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众号 鹦歌山居
“小山丛竹”：泉州文化的一扇窗口文/吴幼雄 泉州师范学院
〔摘要〕“小山丛竹”是泉州重要的文化窗口之一，自唐历宋，经明清至民国，历代名人设祠宇，或重修或设教讲学其中。打开这扇窗门，泉州历史文化古城底蕴，一目了然。倘若从百千年维度去考察，就能清晰感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与紧迫。
〔关键词〕不二祠堂 小山丛竹 锡兰王裔 召南素丝 悲欣交集
很难得有一扇特殊的窗口，打开它便可以窥见泉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扇窗口便是历史文化古城泉州东北角的“小山丛竹”文化公园。这里有纪念唐代福建文教史上先辈之一“欧阳四门先生”（欧阳詹）的“不二”祠堂；有因景仰“欧阳四门先生”，慕名而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于此讲学，并题字“小山丛竹”；有明代抗倭殉节欧阳深将军的忠义碑；有明代锡兰王子后裔第七代子孙世寰望（举人）居住；有明代李光缙《募修不二堂疏》记；有清初锡兰王子后裔第十一代子孙世拱显在“小山丛竹书院”设教讲学；有清代国史修纂杨廷选（进士），因景仰泉州知州刘侃，为其撰文、刻像立碑；更有民国时期中国著名高僧弘一大师追寻宋朱熹史迹，晚年驻锡“小山丛竹”，讲净土法门，并留下“悲欣交集”最后四个字，圆寂于“小山丛竹”的“晚晴室”。打开“小山丛竹”这扇窗门，泉州历史文化从开启到发展过程，一目了然。现简要介绍如下。
壹
唐欧阳詹“不二”祠堂与明欧阳深忠义碑
欧阳詹（约756-800年），字行周，福建泉州人，郡城、晋江、南安等地均有故居遗址。他是泉州历史上的开科进士，亦为福建先期进士之一，与韩愈、柳宗元等人力倡注重文章内容，力推写实的古文运动，不幸英年早逝。
欧阳詹“不二”祠堂，在“小山丛竹”园内，是泉州最早的历史名人祠宇之一。命名“不二”（图一），意思是“甲第”、“第一”、“无双”之意。据载，方舆家言：其地北枕虎头山（今学府路外国语学校），西南遥对龙头山（今新门街尾龙头山），为“郡治龙首之脉”。
图一：欧阳詹“不二”祠匾
唐代之前福建，尤其是闽南地区文化比较闭塞落后，从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创科举制度，至唐贞元初年的180年间，泉州（指今泉州）竟无人参加进士考试。唐贞元初年（785），泉州刺史薛播、席相，福建观察使常袞等官员，大力倡导文教事业，罗致人才。唐建中（779—783年）和贞元（785—805年）年间，薛播两次任泉州刺史，发现欧阳詹这位文学才俊，引荐他见隐居南安九日山的高士秦系。贞元八年（792），贤宰相陆贽主考，欧阳詹经“五试于礼部”，中进士第二名，韩愈第三名，时人称“龙虎榜”。
据欧阳詹同窗好友林蕴记，他们俩人在泉山“结志攻文”，要改变福建文化落后的局面。林蕴《泉山铭》载：（福建）“自大历（766—779年）纪年，犹未以文进学者，满门终安富豪，寂寞我里，曾无闻人……遂首倡与欧阳詹结志攻文，同指此山（泉山），誓报山灵。不四五年，继踵登第，天下改观，大光州闾。美名馨香，鼓动群彦。三十年内，文星在闽。东堂桂枝，折无虚岁”。[1]于是“文风斯启，至宋而益盛”。[2]
欧阳詹中进士后，刺史薛播又引荐他访问隐居南安九日山的挂冠宰相姜公辅。席相于贞元年间任泉州刺史，“敷文兴教”，十分敬重欧阳詹。贞元九年（793）秋，泉州有8名举子欲上京赴试，刺史席相特地在泉州东湖，破例举办“东湖隆重宴会欢送”，请欧阳詹作陪。欧阳詹为此作《东湖宴赴秀才序》，文今存府、县志。文云：“贞元癸酉岁（793年），邑有秀士八人，公将召荐于阙下”，“贡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礼也”，[3]以彰显刺史席相重视兴文重教。
欧阳詹在中进士后，朝廷没有给予重用，在京城长安借贷居住六、七年。直到贞元十五年（799），他经“四试于吏部”后，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低级教职官位，后人尊称他为“欧阳四门先生”。
很可惜，欧阳詹尚未更地好挥才干，在文学和教育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时，于四十多岁客死长安，所以有关他的史料阙如。韩愈哀叹他“不显荣于前”，又“惧其泯灭于后也”便为其写下了《欧阳生哀辞》和《题哀辞后》。韩愈云：“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往往闻詹名闾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八年（791），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捨朝夕之养以表京师”，“命虽短兮，其存者长”。[4]
