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日军在上海设立海军慰安所，冈村宁次随即征召慰安妇团来沪，此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也设置了慰安所，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前线部队在江苏、浙江等地设立了慰安所。自日本华中方面军在上海建立杨家宅慰安所之后，慰安所推广到日军的各个占领地，据考证，最迟征集的慰安妇是1945年7月28日，此时离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只有数天的时间，在天津征用的25名中国慰安妇，8月1日被日军送至同仁会妇人医院进行健康检查，然后送往日军部队。在这14年间，尤其是后8年间，数十万各国妇女被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工具，被施虐、被摧残，她们的苦难可谓罄竹难书。
慰安妇的年龄大多为18至20多岁。1943年1月和4月，日本陆军医官对在江苏淮阴的12名慰安妇进行了体检，其中年龄最大的为32岁，年龄最小的为19岁。这12名慰安妇的平均年龄是23岁。许多朝鲜原慰安妇证实，她们当初被强行征召当慰安妇时年仅14至18岁。
但是，日军在占领中国时，还曾掳掠更年轻的少女充当慰安妇，如海南的一些中国慰安妇只有十二三岁，在南京最小的被掳掠走的只有9岁，而年老的则达50多岁，乃至60岁。
中国和朝鲜的慰安妇通常被日军或慰安所的业主改名，大多改成日本女性的名字，如君子、花子、顺子、纯子等。有的甚至像对待犯人一样，给慰安妇编上编码，不少慰安所里，管理者从不称呼慰安妇名字，而是直接叫编号。
例如朝鲜慰安妇沈美子所在的慰安所里共有27名慰安妇，因此他们的名字便是1号到27号。
为了让日军官兵在进入慰安所后有一种重返故乡的感觉，管理者大多要求所有的慰安妇均穿着和服，不仅一般的中国、 朝鲜女子被迫穿上和服，连远在海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慰安妇也穿着和服。
但无论穿着什么服装，日军规定下身一律不得穿裤子。在上海的杨家宅慰安所里，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慰安妇都是不能穿短裤的。在北方的一些慰安所里，日军要求中国妇女上面可以穿衣服，但下面什么都不让穿，即使冬天也是如此。有不少慰安所内禁止使用日语以外的语言，这一方面是对殖民地居民强行实施日语教育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泄露情报，并提防慰安妇们逃跑的措施。
在日军看来，慰安所就是发泄兽欲的地方。慰安妇们也在苦难中麻木了。她们常常面无表情地数着，嘴里机械地说着：“好了，下一个。好了，下一个。”
有时候去慰安所的士兵太多，日本兵为了节约时间，慰安妇的房间里，经常有3个士兵，这三个士兵中，一个是刚刚完事在穿裤子的，一个是正趴在慰安妇身上发泄兽欲的，还有一个是正在脱去衣裤准备接手的士兵。在日本兵看来，让慰安妇获得短暂休息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这些女性完全成了满足日本兵兽欲的工具。
慰安妇每天接待日本兵的人数都会有所不同。每个慰安妇每天至少要接待十几个日本兵，每天接待30至50人也是很平常的。
朝鲜慰安妇金德镇回忆那痛苦的往事说：“我得了病，像膀胱炎那样，下体流血，解不出小便。我没有染上性病，但由于年轻时子宫过于损伤，落得个子宫倾斜症。”
另一位朝鲜慰安妇李英淑叙述说：“我应酬很多士兵，下体很多次肿的不像样子，只得去医院，下腹疼的像要炸裂一样，一年入院三四次。”
繁忙的时候，每间慰安妇的屋前均排起了数十人的长队。在特殊情况下，慰安妇一天慰安日军士兵的次数是相当多的，它甚至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天之间被迫接待60至70名士兵的记录并不鲜见。还有的一天之内竟接待了100多名士兵。
一位从腊包尔侥幸回来的朝鲜慰安妇受害者介绍，第一批朝鲜人到达那时，日军已禁欲了近一个月，慰安所前立即排起了几条长龙，慰安妇们每天要与上百名士兵发生关系。她们没有时间吃饭，于是管理部的士兵就做好米饭团送来，慰安妇们身上还压着士兵，嘴里啃着饭团；更是由于没有上厕所的机会，有时小便失禁，下腹到处都是自己的尿水。
