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是国家图书馆的老领导，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在我的心中，他更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前辈学者。于今，任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一年了，他的身影仍然经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心里总有写一点有关任先生文字的一种冲动。
说实在的，在国家图书馆，比我接触任先生更多、更了解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通过我与任先生的几次交往，特别是我反复阅读任先生的一些论著，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充满智慧的独特思考，对年轻学子的一份关爱，他是一位有强烈责任感和崇高使命感的老知识分子。
我上大学三年级时，1983年，我就从图书馆借来任先生的著作，阅读了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87年7月，我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工作，得知任先生刚调来这里当馆长，感到很高兴，可以说是非常仰慕。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与任先生有几次直接交往，给我的感觉，他对我们这些青年员工真是非常关心与爱护。
我与任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大概是在一年以后，为了单身宿舍分配问题。我们刚来时，听说馆里正在建单身宿舍，初步方案是研究生两人一间，本科生三人一间。后来听人说，方案可能有变，研究生也是三人一间。那时，馆里研究生并不多，领导也特别重视，希望给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条件，鼓励年轻人成才。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几位研究生商量，决定找任先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当时，我到馆长办公室要了任先生家里电话，当天晚上就给他家里打了电话。任先生约我们去见面，帮我们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想起来，依然很感动。
1990 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策划、组织编写大型中文工具书《中国文化大典》，任先生担任此书主编。任先生对此书十分重视，为《中国文化大典》一书编撰提出了基本思路，共分二十二个大类， 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法律、哲学、文学、史学、文物、考古、地理、语言、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艺术、礼仪、生活习俗、文化交流、文化事业等。我当时才27岁，却“挑了大梁”，是负责政治、军事部分编纂的一个编委，大概要占到全书篇幅十分之一左右。对此，我自己也都没有多大信心。后来，我了解，任先生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让我们图书馆的人更多地从事科研工作，提升自己的服务和学术水平。
1992年刚过完春节，我当时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社领导通知我，要我去见一下主管出版社工作的金宏达副馆长，说是为庆祝建馆八十周年（当时按1912年开馆计算），馆里要筹办《北京图书馆馆刊》（即《国家图书馆学刊》）。既然领导安排，我自然努力去做。由于刚筹办，没有正式刊号，组稿是个大问题。我就去找任先生，请他为刊物题名，并请他赐稿。任先生当即同意了。他为创刊号写的一篇文章，正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历史的使命与政治的变革》。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思考、对于知识分子使命感的自觉认识，体现于其中，影响我至今。
几年以后，我与几位学界朋友编辑了一本佛教方面图书。书稿即将付梓，出版社方面提出，希望请一位卓有成就的佛学家为此书写序。当然，任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那时候，我因已离开馆刊工作，与任先生很少直接联系了，我就请他的秘书转达此意。任先生通过秘书告诉我，序可以写，但是，他要通读书稿。我把这个意思跟出版社说了。后来，出版社可能为了赶进度，就没有再坚持请任先生写序。不过，对任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我心里真是十分感激。在时下学风较为浮躁的大环境下，任先生的治学精神尤其可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附：历史的使命与政治的变革
任继愈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根基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
历史的使命是关系到全民族每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的奋斗方向和发展前景的大事。历史的变化，似乎有意识又似乎无意识，有时象前进，有时象徘徊，有时又象倒退。当时的参加者，好象在密林中旅行，走的路径对不对，当时看不清楚。等到走出密林或登上高山，回头再看走过的路，才能作出清醒的判断。
中华民族的先辈开拓者从西周起，即凝聚力量，积累文化资料，总结群众智慧，用了七、八百年的时间，在广大的黄河、长江流域开创了华夏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盛况，把华夏文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地区尽管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方面有些差异，但整体上属于同一的文化共同体。正如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一样，秦汉以后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延伸。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战国中后期，有识之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集团)提出建立统一中国的种种设想。先由少数人提出方案，然后有更多的人推动这一方案的实现。战国中后期，借助诸侯国当政者的贪婪的欲望，通过兼并战争逐渐消灭掉世袭诸侯割据的局面，最后由秦王朝统一了全国。秦亡后，汉朝继承了秦朝未完成的事业。