△欧阳詹 像 图片来自网络
欧阳詹年青读书时，与莆田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不但娶莆田妇女为妻，且把莆田视为故乡。据《兴化府志·四门助教欧阳詹墓》记载：“（墓）在县南广化寺北。按《唐书》，詹谓泉州晋江人，而坟墓诸志皆以为在莆田。盖唐时莆田与晋江同为泉州属，无隔别之殊。詹来莆，与林蕴兄弟同肄业于灵岩精舍（今广化寺）。蕴作别墅于延寿，詹作别墅于福平山，往来相欢也。后詹在蜀寄蕴诗云：‘村步如延寿，川原似福平。无人相与识，独自故乡情’。盖詹视莆田犹故乡也。后仕京师而卒，家人熟知詹意，及还，遂不往晋江，而葬于此”。[5]
北宋至和三年（1056）和嘉祐三年（1058），两次任泉州太守的蔡襄，对欧阳詹有很高的评价。蔡襄在《仙游县学进士题名记》云：“闽粤自欧阳詹始举进士，以文章与时闻人充声名，为世所贵重。后有慕詹者，继以仕进。及五代，亦世有人焉。然文章愈衰薄，无能与詹比者”。[6]
弘治《兴化府志·艺文志》全文收录欧阳詹关于“至孝”的著作《露述》，文云：“述甘露，昭孝德也”[7]。全文借唐时福州府福唐县尉林瓒（792年任）的孝道感动天地，其先人墓地出现松柏树连续三日结甘露，不散不稀，其味甘美的灵异奇事。《兴化府志》以欧阳詹《露述》文章，赞扬欧阳詹身体力行孝道传统，并以《露述》一文树为后人孝道的楷模。
唐柳宗元在《四门助教厅壁记》里，叙述自己与欧阳詹同好文章，并对欧阳詹不被重用表示同情。柳宗元说：“有司命太学之官，颇以为易。专名誉，好文章者，咸耻为学官”。又因为“与欧阳生同志于文，四门助教署未尝纪前人名氏，余故为之记”。[8] 柳宗元破例，在《厅壁记》里特别加上官职低微的欧阳詹四门助教的名字，以示对他的敬重。
欧阳詹的著述有赋、诗、记、传、铭、颂、箴、论、述、文、序、书、启等类，世仅存一百四十余篇，其子欧阳槚及门人福建观察使李贻孙为之编辑出版《欧阳四门集》，亦称《欧阳行周集》，历代有刊刻，有八卷本和十卷本两种刊行。2003年，泉州文人欧阳廖渊泉先生，旁摭博取，订正点校，又加上《附录》，在欧阳氏乡亲的支持下，出版《欧阳四门集》（八卷本）（图二）。
2018年8月，泉州市博物馆考古队，受市文广新局之托于“小山丛竹”进行发掘，在旧欧阳詹祠地下，出土“赵恒篆并书”的明嘉靖四十二年（1564）刻立的《都指挥欧阳公平倭碑》。碑为“阖郡士民”同立石。碑文内容是歌颂欧阳深平倭功绩，并战死莆田之役的事迹。
据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人物志）记，赵恒系明嘉靖十七年进士，晋江人。累官至云南省姚安知府。其传记云：“读书其一以欧阳文忠为宗醇。”又据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七，明忠义）载，“欧阳深，南安人。授泉州卫指挥……（嘉靖）四十一年（1542）……倭破兴化……军府檄深应援……皆死之……赠昭毅将军，诏有司立祠，春秋特祀。”故此碑立于欧阳詹“不二”祠，是该祠的重要文物。
图二：欧阳廖渊泉点校《欧阳詹文集》
1946年，泉州文人曾遒在《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乙部，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出版）发表《桐阴旧迹诗纪》文章，内有《读欧阳东田残碑》一首“诗纪”，云：“公名深……南安东田乡人……明嘉靖抗倭，殉节莆田，朝廷嘉公之烈……两碑存不二祠，一倒在墙边，一竖厅立西壁。”1982年，泉州文人陈泗东在《泉州文史》（6、7合刊）重刊曾遒著《桐阴旧迹诗纪》，并作“补述”，云：“欧阳深的《欧阳将军忠节祠碑》，解放后由市文管会从不二祠移入保存，现嵌立于小戒坛之后壁。另一块下落不明。现将《忠节碑》全文抄下：
“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奉敕分巡兴、泉道兼管兵备，福建按察司佥事、成都凤野何全撰，吴郡周天球书并篆。
夫士怀蹇蹇之忠者，或歉济时之才；负廪廪之义者，或亏立身之节。四者备矣，而特自树立以表见于世，古谓奇男子非耶？
君名深，字德深，唐四门助教詹裔，世家南安东田，因号东田。君生含双阳之精，符三台之数，倜傥有奇气。美容仪，音吐琅琅宣扬，不喜徇时，好淟忍相效，庶几国士之风。
会倭夷匪茹，流薄漳、泉、兴、福间，漳、泉、兴、福亡敢发一矢。君以成均纳级，高卧清源。
有中丞王方湖公者，檄君，君仗剑而起，慷慨运筹，悬赏募兵。一时悍勇艺能之士，素知君，翕然从之，愿为君效死。君出次郡郊，引药弩，歼数千倭。倭走同安，追之梵天山，又追之长泰，两战两捷焉，由是威名日振振起。至月港，开谕诸酋，散其党二十四将，事闻，赐白金彩币。
