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速记与文字的信息处理，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速记方法的培训是什么类?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速记方法的培训是什么类
第一节 速记与文字的信息处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唐亚伟先生在上海茶话会上说:“有人认为中国速记受方块字的限制，所以发展不快。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经济不发达，影响了速记的发展。西方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速记的教育与使用就都很普遍，证明了这一点。”唐先生的分析，揭示了速记事业发展的真谛。
速记，是文字书写的辅助工具，是减轻书写劳动强度，提高学习、办事效率的有效手段，它和文字以及需要运用文字进行工作的各个环节，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谈速记得应用、作用，就离不开文字。
“自从文字出现，国家产生，统治阶级利用文书作为管理政务、临民治事的工具后，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国家机构与国家事务的复杂化、朝代的频繁更替与重大政治事件的推动、书写材料的变化、生产和传递技术及科学文化的进步与发达，社会愈来愈向前发展了，文书亦随之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梁毓阶《文书学》第17页)文书的发展、变化如此，速记的产生、发展、变化亦复如此。只是我国速记的发展与变化，较之以上所提到的文书学，不太被普遍注意与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汉字的优越性，决定了我国不象西方国家那样迫切需要速记。或者说，现在录音机普及了，文字进入电脑进行信息处理了，所以速记就用不着了。的确，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当推汉字。当今世界上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使用汉字。汉字作为我国汉民族的文字工具，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它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汉字是生命力最强的，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尤其是，在“常用字高度集中性”、“词汇的能产性”等方面，常常被人认为是汉字所特有的优越性。但是，它与外语比较之下，不管它们究竟谁优谁劣，汉字的致命弱点毕竟是显而易见的，在于，成千上万的汉字符号，既不便于识记，又不便于技术处理，而且每个汉字笔画繁多，书写速度缓慢。
八十多年前的蔡璋先生就说过，外国文字简单易写，尚且发明了速记，我国汉字这么复杂难学，就更需要速记了。纵然蔡璋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使用毛笔写繁体字，而我们现在的书写工具主要是钢笔、圆珠笔，而且已简化了汉字的笔画，速度加快了，效率提高了，但毕竟还没有赶上语音速度的一半。八十年后的今天，在语言与文字的内部结构上，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它们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并没有起本质上的变化。数千年的文字、书法发展史，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时地向人们提出效率的要求。提高办事效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普遍的规律。就以汉字内部结构来说，笔画的简化，并非现在才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从未停止过这种简化和改革，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驩--歡--欢 囏--艱--艰
飜--飛--飞 楳--槑--梅
歗--嘯--啸 鱻--鮮--鲜
这些字的第一种简化，恐怕至少也有几个世纪了。当然，有计划、有指导地进行简化、改革，只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得到。那么，人们对于提高书写效率的要求，难道就会止于汉字简化这一步了吗?再向前迈一步，从根本上解决手写与口语之间在速度上的矛盾，就是速记，难道这一步就再也没有人迈了不成?回答应是否定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再说录音机。我国自八十年代开始，录音机成了大众化的工具。这是社会进步，科技发达的结果。但有些人认为这是对速记得“冲击”。我们认为这正如六十年代圆珠笔对钢笔的“冲击”而没有使钢笔淘汰;八十年代电子计算器的“冲击”而算盘没有被淘汰一样，它们各具特点和作用，相辅相成，互补利弊则有之;取此舍彼，取而代之则未必。