历史的使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为了实现历史使命，必须进行政治变革。政治变革是为了完成历史使命而实行的措施。秦汉创业者顺应了时代潮流，运用政治变革手段，完成了建造“四海一家”的统一帝国这一历史使命。秦统一六国，汉平定了秦末天下混乱的局面。秦的未竟之业是靠汉朝完成的。从秦到汉完成的是同一个历史使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汉的统一不能简单地看作秦、汉统治者雄才大略、个人野心的产物。早在秦汉统一二、三百年以前，有识之士已经先后提出过许多统一方案。秦始皇、汉武帝使设计图纸变成了建筑物，起了工程师的作用，真正指导他们产生行动的力量是民族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鸦片故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连串的重大政治变革。回顾一百多年来的这些政治变革，有的使人惊心动魄，有的令人扼腕痛惜。这些政治变革体现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即如何使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政治变革在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政治变革好比接力赛跑，接力棒从不同的运动员手中逐个传递着，而赛跑轨道向着固定的方向前进。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民族意识比较成熟。从鸦片战争开始，有识之士就提出自强、维新、天演、竞存，抵御外来侵略势力，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最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政治变革的领导者不断改换，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却未曾改变。
回顾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几千年的历史，好象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进行中有时出现停顿、迂回，甚至暂时的倒退，但前进是主要的。从史学方法上讲，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历史是盲目的，有人认为历史有目的性;有人认为有规律可循，有人认为并没有什么规律;有人认为历史在进步，有人认为历史只有变化而无所谓进步。迄今尚未发现世界学术界共同认可的历史观。事实上，文明的人类已不愿回到古代“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有了语言文字等传递信息的工具，已不愿过结绳记事的生活。这种变化，确已包含着进步和提高，而不是无意义的场景变换。
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从秦汉到清末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由秦汉到唐末五代为第一个阶段，由北宋到清末为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历史使命是建立、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融合中华民族为一体，寻找为中央专制服务的政教体系——儒、佛、道三教鼎立，为期约一千年。第二个阶段的历史使命是完善、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大一统的新经学，完善政教合一的新儒教，使它完成自我调节统治国家的机制，使极端分散的小农经济与高度统一的政治统治达到和谐、融洽。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都从各自的岗位发挥协调作用。
如果透过政权转移的现象，不难发现，历史发展确有规律可循。如宋、元、明、清，王朝几度更迭，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却按照既定的航向前进。宋亡于元，明亡于清，有多少爱国志士认为是“天崩地解”。前朝的官员归顺新王朝，谓之失节，政治上要忠贞不渝，来不得半点含混。作为政治制度来看，后一朝代的许多政治措施、文化思想体系，却直接沿袭着前朝的轨道继续前进，不但没有中断，反倒在前朝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宋代儒教开始建立，北宋国势不振，南宋偏安一隅，儒教没有普及的地区还很多。元朝取代宋朝，把儒教的影响推到更边远的地区，象云南省各州县的孔庙即建于元朝。元儒成了宋儒的直接继承人，许衡、姚枢、耶律楚材都是儒家正宗。清室入关以后，为了巩固其政权，曾大兴文字狱，有过种族歧视，但宋、元、明、清以来的儒教思想体系为清朝承袭，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教条，仍被清朝全部继承下来。宋、元、明、清四朝诸儒的著作，遵循的立国原则、哲学体系竟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定型化。小农经济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致使明清时期有几次在个别地区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终未得到孽长的机会。自给自足，无求于人，这也是中华民族长期自我满足、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一个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自我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国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处于被动的劣势，面临着危亡的险境。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要生存、要发展，与过去的二千年(秦汉到清末)的形势有所不同。二千年来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小农经济的生存，不断完善封建体制，增强社会自我调节机能，加强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不自强就灭亡。外来侵略势力想要打破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体系，为资本开辟道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一旦被打破，长期形成、行之有效的统一格局也受到挑战。不管自愿不自愿，必须打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这种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把它叫作历史使命。