逾年，倭益猖獗，山海无籍，景附风从，至十余万。崇武、永宁相继陷失，发冢质棺，惨及枯骨，郡城震恐。中丞游让溪公继王公至，又檄君。是时贼巢双溪口八尺岭，谋绝郡城饷道。君雨夜扁舟，率师袭之。贼觉，慑缩莫敢斗。诘朝大战，连破七巢，潘径、氵丙口洲六路诸巢皆下。君度贼携贰，可抚而散也，请给帖便宜招降，散者数万人。就令讨执江一峰、李五观二酋，戮于市。泉郡抵宁，我武维扬。事闻，钦授署都指挥佥事，专职泉漳地方。
居无何，倭陷兴化，中丞又檄君往。或谓莆非信地，可无往。君曰：‘事急不往，非义也。’乃进濑溪与贼对垒。贼弃城去崎头堡，君入城抚摩遗黎。移营逼贼垒，仅五十里。俟救至。贼悉众来攻。或又谓众寡弗当，可且退。君曰：‘临难而退，非忠也！’乃逆战，移日晚，身被二枪，犹手刃二贼而死。
夫死人人能即，动事之忠，赴难之义，具才之美，守节之坚，与睢阳张、许屹屹今古争雄可能哉！旬日救至，贼亦灭。郡人痛君益加切，相向失声挥泪。天子悼之，赐立祠祭祀，给棺敛费，荫子孙世袭指挥佥事。君家子模，足绍弓裘，振门阀，拓光先业者，举进士。让弟生员枢，枢授职，归自本兵。祠适落成，俨然肖像，为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之春。全率郡大夫拜于祠下，相与资嗟，谓名莫隆于不朽，劳莫大于定国。骏烈动于钟彝，鸿禧光于奚叶。乃树碑镌石于祠之右。为之颂曰：种木自庇，种玉自芳。将军东田，厥种孔减。郁郁其文，桓桓其武。以正以奇，以宁海宇。招降解散，赖之生全，不下数万。将军勋德，获福匪诬。竟如之何，而死于莆。英风烈烈，浩气洋洋。将军之死，万古纲常。北山春雯，翠开千嶂。洛水云寒，碧落荡荡。山高如峙，水流不息。有祠在焉，天地罔极。
嘉靖四十五年四月 日 泉州府知府万庆，同知谭维鼎，通判潘璘，推官钟崇文，晋江县知县谭启等立石，曾孙嵩重辑。”
忠义碑为嘉靖四十五年（1546），泉州知府万庆等所立，黑色页岩刻成。
又据道光《晋江县志》（卷四十，学校志，附乡贤专祠之祭）记，有“欧阳指挥祠，原在泉州卫旁，祀明都督佥事欧阳深，今废。附祀于唐四门助教祠”。但何年代合祀“不二”祠，无考。这样，明代欧阳深祠的两方石碑都已找到，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大大地丰富了小山丛竹文化公园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内容。
关于欧阳深，还有一件事必须在此记载的，即欧阳深有一位比自己年长的同为抗倭名将的密友，也是泉州人，家住“小山丛竹”西侧都督第巷，这人叫俞大猷。俞大猷《正气堂集》（卷十四，书）收录有《与欧阳东田书》。书云：
“东田今露头角，将来事业何可量化乎！天下人传谓，曰‘真虚江之友也。’世何曾无贤，为无贤者用耳。
生近又督兵剿程乡，连日获功千馀，又获大贼首数辈。一面用生议，设总兵以镇压之；设县治以变化之。大抵可贻千百年之安矣。
生数年来欲乞归田，为无替手。今公既出，我平生报国未尽之念，付公一担，任之可无后忧矣。
我二人平生学问做人，有许多相资处。故谓公为我师可也，谓我为公师亦可也，公进我退。
尚有金针一要诀，候不日至泉（州）面告，可乎？不宣。”
俞大猷与欧阳琛这短短二百字书信，道出这两位抗倭名将的直率和真诚。很可惜欧阳深殉职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42）莆田抗倭一役。
贰
宋朱熹手书“小山丛竹”四字赠资寿寺僧
在欧阳詹“不二”祠堂东另有一处古迹，即小山丛竹书院。这处古迹与欧阳詹“不二”祠的关系十分密切。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久仰欧阳詹盛名，据载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每次来泉州府城办事，必诣欧阳詹“不二”祠瞻仰。因其地高埠，为郡城“龙脉之首”。他在秩满之后，遂于“不二”祠东建“小山丛竹”书院，聚徒讲学其中。据乾隆《晋江县志·书院》记载：“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应是“后”），地处高埠，其气独温，温陵之名，实肇于此。宋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匾为朱子手书，镌于石”。[9]（图三）
图三：朱熹“小山丛竹”牌坊、文物保护碑及“过化亭”
宋代，朱熹在“庆元党禁”中被打成“伪学魁首”，作为异端被排斥，而饮恨终身。至宋末，才被看重而推崇。朱熹史迹“小山丛竹”四字，出现在文献资料，最早见于弘治年间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七十三，宫室，泉州府，晋江县），记云：“小山丛竹亭，在资寿寺内。宋绍兴间，朱熹为同安主簿，尝讲学于此。因书‘小山丛竹’四字遗其僧。元至正间（1341—1368年），僧泽润建亭，取以为名。”这段记载非常重要，它说明几个问题。
