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间的一天，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看到床前一个年轻女子，眼眶里含着泪花。他立即警觉地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香港的油麻地。”女子轻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派你来的？”
“我叫范桂霞，是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派来的。还有杨石魂也在这儿。”
“噢，沈宝同，我知道。”周恩来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平安脱险，不再追问。
在这之前，南昌起义失败后，在随军南下的过程中，周恩来患上了恶性疟疾。起义军在汤坑经历一场惨仗后，叶挺。聂荣臻等人率领残部掉头向西，在流沙找到周恩来时，他正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连稀粥都喝不下，有时神志不清，还喊冲啊！冲啊！
当时的情况真是混乱极了，一个成建制的部队都找不到，撤下来的部队跟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而敌人还在不断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叶挺和聂荣臻始终跟着周恩来，最后就剩下几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海陆丰地区，连当地人说的话都听不懂。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在当地有工作基础，农民对他们很好，才没发生意外。
他们设法找到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杨石魂，杨石魂找来当地老百姓的衣服给大家换上，还带来一个坏消息：从陆丰到海丰的路已被敌军截断，到海丰已无路可走。
杨石魂
周恩来一行只好在湖东村落脚。当地渔民说，他们的祖辈当时看见，周恩来面如菜色，被抬进薛家祠堂，起义军也都是衣衫褴褛。靠着老百姓送来的红薯，以及当地一位老中医开的中草药，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
几天后，杨石魂找到一条小船，用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到陆丰的甲子港。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四位同志都化装成渔民的样子。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旅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录里描述了那一段旅程：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栓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周恩来到香港时，病势仍很严重。他患的是恶性疟疾，持续发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杨石魂把他背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住下，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广东省委派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请了医生来诊治。
这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就是范桂霞。
周冬雨在《建军大业》中扮演范桂霞
范桂霞，1905年3月31日生于广东省佛冈县烟岭楼下村一位医生家，是二十年代广州工运的活跃分子、纺织女工、中山大学附师学生，在共产党教育下加入广东新学生社、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和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是在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在当时的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 倡议下成立的。领导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邓颖超、蔡畅、陈铁军等人都曾先后参加过广东妇协的工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国民党反动分子随即响应，在李济深等人的指挥下，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革命青年范桂霞也是被“屠杀”的对象，因为叛徒冯镐、侯交礼的出卖，军警包围了她的家，先抓了楼下的二妹范桂笺，范桂霞躲在邻居楼顶烟囱里未被发现，可当医生的父亲范信一被军警打昏在地，吐了一地的血，也未招供女儿范桂霞在哪里。
夜里三点军警走后，她从烟囱爬出来，尚未咽气的父亲对她唯一说的话就是：“霞姑，你快跑！他们还会来抓你的。”不一会儿，父亲就含恨离世。范桂霞眼含热泪，她不敢在家料理父亲的丧事，逃到广州河南的宝岗，躲到与她相识的一名女工家。在这位女工的帮助下，范桂霞买了一张船票跑到澳门，从澳门再辗转到香港，在那里终于找到了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不得不说，那时候的革命青年，真的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像范桂霞，因为革命已经家破人亡了，可她跑出来后，首先想的还是去找党组织。
当年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秘书长沈宝同的妻子龙锦雯是范桂霞在广州搞工运认识的，通过沈宝同的批准，范桂霞留在秘书处工作。负责抄写文件与交通联络工作，她曾联络过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
有一天，沈宝同向范桂霞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与一位首长的假扮夫妻，照顾他、配合他的工作。
范桂霞
范桂霞联络过的首长不少，她倒也不怯于跟首长接触，可问题是，她才22岁，尚未结婚，要跟首长假扮夫妻，自己感到别扭不说，更害怕因为没有经验而完成不好任务。
