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 · 导言
在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彼得格勒的官僚阶层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大罢工，然而这场罢工却被大多数人遗忘，与其他值得纪念的事件相比，罢工最终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影响与参与者的意图完全相反。然而，纽约大学历史、俄语和斯拉夫语研究的助理教授安妮•奥唐纳却认为这次罢工非但没有阻碍布尔什维克的接管，反而促成了它的发展，促使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致力于革命目标的平行治理机构,可以说，这场罢工的失败是布尔什维克对抗俄国官僚主义的一场胜利，回顾这段历史，仍有启发意义。
空置的办公室。空荡荡的走廊。这座首府里，没有人在工作，备忘录静待打印，文件没有被推进，文件柜被封锁，一切陷入沉寂。国家机器没有运作。这不是今天的华盛顿，而是100年前俄国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在十月下旬夺取政权后，俄国政府的官僚们——成千上万的俄国人——锁上了他们的桌子，把钥匙放在他们出门的路上。他们宣称进行罢工，抗议布尔什维克令人震惊和非法违反公众信任的行为。
一些人坚持了一个月，一些人坚持了两个月，直到三月中旬才结束。在这五个月里，普通的会计师、律师和行政人员不惜个人代价，表现出巨大的公民勇气。他们不是生活在被逮捕的威胁中就是已经被逮捕，然后被交付给反复无常的肃清破坏行动和反革命特别委员会（名为“契卡”，是克格勃的前身），委员会会在地下室开枪杀人。该委员会成立于1917年12月，旨在镇压“政府雇员的破坏行动”（新政权对罢工的定性）。
与革命者想要纪念的事件相比，罢工大多被人遗忘。这部分是因为它最终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影响与参与者的意图完全相反。说实话，他们的意图并不重要。但他们所面临的决定以及他们所做出的选择，今天都值得记住，因为我们即将迎来十月革命的百年纪念日，在美国，有报道称美国有对“国中国（deep state）”的抗议。
俄国官僚们的罢工与他们对1917年二月革命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沙皇垮台，俄国成为共和国，他们热情而又如释重负。二月革命开启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有机会实现20世纪初官僚的梦想：成为科学、市场和法治的理性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无能的君主意志的执行者。现代的专业知识最终将被允许战胜独裁政治。一些肃清工作是必需的：旧政权的高级官员被监禁，对俄国人民的罪行展开调查。但除了少数几家机构（特别是秘密警察，他们的办公室被烧毁）之外，俄国政府继续照常运作——也就是说，不太好。
然后，1917年10月25日凌晨，布尔什维克袭击了彼得格勒的中央电报站，令人难以置信地发起了长达70年的单一政党的统治，致力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布尔什维克的长期目标，当然是实现国家的消亡。在短期内，他们试图让这个国家为他们工作，正如一位早期的雇员所言，他们有信心，“在他们管理国家之前所面临的任务极其简单，不会带来任何困难。”
布尔什维克鼓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是最低能的厨师也可以操作国家机器。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不真实的，尤其是因为从10月26日起，很多人不满布尔什维克对法律和民主观念的漠视、向德国人承诺的和平以及他们在国内所接受的暴力行为，愤然离岗。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罢工。布尔什维克获胜了——他们从不费事去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罗斯帝国政府雇佣了大约7万名彼得格勒人，档案记录显示，大部分办公室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罢工。
罢工是由行政专业人士组成的工会组织的，他们在资金耗尽之前支付了罢工资金。在一些部门，员工们到办公室上班，但不工作。大多数员工，从外交官到学校老师，只是呆在家里，定期聚在一起，制定策略。在离开他们的办公室之前，许多人把重要的物品和文件拿走了，比如保险柜钥匙、银行帐户号码、文件和解码密码。在接触不到这两种主要力量——国家的金钱和文件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希望能实现什么目标?
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多的。
从数字上看，布尔什维克党员远少于官僚。在夺取政权后，他们派出五六名革命代表团接管了数千名员工。这些代表团一般都是由武装人员支持，但最初，即使是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夺取权力也会涉及到真正的扣押行为，这是不可想象的。列宁把国家银行的占领作为优先任务，派一群革命水手在革命开始之夜控制了这座建筑。该银行的员工立即举行罢工，并且第二天，私人银行雇员工会的7000名成员也加入其中。布尔什维克威胁说，如果他们在10月31日之前没有重新开放，所有的人都将被逮捕；于是他们仅仅开放了一个小时。
革命爆发一周后，新政权仍然没有钱。三名高级银行官员被拖到布尔什维克的总部，命令他们填写正确的表格，让布尔什维克的新行政部门行政委员会（Sovnarkom）获得政府的资金。他们拒绝了。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革命的命运似乎取决于撤军的准确完成。即使几天后，莱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因厌倦了同僚的优柔寡断，在武装部队和纯正布尔什维克风格的管弦乐队的陪同下，出现在国家银行大楼里，威胁要在失去勇气之前对其进行袭击，但银行家们还是坚守立场。
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是熟练的银行劫匪——他们实际上是在战争前通过抢劫高加索地区的银行来资助党的活动——这使得他们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些钱，他们的拖延，很可能不愿意尊重资产阶级的商业规则，这更引人注目。
他们克服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契卡的代理人洗劫了公寓并逮捕了官员。他们最终获得了国家银行所有8个保险柜的钥匙，分别由不同的官员持有。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发行自己的临时凭证来支付他们的费用。第一批员工回到了信贷总理府的办公室工作，这是前财政部最强大的办公室，一个月后，大多数年轻人加入了那些从未离开过的快递员和门卫队伍。非技术工人并不在罢工的队伍里，但是这些工人虽不识字，也从未学过治国方略，却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提供了他们工作场所的急需信息，例如他们老板的家庭住址。
不仅仅是害怕让人们回来。布尔什维克禁止私人交易，并宣布整个工业部门属于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1918年夏天，“很明显，银行、私人产业、私人商业都被踢出局了，”一位引人注目的官员写道。“除了服务国家，我没有任何行动领域。”
另一名员工认为他的同事普遍认为“破坏行动没有任何作用”。雄心勃勃的新来者——来自各省的人，为了升职的下级官员——填补了空缺，他们的工作开始突飞猛进。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新政权把他们都吸收了。
即使在大多数罢工者返回工作岗位后，布尔什维克也从未宣布破坏活动结束了。破坏活动从未结束。在接下来的70年里，在政府雇员中寻找渎职行为的任务（由于国有化计划，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点燃了契卡，一名雇员把它称为作为一个全新的“国中国”。
这次罢工非但没有阻碍布尔什维克的接管，反而促成了它的发展，促使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致力于革命目标的平行治理机构。1920年，一位著名的契卡官员欢呼，罢工使他的工作更加轻松。莫斯科一家银行分行的官员后来想，如果没有罢工，布尔什维克将只会“调整国家机器的上层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需要，”而不是“彻底毁灭和重建整个银行体系”。
布尔什维克谴责官僚和它的文件传达系统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他们比别的革命者更不容易受到混乱所带来的影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破坏是赋予力量的。
（译者/张维营）
翻译文章：
Anne O’Donnell, The Bolsheviks Versus the Deep State, War In Context，March 27, 2017 Issue.
技术编辑：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