其一，《八闽通志》成书于明弘治二年（1489），是最早记载“小山丛竹”的历史文献。
其二，点明“小山丛竹”的位置，是“在资寿寺内”。
其三，《八闽通志》首记朱熹“尝讲学于此，因书‘小山丛竹’四字遗其僧”。是否朱熹思想与僧人产生共鸣，僧人为其提供讲学处所？而为什么此后的“小山丛竹”重修碑和全国、省、府、县志，均改成“亲书‘小山丛竹’四字留之”，或“朱文公种竹、建亭讲学其中”。不但隐去“小山丛竹在资寿寺内”，更隐去朱熹“因书‘小山丛竹’四字遗其僧”，从而全部隐去朱熹与佛教资寿寺僧的关系。
我认为，朱熹写“小山丛竹”四字遗其僧，既有写实、写景的意思，且有更深的寓意。竹，中空也，寓意虚怀也。竹有节，寓意气节也。竹直也，寓意正直也。“丛竹”，寄希望通过讲学培养更多虚怀和有气节的诚正人才。此朱熹理学与佛僧“空”的理念之相通也。朱熹写给寺僧的“小山丛竹”四字的原意，被后来人篡改了。所以才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佛教资寿寺被改为府城隍之事发生。也才有李光缙《题重修不二堂疏》的所谓“则（资寿）寺之所以废，与郡人文所以兴，未必非赖于此”。
其四，元朝至正间（1341—1368年），资寿寺“僧泽润建亭”，取名“小山丛竹亭”。该亭是资寿寺僧为了纪念朱熹而建的。
其五，《八闽通志》记载与明万历年间李光缙《请重修唐四门助教欧阳行周先生不二堂疏》的“有识之士不欲使府治正脉尽为浮屠氏所据”的有关风水句，可以联系起来。
其六，据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记，“府城隍庙，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府俞咨伯改建今所”。可以知道从《八闽通志》成书到资寿寺改为府城隍庙，仅仅相距五十五年。朱熹与“小山丛竹”历史就被改写了。为什么嘉靖二十三年（1544），资寿寺要改为城隍庙呢？据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选举志，明进士）载：“是年，泉州会试，八十余人皆下第”。这是泉州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泉州知州及士子，不是从施政和社会矛盾寻找原因，却认为“浮屠氏尽占龙首之脉”，故知州俞咨伯下令，改资寿寺为城隍庙，甚至朱熹亲“手书‘小山丛竹’四字遗其僧”的历史事实，也被抹去。
△朱熹 像 图片来自网络
明代《天下一统志》（卷七十五，宫室）与《大清一统志》（卷三二八，古迹）抄袭《八闽通志》，记小山丛竹“在晋江县治西北。朱子讲学于此，亲书小山丛竹四字留之。元至正中，僧智润建亭取以为名”。既错改“小山丛竹”位置，并有意隐去朱熹与资寿寺僧的关系。
明代，欧阳詹“不二”祠和“小山丛竹”书院经过多次重修，据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四，书院）记，“小山丛竹”书院，嘉靖间，通判陈公尧典重构建斯亭，更名‘过化’”。其中记载最详细的当推明代李光缙的《请重修唐四门助教欧阳行周先生不二堂疏》。他考证，这二处古迹地处郡城“龙脉之首”，有识者不忍浮屠氏专享，故历代地方官府重修。李光缙在《请重修疏》云：“郡温陵福地，旧为资寿寺释氏梵公之所也。嘉靖初，郡太守童南衡公、别驾陈少华公，改原城隍庙为参戎府，始移城隍像祀之，革浮屠之居，为明神理幽之宇。此政之善更者也，郡人今赖之。先是，寺后左有小山亭，祀朱文公先生画像；右有“不二”堂，祀欧阳行周先生塑像。按之郡志，不详其构于何年。”
紧接着，李光缙考证云：“据父老相传，言谓文公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称其山川之美，为郡治龙首之脉。每徘徊数日而后去。自书‘小山丛竹’。而于‘不二’堂，文公曾修之。今所悬对句曰：‘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此文公华袞之言也。若然，则‘不二’之堂，更古于山亭矣。”
至此，李光缙说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即从堪舆家角度考察，认为欧阳詹“不二”堂和朱熹“小山丛竹”书院建于此地，“大抵前代构此，良有深意。郡龙脉发于清源山，过虎头山，中轴为今福地，资寿刹之。当是时，有识之士不欲使府治正脉尽为浮屠氏所据，故构此两先祠，以高压其后。一为闽开道学之祖；一为闽开甲第之祖。不徒寄‘高山仰止’之意，且以寓五百年道脉归儒之意。则寺之所以废，与郡人文之所以兴，未必非赖于此。”如此便把重修“不二”祠和“小山丛竹”书院的目的意义说清楚了。