但她也明白，组织上找到自己，一定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后，党组织被破坏得严重，在当地的人员本就不多，女同志就更少了。更何况，这位首长据说生病很严重，需要懂得护理知识的，而她从小跟着父亲学了不少医学知识。想到这些，范桂霞虽然不免有些羞红了脸，但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午饭后，秘书处赖谷良把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预先租好的房子，把室内收拾一新，又请来一个厨工，烧茶做饭。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范桂霞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首长”的到来。虽然他不知道是谁，但既然是秘书长亲自交代的，想必一定是位大首长。这让她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有些紧张不安。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如果出现在一位重要首长身上，必定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天黄昏，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范桂霞开门一看，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前，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从车上下来，转身轻轻从车上背下一位重病号。范桂霞一看，病人穿着一身绸缎的长袍马褂，头戴绒毡帽，还戴着一副黑眼镜，脸色焦黄，面容消瘦。
范桂霞急忙上前帮忙，将病人迎进房里，扶上床，替他脱去外衣，盖好被子。病人仍在发高烧，神志不清。她问杨石魂：“什么病？”
杨石魂小声说：“恶性疟疾。”
随车一起来的医生随即吩咐范桂霞，每小时给病人探热一次并登记号。范桂霞应声称好。
范桂霞这才仔细端详起病人。她看着看着，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周书记吗？周恩来担任过两广区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时范桂霞在区委机关曾听过周恩来做的形势报告，周恩来的潇洒风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石魂示意她不要暴露病人的情况，吩咐她：“你的任务就是为他探病，协助医生做好诊治工作，为病人打针、喂药。”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范桂霞几乎没有休息，每隔一小时就用手触摸周恩来的额头，记录下自己的感觉：烫、热还是正常。一直昏迷的周恩来吃不了什么东西，范桂霞就把小米捣得稀碎，熬成稀米粥，一勺一勺地喂到他嘴边。
因此，当范桂霞看到周恩来睁开双眼时，才高兴得留下了眼泪。
在隔壁的杨石魂闻声跑过来，兴奋地一下扑到床边，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大声呼唤：“大哥，你醒来了！”周恩来见到杨石魂，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杨石魂转而又拉住范桂霞，高兴得手舞足蹈。
为了帮助周恩来恢复体力，范桂霞想办法弄来一只鸡，熬了鸡汤端过来给周恩来喝。已经醒过来的周恩来坚持不肯让范桂霞喂他，杨石魂、范桂霞只好扶起周恩来，让他斜靠着床头慢慢喝。
可当周恩来看到碗里有鸡肉时，他皱起了眉头，说：“反动派大屠杀，给我党造成重大损失，经济这么困难，你们都给我炖鸡吃，我怎么吃得下！”
被训的范桂霞不服气，理直气壮地说了句：“你是重病号，党组织决定要你补充营养，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党需要你，革命的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我是党组织派来的特别护士，在这里，你就得听我安排”。
周恩来没有想到，如此一个小姑娘，说出的话竟让他无法反驳，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这次我服从你，可以后不能再炖鸡了，要注意节约每一分钱才好啊！”
范桂霞的话触动到了周恩来，当时的他正处于低谷期。当他从法国回来，以二十六七岁的年纪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对革命充满希望。但他领导的声势浩大的上海工人组织，却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牺牲惨重，他本人都是惊险脱逃。
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又遭遇了重大失利，那么多同志牺牲。为了救他，又有那么多人就牺牲在他面前，其中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志、有素不相识的老渔民，这让他一直处于内疚和不安中。范桂霞的这番话，让他振作了不少。是的，他的命不再是自己一个人的。
过了一个星期，在范桂霞的精心护理照料下，周恩来身体恢复得很快，能下床走动了。他大病初愈，组织上不准他外出工作，只能每天在室内活动，阅读由范桂霞给他带回来的报纸、文件，在看文件看报纸之余也常和范桂霞聊聊天。
在平日的生活中，周恩来化名李先生，身份是一个从南方来的富商，到香港考察生意，而范桂霞则扮演李夫人，广州人，是一个阔气的新式太太。为了更好地适应角色，周恩来细细地把自己的过往告诉她，自己的出生年月、祖籍哪里、平时有什么喜好 ，他都要求范桂霞一点一点记下来。
一天，周恩来问范桂霞：“你认识邓颖超吗？”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啊。我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时就认识她了。”范桂霞回答。“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久病初愈，周恩来显然十分想念妻子。
“在上海吧。许多人都这样说。”范桂霞很理解周恩来此时的心情，就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她，好好养病。”
李济深等人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邓颖超正在广州。邓颖超是国共合作时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广州，国民党高官认识她的人太多了，要藏起来太难了。无奈之下，还在月子里的邓颖超跟母亲一道，赶赴上海去找周总理。几经周折，母女俩先坐船到香港，然后又在海上颠簸数日，才终于疲惫不堪地赶到上海。
然而，当邓颖超赶到上海时，周恩来已经去了武汉，接着又到南昌指挥起义，失利后拖着病体辗转到香港。想到独自在上海的邓颖超，周恩来颇有些伤感，但他不愿意在范桂霞面前过多流露，转而询问其范桂霞的经历，“你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于是，范桂霞就把自己父亲被害、妹妹被捕等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干革命是要有牺牲的。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坚决地和敌人斗争到底，才有革命胜利的一天。”
范桂霞一边听一边点头，她还告诉周恩来说：组织上让她来做护工，在家时称您周主任；出门后称您李先生，她自己则是“李太太”。周恩来说，一个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一定要懂得怎样生活，怎样斗争，如何对付敌人和对待朋友。这些都要每时每刻挂在心中，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最后，周恩来还问范桂霞有没有中意的男朋友。她本来羞于启齿，但接触周恩来这些天后就把全部秘密都告诉他了。她的男朋友叫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已加入共产党，他参加东征打陈炯明，在广州打商团，又参加北伐，后广东区委派他到广宁一带去训练农民军了，“4·15”至现在，已失去联系。
