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的主题思想
1、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礼贤下士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现象。
在《战国策》里，这种现象侧重表现为尚“士”。“士”虽然包含人格，但指主要靠智慧、学识、才能谋生的知识分子，所谓“学以居位曰士”（班固）。
《战国策》集中叙写的战国时代“士”的活动，塑造了“士”的形象，甚至有“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的评价。
首先是“士”的地位问题。“士”属于臣民的一部分，最早的“士”可能指的是“农夫”，商周时期则是归于低层次的贵族阶级，在君王面前属于被统治者，地位显然在君王之下。
在战国时期，即使统治者也认识到君王高高在上的地位最终是由臣民的拥戴和效力决定的。比如战国末期代赵孝成王执政的赵威后明确提出“民本君末”的命题“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既然“民为本君为末”，那么“士”作为“民”中的精英阶层，辅佐君王治理国家进而称霸天下，地位之高自然不必多说。齐国颜斶就提出“士贵耳，王者不贵”。
进说辞就是策士的游说手段，是进行游说的基础，士们凭借精巧的论辩技术，多变的游说策略，奔走游说各国诸侯。
2、战国时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诸多哲学门派著书立说传道授业
《战国策·刘向书录》将周代思想史分为三个阶段。战国时代思想和文化高度融合，多元思想有了培育的土壤，诸多哲学门派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使得策士们大多有着自觉认识世界的意识，这种哲学意识散落在《战国策》的寓言中，通俗易懂，简明畅达。
第一阶段是西周，这是一个道德礼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叙人伦，正夫妇……仁义之道，满乎天下。”“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
第二个阶段是东周的春秋时代，这是道德礼义走向解体的过渡阶段。
西周的道德礼义“余业遗烈，流而未灭”。“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天子之命，犹有所行……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时代，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这个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国与国之间以势力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以自己的才智纵横捭阖，迎合不同的国君，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已司空见惯。“由此给思想界带来的结果是：“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战国策》反映的就是这个阶段“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奇事异闻。
因此，《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乱世策士为诸侯国君兼并他国效力服务的“乱世之书”。
3、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周代原有的道德礼义不能得到有效贯彻，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道德，或不崇尚道德。
在《战国策》中，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宣扬和守护传统道德，不过这种道德在现实中常常遭到挑战，“不得施谋”，只能借助某个特定的场合或机会才能提出或施展。
比如精通音律的魏文侯有一次在饮酒时听出钟声有瑕疵，谋士田子方就批评“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是传统中国一切伦理关系的起点，《战国策》很注意突出友悌之道，兄弟之伦。
如《韩二·韩傀相韩》，韩国大夫严遂礼贤侠客聂政，而聂政初始为“臣有老母，家贫，不敢当仲子之赐”谢绝，这是宣扬了孝；聂政在母亲死后，觉得“乃市井之人，而严仲子乃诸侯卿相也，……，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已者用”，决心报答严仲子的恩情刺杀韩傀，这是宣扬了聂政之义。行刺过程中刺杀韩国国相，误伤韩国国君韩烈侯。这样的大罪即使是出嫁了的姐姐也必然遭受牵连，在自度无法脱身的情况下，“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毁坏自己的身体以免被认出牵连家人，这不仅是宣扬了侠义精神，也暗含了孝悌之道。而聂嫈听说弟弟死后，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地前去韩国辨认聂政的尸首，是为了显扬弟弟的名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进一步衬托了这种精神。
4、民本思想是《战国策》中非常可贵的部分，在战争频发，百姓朝不保夕的年代，若是能稍加维护平民的利益，统治阶级便会尤为受欢迎。
如《宋卫·卫嗣君时胥靡逃之魏》所言“治无小，乱无大。教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以为治；民无廉耻，虽有十左氏，将何以用之”。如果为政者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即使是在小事上，也会丧失信用，带坏社会风气。
只有为政的遵守法治、赏罚有信，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才会凸显秩序和正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