“从1857年法国利翁·斯考特发明录音机到现在，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了。录音机在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工业发达的国家使用相当普遍。速记在美国就象英语会话、打字一样，作为就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日本东京一千万人口中，速记专业人员有两万多人。非专业应用的人为数更多。联邦德国六千多万人口，其中有三十多万人会速记，多种形式的速记教学组织有三百二十多个。联邦德国大中学校都设有速记课程,由国家进行统一考试。这些国家的速记术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越来越发展。”(《简明速记十五讲》第5页)。
虽然，录音机在记录语言的速度和“传真”诸方面，大大优于速记，但它所提供的只是听觉“材料”，而无法满足人们视觉——阅读的需要。在记录言语上，如报告、讨论、讲演、座谈、谈话、审讯、广播、电话、汇报、指示、听课、复述等等，如果没有整理成书面文件的要求，那录音机优于速记。如需将录音用汉字整理成文，则一小时的录音，需十几小时的倒、停、放，那将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
如果从抄录文字，如摘录书报杂志、抄录文献资料等，以及表达思想，如写发言稿、笔记、日记、备课等方面来说，录音机是无法代替速记的。
录音机是一种器械，它记录各种声音，粗精不分，“来者不拒”，如要传达，只能从头开始，原本放音，无法选择与精简;速记是由人掌握的一种技能,运用速记记录，可以除去讲话中的多余、重复的一些“水分”，经过记录者的组织、筛选、整理就是一份真实而简洁的书面文件，如需传达，可直接照符号(速记稿)阅读，通常要比放录音节省三分之一以上时间，而且效果好。录音机不管普及到何种程度，随身携带总是不便，而且需要电源、维修;使用速记的客观条件限制少，只需纸、笔，随时可以工作。尤其是有些场合，录音机被限制使用，凡是这种情况，内容往往都比较重要，如不会速记，就会明显地感到“坐失良机”。
由此可见，录音机作为速记工作者的辅助工具，以提高译稿的质量，是可有备无患的，但它不可能取代速记。正如政协全国委员会教育组召开的在京速记工作者座谈会所指出的:“速记是一门极有用的学术，……现有的录音设备绝不能代替速记的作用。”(引自《速记有用，应当重视》，1979年11月27日《光明日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参考消息》报道日本制成一部听到说话就能打成文字的机器，似乎兼文字、速记与录音机三者于一身，使快速记录言语，同时使口语直接转化为书面语的工作，“一次性”彻底解决了。
仔细一看，使用这种机器记录语言并翻译成文字，需要有四个条件:一、要用比通常谈话速度稍慢，说日本话;二、这部机器只能识别六十八个不同的日语音节;三、使用者在口述之前，需预先把自己的声音录在一条磁带上，一旦机器“识别”了一种声音后，才可将比通常的谈话速度慢的同一种声音的说话录下来;四、讲话者在讲话时，必须在每个音节处停顿一下。
据此，即使人人都可以有一部这样的机器，而且可以随身携带，使用方便，但讲话者需要接受这四个条件的制约，其中之一是在放慢讲话速度的情况下，这部机器才能发挥作用，这样，恐怕就比手写速记优越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来这种矛盾如何解决就难以预料了。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电脑技术的突飞猛进，文字信息处理已成为科技革命的重要课题，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例如“口授打字机”、“汉字进入计算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通过鉴定”、“电脑走进人事档案室”、“CS-4000型中文电脑打字机”等等的报道越来，这象征着由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所引起的全面而深刻的技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对我国的文化事业，对文字处理工作带来了福音。至于要用“速记机”或电脑完全来取代手写速记，我们是寄希望于将来的，但这恐怕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可以实现得了的。
第二节 速记是促进智力发展的杠杆
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初中语文》的“编辑大意”说:“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速记工作从“听话”开始，到记录、翻译、整理，这个全过程可以说是以语文为中心，结合多种学科的智力活动。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早已重视对学生进 行听、写、说、读的训练，这不但是语文课本身的任务，也是为学习各门学科打好基础的必要手段。
语文能力是人们在进行语文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听人说，说给人听;看人家写，写给别人看”(叶圣陶1980年11月《在第二次教材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说，听、写、说、读是人们在日常社会实践中最经常的活动和最必需的基本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贯穿于听、写、说、读之中，还有一个能运用这些能力的思维能力和正确、敏捷的思想方法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听、写、说、读属于认识能力活动，而观察、思维、想象属于智力技能范畴。人们的文化修养、智力发展，必须表现在听、写、说、读的能力发展过程之中，所以它既在语文能力、整个智能的发展中得到发挥，同时也反过来促进语文能力和整体智能的发展。