明嘉靖年间如何废佛教资寿改城隍庙则被时人记述下来。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府城隍庙）记：时人《陈让碑记》云，先是府城隍庙“湫隘喧嚣，圯剥殆尽……甲辰（嘉靖二十三年）人祲”。“人祲”，即泉州出现不祥之气（即是年科举考试，泉州破天荒无人中进士）。泉州知州俞咨伯一方面“思祈神贶”（即祈求神赐福）；另一方面“载辑民休”（即广泛实施宽民力与民休息的措施）。
知州与有识之士认为只有城隍神“能聪明正直，能调风和雨，善福祸淫，助我绥育黎庶”。但时势是泉州连年水旱灾和倭患，众人认为“不可用民”（不可动用民力修建城隍庙）。
恰好此时，“资寿寺废且尽，门堂、寝室仅存”，是唯一的府城隍庙迁建地址。因此，稍加修缮，“庙貌巍峨”。众“谓幽明之路可通，果繁昌之福可坐而致也”。就这样，把废资寿寺，改为府城隍庙一事，以“幽明之路可通”一句话抹平了。
说来也十分有趣，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前后各三届，泉州考中进士成绩如下：
嘉靖十四年（4人）
嘉靖十七年（7人）
嘉靖二十年（2人）
嘉靖二十三年（0人）
嘉靖二十六年（5人）
嘉靖二十九年（10人）
嘉靖三十二年（9人）
这加强“资寿寺占据郡龙脉之首”的风水说，这也就是“小山丛竹”有关朱熹与佛教资寿关系材料全部被抹去的原因。
在风水说的背后，可能还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史的问题。可能迟至明代，泉州的士人对朱熹理学，还是站在纯儒学的角度来进行评价的，即既要尊崇朱熹，又要抹去理学思想里的有关释教部分，即为“为尊者讳”。难怪明代李光缙在《题募修唐欧阳四门不二堂疏》里，总结出重修不二祠堂的意义是纪念“寓道学五百年归儒”，这个“道学”就是“理学”。
这是明代泉州思想哲学史争论的问题，是一个远较于废弃资寿寺的“风水”说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史的问题。所以说，一个小小的“小山丛竹”文化公园，却保留着明代儒学与朱熹开闽道学（理学）争论和此彼消长的痕迹。说得具体一点，即明代泉州的士人塑造朱熹“开闽道学（理学）五百年归儒”（宋至明嘉靖间）的印象。这需另辟专题讨论。
接着李光缙记载他所见到的欧阳詹“不二”祠和“小山丛竹”书院的现状，是“今小山之亭庸流赁处，秽渎已甚；而‘不二’之堂，倾圮益甚，户牖无存，厅事中为居民往来之径，至有毁先生像，而剜掘其坛位者，俎豆荒然矣。……见先生之像不存，不觉怆心泪下”。说来也奇怪，用李光缙的话说，是“亦奇矣哉！”正当其时，有黄姓等多人，“相率造不佞请疏，欲以闻上官，再塑像而新之，并修其堂。此义举也，亦孝思也”。
李光缙深入一步揭示欧阳詹为泉州人所敬仰的纪念遗迹历历在目。指出“而先生所居之里，所游之地，辄能使之为重，山以诗名（《泉山铭》），桥以歌啸名（晋江吟啸桥），读书之岩以欧阳名（赐恩岩“欧阳詹读书处”崖刻），堂以‘不二’名，手书墨迹千百年而弗废。则先生之精英灵爽，何时不与朱文公并流行于清（清源山）紫（紫帽山）间？”
最后，李光缙得出结论，说“夫褒崇往哲，诱进来学者，贤大夫之业也；追绳祖武，景慕前修者，贤子孙之事也。”表明重修、保护古迹人人有责，非独欧阳詹子孙之责。即所谓“苟溯其诗书世业之所以来，与冠带衣履之所乃盛，则于先生启后之功，当有遐思焉。毋徒曰此欧阳氏子孙事也。愿相与协力共成之。谨疏”。[10]
清代，据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四，书院）记，“康熙四十年（1701），通判徐之霖重建。……谨节一岁所支俸钱……庀材而经始焉……思非另建堂，不足以广夫子啟佑之遗爱……开辟营造……以‘诚正’名堂者，盖扶夫子心学之渊源也”。此后，康熙五十年（1711），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多次重修。
叁
明清锡兰王子后裔世氏居住 并设教讲学于小山丛竹
“小山丛竹”不但有开闽儒学和开闽学的史迹，而且与海外交通也有一段因缘！
据锡兰王子后裔台湾彰化《世氏族谱·序》（图四）记载：“吾祖系锡兰山君长巴来乃公之后，明永乐年间为国使来华入贡，蒙留京读书、习礼，月给廪饩甚厚。厥后国用不敷，将各国使给资回去。我祖遂家温陵（泉州的别称）。南街忠谏坊脚，有大宗祠，后被于火。城北一峰书街，亦有小宗。数年前被功兄载亨折卖，基址尚存。”[11]
《世氏重修族谱·序》所记的“一峰书街，亦有小宗”。一峰书街就在“小山丛竹”旁。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泉州文史专家谢长寿先生等对“小山丛竹”及周围进行详细踏勘调查，发现不少锡兰王子后裔居住“小山丛竹”的辅佐证据。也就在此时，泉州东北城外东岳山发现“世家坑”，并发现“明使臣世公 孺人蒲氏 墓”和“通事世公 慈淑谢氏 墓”等许多世氏墓碑。