从日本老兵的回忆来看，一个慰安妇一天接待的日军士兵的数量是相当多的，负责慰安所管理的少尉大山正五郎回忆道：“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衬裙，头上扎着围条，以勇敢的姿态横躺着。一点感情的酝酿也没有，只是进去出来而已。士兵们进去出来，女人们跳起来飞奔向厕所，如此反复循环而已。有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之内竟接待了76名土兵”。
老兵曾根一夫回忆：“在条件恶劣的最前线守备地， 一个慰安妇一天有时要接待六七十人，甚至100多人。一天要应付100个男人，假定的24小时不眠不休息的工作，每小时约要应付4人，换句话说，每15分计要处理一人。若扣除最低限度的睡眠和吃饭时间，则每小时约需处理七八人”。
在一些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里，还出现了“母女慰安妇”、 “姐妹慰安妇”、“姑嫂慰安妇” 以及“妻子慰安妇”等罪孽现象。慰安妇之间流传着一首歌， 歌的名字叫《我的肉体并非橡皮做的》，以表示对非人待遇的不满。
慰安妇除了满足兽欲的士兵外， 还要做护士、洗衣妇、厨师、勤杂工等。士兵们出征时，她们须伫立于岗楼上，挥舞太阳旗，鼓舞士气为士兵们送行；当出征归来时，则在大门前排成一列，高声欢呼迎接士兵的归来。
有些慰安所里，尤其是在城市的慰安所里，日军规定对慰安妇进行体检，但是这种卫生检查的目的是防止性病在日军内的蔓延，而不是为了保护慰安妇。实际上，日军官兵对慰安妇除了让她们充当日军发泄兽欲的对象外，还经常进行殴打与侮辱。不少慰安妇曾受到日军的香烟烫伤、打伤、被刺刀刺伤或者扭伤、骨折等，对于这种伤害，慰安所的经营者往往视而不见，不加任何注意和处理。关东军宪兵队的档案中留下了许多日本兵殴打慰安妇的记录。
慰安妇的食物与服装是由军队供给的，但几乎活下来的慰安妇都对食物表示不满。相当多的慰安妇，尤其中国妇女被日军掳掠为慰安妇的场合，根本就没有任何报酬。有报酬的场合也多是替代服务费的票券，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军票之类的票证变成了一张废纸。
慰安妇们长期处于非人的、奴隶般的生活下，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生活条件十分恶劣，而遭受的又是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大多数慰安妇几天之后便产生不适的症状。如果慰安活动不停止，继之而来的就是生理异常。
刚开始充当慰安妇时，月经来了也不能停止，老鸨会让慰安妇不停地喝盐水以止经血；或者命令慰安妇们将卫生纸卷起来，往身体深部塞，然后再去接待士兵。这样只需半年就会发生月经不调，接着就进入停经阶段。
有些20来岁的慰安妇竟然一连几个月没有月经，甚至数年没有月经。如日本慰安妇庆子曾一次停经达4年之久。停经后鼻子下面会生汗毛，并变得粗黑起来，日军士兵有时会问：“你是男的吗?”时间长了生理发生急剧变化，便不会生育了。
另一方面， 怀孕的恐惧却直跟随着慰安妇们。日军士兵看到中国或朝鲜的慰安妇，就会故意不采取安全措施，或者将安全措施弄破，以便让对方怀孕。于是，在各地的慰安所里，相继诞生了许多无辜的婴儿。这些孩子的命运更是凄惨。一些中国慰安妇所生的立即被日军杀死，朝鲜慰安妇所生的只能送给中国农民，而日本慰安妇的孩子幸运地被送回日本，而大部分也不知下落。
长期的摧残使慰安妇们出现便秘、下体膨胀、胸部剧痛、等“职业病”。一旦他们动作迟缓或表露厌倦，便会遭到辱骂和殴打。
由于长期的慰安妇生涯，她们的下体经常裂口出血，并肿胀变形，虽然也涂药治疗，但无论怎么涂根本就没有治愈的时间。最后导致下体麻痹，即使被虫子或老鼠咬了都没有感觉。
一名曾是慰安妇的朝鲜妇女回忆道：“那时我才19岁，还不知道男女之事，不知道怎样才好。第一天，一下子就接待了20个士兵，到第五个人时，我以为自己也许快要死了。下体又红又肿，像桃子一样大。一边哭，一边用毛巾冷敷了一个晚上”。
据千田夏光的研究，慰安妇中，因为连续不断的睡眠不足，卫生条件差，以及营养不良，至少有10%的慰安妇患有肺结核。在那个年代，慰安妇得了这种病，等于是判了死刑。日军对中国、朝鲜的肺结核病人，不给任何药品，因为她们只是到处可以征召的慰安妇而已，药物比她们的生命更贵重。
重病的结果，她们只能自生自灭，等待死亡。为了活下去，患者自己想方设法弄些大蒜汁来对付，但这最多只是延长了些许生命，最后仍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临死前，这些慰安妇从包裹里翻出好衣服，央求其他的慰安妇帮她把衣服穿上。然后就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日军对待中国慰安妇中的患病者，轻者治愈后继续留在慰安所，重者直接处死。
海南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一个月内，就将3名患有性病的慰安妇活埋。
