土地，当时称作“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是锡伯语，即“粮仓”之意；布哈即“大渠”。顾名思义，这一名称即标志大渠将发挥的效益，也反映了锡伯族祖先追求粮丰民富、安康辛福的美好心愿。
大渠的建成，使锡伯人的耕地由1万多亩扩大到8万多亩。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几个牛录先后迁到大渠两岸，八个牛录就沿察布查尔大渠顺势分布，修筑城堡，定居了下来。正是察布查尔大渠的建成，使万古荒原变成粮仓，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景象。史学家和社会学者们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这条大渠的修成，最终改变了西迁锡伯人的命运。
1954年3月17日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时，就以渠名作为县名的。直到今天，察布查尔大渠在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大渠建成的第二年，1809年（嘉庆14年）54岁的图伯特因开挖大渠的特殊功绩，赴北京受到嘉庆皇帝嘉奖。他也成为锡伯族西迁45年后，第一次获准回东北老家探亲的人。在锡伯族的史诗《西迁之歌》里，人们把对图伯特的赞美融化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1766年(乾隆31年)西迁的锡伯族军民进驻察布查尔，承担起防守边疆的重任。他们戍边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卡伦（边防哨所）和戍守台站。卡伦在锡伯族西迁后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驻守边关的哨卡，更重要的是卡伦本身蕴含了锡伯族的爱国民族精神。当时锡伯营除驻守18处卡伦（现在还能看到部分年代久远的卡伦遗址）和远戍喀什嘎尔、塔尔巴哈台外，还要派官员随大员巡查边境。这项任务从锡伯族到达伊犁后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前后长达250年。
19世纪20年代，大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怂恿下，大举进犯新疆南部，喀什官兵几次出击皆失利。于是，1824年（道光4年）10月，当时的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带领锡伯族官兵500人，越冰岭驰赴喀什，加上原喀什之锡伯营驻防兵300人，在总管额尔固伦的带领下，1826年，在喀什浑巴什河的决定性战役中，八百锡伯官兵背水一战，打败了敌兵，并于1828年（道光8年）一月，在喀尔铁盖山，锡伯马甲纳松阿、舒庆阿等活捉了张格尔，平定了张格尔叛乱，收复南疆四城。这是锡伯营多次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中较大的一次。
在此次战役有功的锡伯营总管额尔固伦、纳松阿、舒兴阿和德克精阿等四人受到道光皇帝嘉奖。
之后又相继平定和卓作乱和七和卓叛乱，以及反抗“苏旦汗国”的分裂阴谋、反对阿古柏的侵略等战斗中，玛克塔春、德克图、萨凌阿等始终奋勇当先，屡立战功，受到朝廷嘉奖。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分兵三路收复新疆时，当时的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不顾身家安危，动员和组织锡伯族青年军前出力，始终同沙俄侵咯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辉番卡伦来信》记录了一位戍边军人的驻防历史。他叫沃克津，是西迁锡伯人的第二代，察布查尔大渠建成的那一年，他刚2岁。1824年（道光4年）18岁的沃克津正式成为一名戍边军人。
弓箭是锡伯族戍边的主要武器。当时，锡伯族人的八个牛录每年都在春秋两季选拔“伍克辛”，汉语称为“披甲”，1859年（咸丰初年），已经升任护卫的沃克津奉命去一个叫辉番卡伦的哨卡换防，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沃克津在巡防的间隙用满文记录了自己驻防的生活以及沿途的风貌，在信中记述的辉番卡伦、齐齐罕、策齐等地，在1864年以前均为中国领土。这是一位中国边防军人驻守边疆的见证，同治二年，沃克津因病卸任回家，此时，他已经在边境驻守了39年。
骁勇善战的锡伯族官兵、在抗击侵略者，活捉张格尔到反抗“苏旦汗国”的分裂阴谋和沙俄的入侵等战斗中屡立战功。始终忠实地捍卫着祖国西部疆土。
自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人在180多年中，经历了战争、生存和繁衍，经历了清代七位皇帝，民国及国民党的统治。锡伯族军民世世代代始终忠诚地履行着驻防戍边，屯垦生存的神圣职责。为了戍边，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祖国西北边陲这片沃土之中，为了戍边，他们同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仇敌忾，抗击外来入侵者；反对分裂，保卫祖国的疆土，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戍边，他们屯垦创业，引水种田，为民族解决了生计，同时还奇迹般地将民族传统的文化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忠于祖国的锡伯族一代又一代人，为祖国领土完整，为西部边疆的繁荣，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他们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延续着这份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他们的业绩在祖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他们的精神已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两个多世纪风雨过去了，他们也永远成为了新疆的一个民族。
一个伟大和英勇的民族，一个充满传奇和真实的故事，锡伯人没有忘记，历史也将不会忘记。历史的风风雨雨，洗礼着一个民族的光辉历史，远去的是那西迁路途中的往事，现实的温暖阳光，必将照亮着锡伯族同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锡伯族哈斯呼里氏谱书
——-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边台村锡伯族韩氏家谱
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善战、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原来生活于黑龙江和吉林西北部境内，是古代鲜卑族的遗民。沈阳市档案馆保存的满、汉两种文字的哈斯胡里氏韩姓家谱，反映了居住在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镇边台村哈斯胡里氏韩姓家族的演变过程，它对于研究锡伯族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哈斯胡里氏，汉译为韩姓。原谱书是用满文书写，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操办修谱仍书满文，1913年，经松岩手译成汉文，重新修谱。并增续后续宗枝，因族众枝繁，编排二十字诗，由第六世起，以永字为首，二十字诗为：永远常兴国，宝会维启恒，溥明继先德，学博振家庆。1986年再次修谱。
哈斯胡里氏旧谱记载：哈斯胡里氏初定居黑龙江所属墨尔根城（今嫩江市）和雅鲁河流域，此地当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清初努尔哈赤征服这一地区之后，生活在嫩江流域的锡伯族人，随同蒙古人一起被编入蒙古八旗。到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锡伯族人从科尔沁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在此处编牛录，住六、七年之久。由齐齐哈尔拨来盛京时，由于需要自备粮草，故而布、又在伯都讷地方住了三年时间，于康熙三十九年（1710年）再由伯都讷迁来盛京，编入牛录（厢兰旗）当差，在沈阳城西五十里后边台占地定居，世代劳动生息繁衍到今天。
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拨盛京锡伯官兵到西北边疆伊犁庶边时，哈斯胡里氏家族中的第六世达尔札（旧谱译作达林），第八世瓦力海都去了，旧谱中在这两位的名下有“拨往伊犁”和“徂往伊犁”的记载，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有达尔札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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