俗话说:“人的能力是逼出来的。”学习速记、锻炼速度是这样，使用速记也是这样。掌握了速记技术后，在各种场合的不断实践中，所能接触到的知识面势必也随之逐渐扩大，“形势逼人”,使你不得不去过问、钻研一些平常不太关心的知识，来加强自身的知识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在记录过程中，要把别人的口语用符号快速记录下来，转化成为书面语言。这个过程，包括了运用口语，从接受、捕捉、选择、辨词、释句以及对词语、句式到分段以至全部内容的提纲挈领、理解归纳等等。要做到这些，思维就要更缜密，反应就要更敏捷，组织就要更有条理，语句就要更简练。这就要求记录者不但要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来选词造句、结构篇章，因而就需要相当的语文知识水平。同时，还要掌握一些发音的基本规律和理论常识，懂得一点语音在区分意义上的重要作用。
“听”——对语言语义的感知，是速记记录活动中十分突出和必须具备的条件。对语言的感知，是辨音能力;而对语义的感知，则涉及到知识面和理解、析义能力。
“写”——记录别人的讲话或写出自己的思想(如起草)就是将语言信息，通过自己头脑的整理、筛选，再用符号把它反应出来。这是一个脑、耳、手、眼同时并用的全面协作过程，是精神高度集中的连锁反应。而两者的基础能力却是要求对语言有较高的思维组织和思维反应能力，对语言的运用有熟练的技能。表现在速记记录过程中的理解能力，不仅仅是对所需要记录的语言语义的理解，并认识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进而掌握讲话要点;更重要的还要能在译、读速记记录稿时，通过对符号的感知，了解符号之间从形式到内在的联系，从而了解符号所代表的内容，进行准确无误的阅读或翻译整理。
“说”和“读”在速记活动中就是译读(只供个人参考、传达用的速记记录稿，只需“说”)。翻译，不仅是记录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记录成败的自我检验。而翻译质量的优劣，出稿时间的长短，更是对记录者的语文水平，包括写作能力、文字书写能力的全面考核。表现在翻译整理工作中的语文写作能力，诸如立意谋篇、起承转合、布局取舍、修辞润色等等，显然不是一个缺乏语文修养的人所能胜任。
速记员的条件，既要求有较高的记录速度，又要求有较好的写作能力。这说明了速记工作的性质既对学习者和应用者提出了比较高的素质要求;而学习速记、应用速记本身，又是促使人们不断提高知识技能、文化素养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完成记录，对于一个从事速记工作的人来说，事情还只做了一半。记录的目的，在于存据，能为工作、学习提供可靠的文字资料和史料。这样，就形成知识反馈，辗转相生，如滚雪球，越滚越大。所以说，速记是学习文化和促进智力发展的杠杆。
第三节 速记的职业应用
速记的职业应用，在外国是极为突出的，特别是秘书、文书、记者须会速记是一个基本条件。1981年6月27日《光明日报》报道说，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1980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七万六千名会速记的秘书，另有一百二十万名兼会打字的速记员。两个数字相加，美国有五百零七万六千名会速记的秘书、文书工作人员。美国总人口却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
我们知道，每个单位的领导部门、决策机构与行政办事机构，需要上下沟通;各个业务部门之间也需要平衡协调;本单位的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同样需要进行信息交换，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就是秘书、文书工作。如果以人作比喻，领导部门、决策机构是大脑，业务部门、执行机构是四肢，那么，秘书部门就是神经系统。它负责把大脑的指令传递给四肢，又把四肢的信息传递给大脑，以便让大脑作出新的决策，推动机体的正常活动。秘书部门的工作职能在于上情下达，下情上通，传递信息。具体地讲，秘书、文书工作，从四个方面起着领导的助手作用:(一)枢纽作用;(二)信息反馈作用;(三)参谋作用;(四)监督作用。
秘书、文书工作者身处领导者身边，又介乎于领导和群众之间，每天要接触大量实际问题，处理许多纷繁而复杂的事务，所以他们除需具备比一般群众稍高的政治素质、党性修养外，特别需具备较高的听、说、记、写的能力。如接待来访、接洽业务、调查访问、处理问题、联系四方;接受领导指示、代表领导说话、出席会议、请示、报告、布置、指导、讨论、座谈、辩论、申诉等等，绝大部分都离不开文字的记录。我们说，凡是需用文字的地方和环节，都是速记“用武”的战场;用速记与不用速记，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问题，而是完成工作任务的质量、速度与效率问题。这是在速记进入办公室之前，很少有人研究的问题。
秘书、文书工作人员，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在四化建设、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单以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就它的数目言，何止千万人计!如果再算上打字人员，那更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把这支在国家机器中起神经作用的生力军，用速记武装起来，将发挥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啊!