图四：世氏《重修族谱·序》
这印证《世氏重修族谱·序》和踏勘“小山丛竹”一峰书街结论是无误的。那就是《明史·锡兰山传》记载“天顺三年（1459），王葛力生夏昔利把交剌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很可是明天顺二年，锡兰王子昔利把交剌惹奉使中国，居住泉州。明成化二年（1466），锡兰王去世，王位被外侄继承，王子回不了锡兰，居住在有市舶司设置的泉州（市舶司于成化八年迁福州）。并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昔”（邪、昔、世谐音）为汉姓。
据道光《晋江县志·选举志·举人》载，有“万历四十六年（1618）戊午科，世寰望”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癸巳恩科，世拱显”。[12]从这里得知，明清两代世氏都有人考中举人。他们二人都居住一峰书街的“小山丛竹”。从世寰望到世拱显，相去九十六年，也即四代人时间。族谱记世拱显是第十一代，那么世寰望就是第七代。从此得知世氏小宗的后裔接受汉文化影响，参加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并考中举人，名列泉州府、县志。
据乾隆《泉州府志·文苑》记：“世拱显，字尔韬，号小山。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康熙癸巳（1713）恩科举人……安溪李光坡延为西席，遂得倾其所授，究心经学。光坡纂辑《十三经注疏》，多与拱显互相参订……及举于乡，文名日噪，诗、词、古文皆卓然。名家时艺，则理法兼备。援经据籍，牢笼群言。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屦满户外，缀巍科居显秩者，不可枚举。即七邑人士，远不能执贽者，为文会必驰赴斋中，求其改竄……恬淡自甘，身未尝与外事……雍正巳酉（雍正七年，1729），观风整俗使刘公师恕，赠以‘绩学砥行’之额。壬子（雍正十年，1732），郡守郭公延修府志，举乡饮正宾。授永定教谕，以老疾，辞。寿八十三终。所著有《四书管窥》、《诗经辑要》及诗文集。”[13]这就表明，明清两代，“小山丛竹”还出现锡兰王子后裔世寰望、世拱显等两位举人，继承和发扬欧阳詹儒学和朱熹理学的盛事，而且影响不小。
肆
清康熙间民立祠“小山丛竹”祀知州刘侃
清代“小山丛竹”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泉州有一位文人叫杨廷选，系“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解元”，与世拱显（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前后仅距一年。康熙辛丑年（1721），杨廷选中进士，“选庶常。授编修，充四朝国史馆纂修官”[14]后假归家乡泉州，曾亲赴“小山丛竹”，刻泉州知府刘侃像（图五）纪念，文以诗形式云：
“生长鲁邦，帝命莅此。
六载清勤，爱民礼士。
名列御屏，荐剡称旨。
擢宪会城，南旌再指。
垂庶欢迎，镌像仰止。
丛竹山旁，永歌乐只。
治门人杨廷选拜题，
阖郡绅衿士庶仝立石。”
图五：清代杨廷选刻刘侃石像
刘侃何许人也，据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四，国朝，知府）记载：
“刘侃，字晋陶，号存庵，山东沂水人。康熙庚辰进士，四十九年（1710）知泉州府。实心勤政，不避权势。重修文庙及诸先贤神宇。又补蔡虚斋坊表，故地树立之；置祀业，遗其后裔。刊《小学实义》，颁之书院以教士，朔望躬诣训诲焉。哀矜民命，录宋儒谨刑语，勒石府堂侧，垂示将来。以卓异升闽转运使。
士民怀之，立祠小山丛竹之东祀焉。
数年后，奉公过泉，阖郡列户，设香案欢迎，争睹其面，咸称有‘召南素丝’之操云。”
可见刘侃为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正直清廉的兴文重教知府，所以泉州士民怀念他，在他离任后在“‘小山丛竹’之东祀焉”。
碑文里的“生长鲁邦，帝命莅此”句，正是道光《晋江县志·刘侃传》的“山东沂水人，……四十九年知泉州府”句；碑文里的“擢宪会城，南旌再指”句，正是道光《晋江县志·刘侃传》的“以卓异升闽转运使……数年后，奉公过泉……”句；碑文里的“垂庶欢迎”句，正是道光《晋江县志·刘侃传》里的“阖郡列户，设香案欢迎，争睹其面”壮观场面的浓缩描述；碑文里的“治门人杨廷选拜题”和“阖郡绅衿士庶仝立石”句正是道光《晋江县志·刘侃传》里的“咸称有‘召南素丝’之操”句的对应，是对知府刘侃“实心勤政，不避权势。重修文庙及诸先贤神宇”等等仁政的概括，并且杨廷选把自己对刘侃的敬重也写进去了。“镌像仰止。丛竹山旁，永歌乐只”句，写杨廷选敬重景仰刘侃耿直、清廉和重文兴教精神的永久纪念，让其“垂示将来”和在“丛竹山旁，永歌乐只”。