周恩来安慰她：“广宁这支队伍已经北上了，我清楚他们的情况，你可以放心。”接着又以兄长的口吻安慰她：“他是我们的同志，很好，你不用担心，如果他是爱你的，他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他不来找你，你也就不必再爱他了。”
周恩来的分析很对：原来潘耀芳北上时，组织上派他到十六军范石生部，当国民党党部的特派员，改名潘公明，驻在韶关。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退上山，改名王楷。党指示潘公明利用特派员身份和朱德联系。原来王楷就编为十六军某团团长，等到发齐军需粮饷弹药枪支后，蒋介石发现王楷就是朱德，马上要范石生将王楷逮捕起来。
范石生原是在云南朱德任旅长时的旧部，不愿逮捕朱德并把蒋介石的命令告诉他，要他自己离开。朱德向党请示，党指示他配合响应广州起义。潘公明协助朱德在仁化起义，以后朱德带队伍上井冈山。
1928年元月潘公明回来广州找广东省委，在广州找不到，又到香港找，终于找到了广东省委，和范桂霞相会了。这是后话。
当前最重要的事，还是要让范桂霞尽快学习怎么扮演一个富商太太。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周恩来，自然不需要注意太多，也很难露出什么破绽。但他们很快就要出去活动，他们的任务一方面是联络早前失散的同志们；另一方面是与广州省委的同志讨论广州起义的事宜，准备给敌人致命一击。
为此，周恩来教范桂霞学抽烟、跳舞、喝酒和打麻将，这写对于从小家教甚严的范桂霞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周恩来告诉她，这些都是做一个富商的太太必须会的，否则就无法成功扮演一个“阔少奶奶”。
于是，范桂霞从零开始，一点一滴的努力学习，很快就完全学会了。周恩来又严肃地对范桂霞指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决不应该沾染这些不好的习惯和嗜好的，但是，革命斗争的形势迫使我们转入地下，我们就必须多长个心眼，让自己的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是新形势下的斗争手段，而不是为了消遣和享受。
十多天后，周恩来要去参加一个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那是范桂霞第一次以“李太太”的身份与“李先生”一起外出。只见“李先生”穿上绸马褂，戴上一只金光闪闪的手表，俨然一位富商大户；范桂霞穿上时髦的连衣裙，足蹬高跟鞋，涂脂抹粉，香气四溢，是一位活脱脱的富家“少奶奶”。
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基本完成了在港的工作，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范桂霞和杨石魂依依不舍地将他送到码头上船。临别时，周恩来伸出温暖有力的大手，握着范桂霞和杨石魂的手，连声说：“这些天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了。”并叮嘱他们：“你们要坚持斗争，迎接胜利。胜利一定会到来！”
周恩来到上海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邓颖超，两人互道离别期间的遭遇。周恩来问邓颖超记不记得当年在广东区委妇委工作过的范桂霞，只比范桂霞大一岁的邓颖超说：“小范啊，当然记得。她和陈铁军在中山大学是同学，当时常找我。这回多亏了她照顾你，但愿将来能见到她。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范桂霞于1928年2月经组织批准，与潘公明结婚。婚后，两人仍一门心思投身革命。潘公明组织农军，她则继续参与妇女、工运工作。红军长征后，南方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范桂霞夫妻俩慢慢的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找遍了人也无结果，只好回到云浮县潘公明的老家教书，就这样一直教到建国后。
范桂霞
周恩来再见到范桂霞时，已经是26年后了。他已经是新中国的总理，依然是每天有忙不完的事。1953年8月，范桂霞去北京看望儿子和儿媳妇。周恩来得知后，以夫人邓颖超的名义约范桂霞于1953年8月22日下午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里做客。
见面后，周恩来、邓颖超同她亲切握手，留她吃晚饭。这顿晚饭很朴素，只有一碗烧豆腐、一盘北京烤鸭、一碟青菜炒肉片和一钵鸡汤。周恩来一再为范桂霞夹菜，还劝她多吃点北京烤鸭；邓颖超竟然还能用广州方言与她交谈，当面向她表示感谢。
总理微笑着说：“日子过得真快呀！想不到你这个小女娃，现在做祖母了。现在解放了，生活过得怎样？”范桂霞告诉他，现在在广州当教师，儿子大学毕业已分配到政务院工作，大女参军去了，小女在读中学，一家生活过得很好。总理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说：“等祖国建设好了，人民生活将会更加美好。教育下一代工作很重要。希望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好好干吧！”
分别后，范桂霞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当一名普通的老师。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她看到周大哥基本上都是在报纸上。每次当老伴拿着军功章跟她炫耀时，她总是很骄傲地说：“以前我还照顾过周总理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71岁的范桂霞哭了好几天，儿女们怎么劝也没用。
1984年的8月22日，也就是31年前的同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又一次接见了范桂霞，和她合影留念，还送给她一只新颖精制的手袋。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是周总理漫长革命生涯的一个瞬间，正是老一辈革命人无数个这样的苦难瞬间，凝聚成了新中国的光荣历史，给了后辈们不再苦难的生活。在那些值得我们铭记的历史瞬间里，还有无数个像范桂霞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着自己忠实的信仰，用他们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了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同样值得被我们记住，记住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划过的精彩一瞬。
参考资料
《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聂荣臻，解放军出版社
《揭秘：女教师假扮妻子 掩护周恩来留港养病》，秦九凤，党史纵览
《永生的呼唤》，朱千秋，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国霞光——曾是周恩来的特别护士范桂霞》，秦九凤，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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