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在日本有种和尚是可以世袭的，也就是说，日本僧人是可以喝酒吃肉、结婚生子，并继承庙产的。这是因为，佛教从传入日本开始到现在，都和日本政治关系密切，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很奇葩的现象，在日本已成为司空见惯之必然。比如，二战期间，日本就有大批僧人随军来到中国，一边为阵亡的日军念经超度，一边手舞凶器屠杀无辜的中国人。
曾做为日本《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的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曾被派往南京，回到日本后，他用10天时间就写出了反映南京战事的著名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的一开头，就向读者展现了一幅骇人听闻的画面：日本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用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战俘。
此外，石川达三在这部小说的开头，还对日军其他士兵的残忍与凶暴进行了揭露：日军下士笠原伍长抓住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青年，不加询问，让此青年坐在河岸上，然后挥刀砍下其脑袋，将其尸身扔进河中。受到鼓舞的其他官兵，都羡慕与效法笠原下士杀人不眨眼的“勇敢行为”，也纷纷加入到杀人的行列：一等兵近藤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上等兵武井仅仅因为被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一块用来做饭的白糖，就当场一刀把他刺死；一等兵平尾等人只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便一齐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小女孩活活捅死……
石川达三的这部小说一出版，立即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震怒。作品发表时，虽已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接着，石川达三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刑事责任。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
那么，日本的随军僧人都是什么来历?他们在战争中又执行什么样的特殊任务呢?
日本的随军僧也叫从军僧，日本佛教僧侣的从军布教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均未听过所谓的“随军僧”。也即，“随军僧”是明治维新前后军队国家化，第一场国家战役中所产生的。而当初随军活动的，除了随军布教师外，还有由佛教僧侣组成的“追吊使”，从事慰问死者的工作。而从军布教的工作还包括对被征服地人民的传教工作，后来甚至转化为替日本帝国主义开疆辟土的先锋部队之一。
随军僧有十大任务：第一，埋葬战死者、将遗骨先送到别院，再送回日本；第二，对士兵进行传教；第三，慰问受伤者；第四，直接参加战斗；第五，名号（护身符）、佛珠、教义的分发；第六，提供慰问品、物资；第七，抚慰中国民众；第八，向本部汇报战况、活动情况；第九，传教所的开设准备工作；第十，中文翻译和其他活动，如联络战死者家属、树立供奉塔等。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日本随军僧的宣传鼓动与直接参战情况。比如，甲午战争中，随军僧为美化日本侵略，认为战争原因是中国的“横暴”，欺辱弱国朝鲜，阻止其独立，这场战争是“义战”。他们煽动说：“如皇军怕死，不仅有背于日本帝国臣民之本分，也有背于吾佛教王法为本之御化导，因此必将是如来圣人之罪人。”巧妙地搬出如来佛祖赤露露地为侵略服务。针对那些战死沙场的士兵的父母妻子，他们欺骗说：出征士兵“头戴天恩，肩荷佛恩”，他们肯定会因念佛而往生，“纵然水溺火烧，为枪炮所伤，为刀剑所贯，临命终时不拘善恶……遂往生安养净土的花之台”。他激励士兵抱着报答“天恩”、“佛恩”的精神而战，就绝不会败给敌人，并称此举为“我念佛行者之本分”。
日本是一个佛系国家，多数人信佛，僧侣的教化在士兵中有天然的权威。对许多新入伍的新兵来说，第一次杀人、抢夺、作恶，会有极大的人性触动，但面对长官的命令，要不你死，要不活靶子死，他无法选择。有的新兵对军官的打脸、羞辱、惩罚感到无法容忍，甚至会冒出在阵中趁乱给他一枪的念头，以报复长官的蛮横。这都是初入战场的新兵正常的心理反映。
但对僧侣的教化，日军士兵是诚心接受，绝对的放心。有佛背书，有“正义”召唤，侵略杀人瞬间再无心理障碍，日军思想彻底被“解放”了。这就是随军僧的魔性作用。
“参加战斗”也是随军僧任务之一。1937年冬，随军僧与日军一同投入战斗，与日军士兵争先攻入南京以及周边其他城市。西本愿寺杂贺随军僧曾与日军田代部队共同行动，在攻击江阴的时候一同冲入了南门。而就在前一日的凌晨4点，他与《河北新报》记者小野寺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太阳旗在城内树立的模样，而顺着民房房顶爬进了城墙，冲入了还未打开的城门，不经意的取得了第一名的功勋。
（参考文献：赖晨《鲜为人知的随军僧》 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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