杨廷选撰和“阖郡绅衿士庶仝立石”石碑的发现，证明清朝前期的“小山丛竹”地方是泉州地方勤政、清廉名宦设祠祭祀先贤的地方，大大丰富了“小山丛竹”文化公园的文化内涵，的确是泉州传统文化的一扇特殊窗口。
继泉州知府刘侃之后，乾隆三年（1738），泉州知府王廷诤又“修温陵朱子祠、小山丛竹亭、欧阳行周、真西山、王梅溪各祠，浚八卦沟，葺东岳庙，捐置文庙祭器、乐器。”（见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四》）。则知乾隆初泉州知府王廷诤，也是一位重视振兴文教，重修“小山丛竹”的一位名宦。
清末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记，乾隆甲辰（四十九年，1784），雁门人任承恩来官泉州。“适郡中贤大夫士谋修小山丛竹书院，盖文公过化处也”。又云“文公豳风墨迹，余家累世宝藏”，“余因出此书上石，以公士林云”。“豳风”两字，刻石立于“小山丛竹”堂壁，高度概括“小山丛竹”的文化内涵。
清同治十年（1871），泉州知府章卓标重修“小山丛竹”，并留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赞扬泉州人的儒学人文精神。
在这里必须特别记载一位“小山丛竹”人，感谢他提醒和提供资料，他就是泉州本地文化人——谢长寿先生。他是学医学的，但对泉州文化情有独钟且对泉州历史颇有研究。谢先生中学时代曾住在“小山丛竹”（温陵养老院新中国成立后的教养院），对“小山丛竹”感情独深而又十分熟悉。退休后，他多次带领多位地方文人踏勘“小山丛竹”，并且把踏勘泉州古城记录的百多本毛笔手抄著作，全部无偿捐赠给泉州市档案馆保存，是泉州文化人的楷模。
伍
近代高僧敬仰朱熹驻锡“小山丛竹”
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出家前“潜心理学，独尊程、朱”。当到泉州弘法时，听说“小山丛竹”曾是朱熹设教讲学之处，十分景仰，先后四次到“小山丛竹”。1925年，泉州佛教协会把“小山丛竹”辟为老年僧人养老院，即称温陵养老院。
据《弘一大师全集·附录卷》介绍：“一九三五年两次莅院暂住，补题朱子祠‘过化’亭额（图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为老年僧人讲《劳动与念佛》。二月，宣讲《净宗法门大意》。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一日，为僧众教习《出家剃度仪式》。八月十六日宣讲《净土法要》。九月初一日，书“悲欣交集”四字与侍者妙莲，是为最后之绝笔。九月初四日（阳历十月十二日）午后八时，作涅槃卧，安详圆寂于温陵养老院晚晴室[15]。
图六：弘一大师书“过化亭”额
但据《弘一大师全集·杂著卷》，弘一大师自述《泉州弘法记》的记载：“二月二十二日，在温陵养老院，讲《地藏菩萨之灵感事迹》一次”。“戊寅二月十三日，在温陵养老院，讲《净土法门》。十四日，在温陵养老院，讲《劳动与念佛》[16]。
据《弘一大师全集· 序跋卷》载有他自己的《题过化亭跋》云：
“泉郡素称海滨邹鲁，朱文公尝于东北高阜，建亭种竹，讲学其中，岁久倾圯。明嘉靖间，通判陈公重新斯亭，题曰：‘过化’，后亦毁于兵燹。迩者叶居士青眼欲复古迹，请书亭补焉。佘昔在俗，潜心理学，独尊程、朱。今来温陵，补题‘过化’，何莫非胜缘耶！逊国后二十四年（1935年），岁在乙亥，沙门一音书，时年五十有六。”[17]
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因长期过度劳累，弘一大师自觉身体疲惫不堪，在温陵养老院以同样的内容分别致信给他的好友刘质平和夏丏尊等两位居士告别，书云：
“XXX居士文席：朽人已于（ ）月（ ）日谢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也。谨达，不宣。音启。”[18]
△弘一法师 像 图片来自网络
弘一大师于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六十有三。