新闻工作和速记的关系更是十分密切!
众所周知，新闻采访，动笔记录是最基本的手段;而记录的质量，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事实判断力强弱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对记者、通讯员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的一个重要检验;当然更是新闻报导质量优劣、水平高低以及由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大小的决定因素。而这一切，归纳起来，就集中在脑快、口快、手快这“三快”中反映出来。快则优、慢则劣，无可辩驳!
例如:采访时用文字记录，有许多不便处:被采访者如果是一位有资格、有声望的人物，采访者“旁若无人”地只顾“埋头苦干”作自己的文字记录，便有失尊重，不够礼貌，这会使对方处于“单口相声”的地位，势必兴味大减，本来想说的话，他也“一言以蔽之”或干脆不说了。如果对方是一位不常露面的人物，采访者正襟危坐，全神贯注于文字记录，往往使对方情绪紧张，“火烛小心”，说话变得绪结巴巴，或思路闭塞，中断话题，大大降低采访质量。
新闻采访，记者与被采访者谈话，必需讲究方法和艺术，才能实现最大限度地挖掘出、采集到构成新闻所需要的事实材料。
被采访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有善谈的，有寡言的，有坦率不拘的，也有内向谨慎的。有的一开始就打开了话匣，有的在经过一阵寒喧，就陷入冷场局面。这样，采访者就要因人因时因事因地，针对不同对象，不同场境，采取不同的方式以诱使被访者启齿。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所需要的材料，牢牢掌握谈话的“主动权”。当对方表现出胆怯、拘谨时，就要设法消除他的顾虑与戒心，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环境气氛，尽量与对方打成一片;当对方兴味正浓，滔滔不绝之际，就要设法引流入渠，言归正题，而绝不破坏他的情绪，伤害他的自尊心;当对方表现为“内热外冷”、“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语言表达上由于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形容词而“卡”住时，就及时为之启示、铺垫、搭桥、引渡，而且都是那样得体的说到了他的心里去，使他产生一吐为快的感觉，从而激起更大的热情与信心。所有这一切，可以想见，绝不是一个耿耿乎文字记录的采访者所应接得了的!事实上，新闻工作者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因而也曾想出了一些方法来加以克服或弥补，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干脆不记，凭着职业性的高度敏感力、理解力、记忆力、观察力和判断能力，用脑记，事后追记。这种“印象派”的采访新闻，大都只能用作“本报讯”的综合性质客观报道，文章不署名，代表报纸发讯。
(二)简记。拣重要的内容记几条，事后进行补充加工。于是，许多原话，当时的场景、气氛都舍弃了，而靠事后回忆，“加油添醋”，使许多生动活泼的原话变成“既不全对，也无大错”，干巴巴的“面包屑”。这难免失真、失实，甚至出差错。
(三)老练的记者通常用“三边法”采访，即:边问、边听、边记。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听的方面，不时思考、提问，同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笔记。
从我们速记的角度上讲，所提倡的也是第三种采访记录法。但是，试想:如果用速记记录，用此法进行采访，不是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更多地掌握主动权，更自由、更从容不迫地进行记录吗?在速度和内容上，老练的记者固然写得一手快字，但总不能超过一分钟60个字。如果用速记记录，60个汉字通常可以毫不吃力地在半分钟以内写完。如此，则用同样的时间，至少可以记录比汉字多一、二倍的内容。“三边”记录，事后是需经过加工整理才能作为正式材料付排的，那么，速记记录后的翻译整理，也就不该看作是一个“累赘”而加以苛求或否定了。
总之，速记尖兵在秘书、文书、新闻这些战线上有着广阔的驰骋天地，是速记工作者的“用武之地”。长期以来，即使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也会脱口说一句:“我又不是记者，学速记做什么?”这说明群众是有眼力的，一致公认“记者必须学会速记”(只是还没有认识到“学速记不一定都是记者”这一层)。然而退一步讲，当前连“一致公认记者必须学会速记”这一点都还没有实现，岂不正说明我们推广、普及速记教学任务之重吗?
当前，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社会已进入到信息时代，掌握信息，实际是个争取速度、争取效率的问题，而速记正是在“抢时间、争效率”上来表现它的个性品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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