山西太原老人万爱花(1929年出生)，是最早提出控诉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7名原慰安妇之一。1992年， 她在日本华侨的安排下，到日本各地演讲，一遍又一遍地控诉当年悲惨的遭遇，尤其是日军对她野蛮的蹂躏和残酷的迫害，除了丧失了生育能力之外，还受到各种妇科疾病的折磨。她的身体也因此受到永久创伤，一只胳膊丧失功能，一个耳朵的耳垂也缺损了一块。这是日军强奸了她之后，动手毒打她时，由于手上的戒指钩住了耳环，对方用力一扯，遂将她的耳垂扯掉了。
日军官兵对中国慰安妇不当人看待，视其为泄欲工具，肆意践踏、百般摧残。海南赵家园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娘在突击接客日，要求所有的慰安妇整日赤身裸体地躺在铺板或“慰安椅”上，任由日本兵接连不断地发泄兽欲。这种“慰安椅”非常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子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只能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宣淫。慰安妇稍有不满或反抗，便立即遭到严厉处罚。
如海南慰安妇阿燕因不堪忍受日军的轮番奸淫，挣扎反抗，立即被日军官用刀扎穿大腿，阿燕昏死过去后，日军照样继续蹂躏。一次， 日军强迫那大市的妇女妚英变换花样接客，被妚英拒绝后，竟将妚英绑在房柱上，用辣椒和盐往其下体抹搓，使妚英痛不欲生。至于拳打脚踢，更是中国的慰安妇经常遭到的“待遇”
由于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慰安妇的实际使用寿命很短。山西盂县的李秀梅在1940年农历七月十四日，被日军抓入炮楼充当慰安妇，那年她还是15岁的豆蔻年华，但经过日军5个月的摧残，右腕残疾，右眼瞎了，下身经年流血，若不是其父兄花了巨款赎出，早就被迫害致死了。
事实上，慰安妇中的相当多数人，不是遭到日本兵的虐杀，就是死于疾病和贫困，还有些因经受不住这无期的苦难而自寻短见。
新婚不足一周的香港矿工梁信妻子黄玉霞被押入慰安所，梁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妻子，但还没团聚，却被日本管事打死，黄也含恨上吊。该慰安所的两名慰安妇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后，不能继续接客了，便被脱光衣服，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1941年夏的一天，海南博鳌镇慰安所里不愿接客的50名中国年轻女子，被日军拉到塔洋桥边，全部被杀死。
中国慰安妇们对日军的暴行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反抗。同时也经常会有慰安妇试图逃跑。但是，她们身边24小时都有日本士兵严格看管，很难找到机会逃跑。不少人在逃亡途中被日军杀死。
一些刚烈的女子曾杀死过压在她们身上的日军士兵，或者割下其下体。当然她们也无一例外地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绝望的反抗是自杀，几乎在任何一个慰安所里，都发生过中国慰安妇的自杀事情。
崖县的一名黎族少女，不堪忍受多名日军士兵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朝鲜慰安妇宋神道作证说，她曾亲眼见过一位慰安妇，喝了大量消毒清洁剂，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20多万名中国慰安妇中，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如海南石碌慰安所的300多名慰安妇中，经过4年的摧残，在日军投降时，活下来的不足10人。
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孤独、境遇凄惨。精神上，她们承受着世俗偏见，带着羞愧之心苟延残喘。
曾经当过慰安妇，并侥幸幸存下来的中国妇女，大多数也都隐姓埋名不再提及自己的过往。这也为中国在相关方面的调查取证加大了难度，同时她们所面临日本政府的赔偿问题也将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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