打破小农经济的封闭状态，有两种结局，一种变成殖民地，一种是建设现代化的国家。二者必居其一，中国人不愿亡国，力争奋发图强。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根基深厚的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开始不完全自觉，进而开始自觉。近一百多年来，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出现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革。这些政治变革，细分起来，有许多主客观原因值得深人剖析。但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观察，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趋势——破除小农经济的束缚，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传统的民族，与邻近的印度相比，这一特点尤为明显。我们的历史典籍，形式多样(编年、纪事……)，总的看来，多属于政治史、朝代史，统治天下的经验的总集，给人们的印象是政治变革的历史。站在更高的高度，开拓视野，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发现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中华民族对多民族融合，对科技发展、文艺创作诸方面都有贡献。作为历史任务，中华民族很成功地协调了政治高度统一与经济极端分散(小农经济)的基本矛盾，在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下，使生产力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古代的中国统治者通过政府的协调，善于利用广土众民的优越条件，集锱铢为丘山，把有限的社会财富集中使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如漕运、边防、水利、文教建设、以丰补歉的救灾经验等，给后人留下大量精神财富。
鸦片战争以后，形势起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几千年来的旧经验已不能应付新局面，与中国竞争的对手不是一家两家，而是代表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兴阶级，比封建制度高出一个发展阶段。两种文化相撞击，中华民族显然处于劣势，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奇变”。有识之士提出了多种对策，并进行了多次政治变革。这些变革，都记录为中国近代史。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做了大量的研究。后人从中看到前人的失误，有的化险为夷，有的坐失良机，有的由于颟顸，有的出于鲁莽，但算一笔总账，不难看出每一政治变革都是中华民族在实现它的历史使命，每一项政治变革都是在推动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迈进一步，都是在促进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解体。每次思想变革，都是历史使命的体现。
历来有不少领导政治变革的领袖人物(或集团、政党)，希图毕其功于一役，总想亲眼看到太平盛世从自已手中实现。追求短期效益，往往失败于急于求成，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想快，反而慢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发展工业技术，完善政治机构，加强行政效率，沟通民意，普及教育，提高国民道德素质，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实现现代化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困难很多，有外部的干扰，也有内部习惯势力的惰性。
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使命是推进它的现代化。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中，有人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认为它发挥了抨击旧思想堡垒的作用，有人认为它没有达到它所号召的科学、民主的目的，有人认为它偏激、片面、中断了文化传统。各种不同的理解，出于对历史使命和政治变革的混淆。一个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它的长期的奋斗方向，它要通过许多政治变革的措施来逐步实现。有时要几代人，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可以显示出它的实效。五四运动只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中途站。
还要看到，推动历史使命的人物和参与政治变革的人物是两种类型，不能一身二任。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历史使命的指路人，但他们往往不具备参与政治变革的能力，有时也由于不具备政治变革的条件。如孔、孟、荀、老、庄、韩非、董仲舒、二程、朱熹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指出当时的历史使命，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巩固和发展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和理论。杰出的政治变革家，如秦始皇、刘邦、刘彻、李世民等，能把哲学家、思想家设计的图纸变成建筑物。董仲舒是汉武帝统一王朝的设计师，为了一件小事，董仲舒几乎死于汉武帝之手。程、朱是巩固宋王朝的设计师，却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但是从根本上看，董仲舒与西汉王朝，程、朱与宋王朝的统治者血肉相连，目标一致。
知识分子的伟大作用正在于为民族的历史使命设计蓝图，指出方向，到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将有另外一些人把图纸变成大厦。大厦落成时，当年的设计师们骨肉已朽。许多深沉博大、高瞻远瞩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命运多舛，这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的事，往往不被当时多数人理解，甚至遭到误解。但是，必须看到，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在于他自已能否看到他的理想的实现，而是看他们的理想是否符合民族的历史使命。有抱负、有理想的中华民族知识分子，不应妄自菲薄，要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而尽力。当务之急是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既包括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还要充实社会主义新内容。道路是漫长的，只要全民族对此引起重视，全力以赴，总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作者：全根先；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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