弘一大师这二首遗偈，是他一生处世和学佛的总结。水是纯正无杂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是他的交友之道。而学佛如不修行，只拜佛像，虽同佛像近在咫尺，但离佛何止千里，所以“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句，是表明弘一大师的修行，已证得菩提，了却生死，世俗人无法以语言进行表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句，是弘一大师证道成佛的体会。至于，其临终前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是大师当时心境的写照，表示对众生的悲悯眷恋之情和解脱尘缘，即将往生西方净土的欣慰之情。
中国大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写《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一文云：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谢与缺，罔非自然。至人参化，以入涅槃。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悲见有情，欣证禅悦。一贯真俗，体无差别。嗟哉法师，不可言说。”[19]
这里补记一下，为什么叫“晚晴室”的问题。据弘一大师《晚晴院额跋》自述：“唐人诗云：‘人间爱晚晴’，髫齿之岁喜诵之，今垂老矣，犹复未忘，亦莫自知其由致也。因颜所居曰：‘晚晴院’，聊以纪念旧之怀耳。书者永宁陶长者文星，年九十三。陶长者，既为余书‘晚晴院额’，张居士蔚亭，并写此本。耄德书翰，集于一堂，弥足珍玩，不胜忭跃。沙门弘一识”。[20]
“小山丛竹”温陵养老院内有弘一大师住过的“晚晴室”，一般人们以为“小山丛竹”园里现在仅存的一列三间瓦房旧屋（坐北朝南）最东一间房子为“晚晴室”。其实非也。
“小山丛竹”园里北侧有一个小门通执节巷，门内两侧（东西两侧）各有一列低矮瓦屋。西侧四间连成一列；东侧三间连成一列。弘一大师就住在西侧一列低矮狭窄瓦屋的第一间（从南向北数）房子（图七）。
记得孩提时，家父带我们祭扫外祖父、母陵园时（每年有二、三次，不受清明节限制），为走近路，都穿过“小山丛竹”园，从“晚晴室”门前经过，家父几乎每次都指此房子就是弘一大师圆寂处，还见门顶墙上钉着一方普通杉木薄板（不上油漆），长度约莫40公分，高度约莫15公分，板上用毛笔写上“晚晴室”三个字，记忆犹深。家父研究泉州宗教，为弘一大师好友，大师也曾造访我家。我家距“小山丛竹”园也很近，弘一大师曾书写“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条幅赠家父，可惜毁于“文革”。
图七：“晚晴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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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综上所述，一座“小山丛竹”文化公园，从唐朝开闽文荒名人之一的欧阳詹始，经宋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因手书“小山丛竹”四字赠资寿寺僧，明代崇信风水之说的严重和明代儒学与理学争论之遗绪等文化现象，明代抗倭殉节欧阳深将军忠义碑，明代锡兰王子后裔世拱显在此设教讲授经学，清代杨廷选、任承恩等官员到此追思刘侃和朱熹，到近代佛教弘一大师慕名驻锡讲经，其文化内涵竟如此之丰富，其时间跨度竟如此之长，其文化史迹竟如此之多，其涉及历史名人竟如此之众，实为福建历史上所少见，也是泉州古城所仅见。“小山丛竹”遗址，承载着泉州历史文化自信，彰显着泉州历史文化的无限魅力。
今“小山丛竹”遗址，经泉州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辟为“小山丛竹”文化公园，大部分史迹重修开放。瞻仰“小山丛竹”史迹，泉州深厚历史文化跃然眼前，令人流连忘返。倘若从百千年的维度去考量文化的分量，思索民族复兴的历史，就能更清晰感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和紧迫。
注释
[1] （清）涂庆澜：《莆阳文辑》卷五，八，（唐）林蕴《泉山铭》。
[2] 弘治《兴化府志》卷二十八，《皇明兴化府进士题名记》。
[3] 乾隆《晋江县志》卷十六，一，翰，欧阳詹《东湖宴赴秀才序》。
[4] 欧阳廖泉渊泉点校《欧阳四门集》，附录，（唐）韩愈《欧阳生哀辞》和《题哀辞后》，2003年，福建泉州印刷。
[5] 弘治《兴化府志》卷五十五，礼纪，墓，莆田县。
[6] 弘治《兴化府志》卷二十八，礼纪，艺文志，纪载类，《仙游县学进士题名记》。
[7] 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一，礼纪，艺文志，纪载类（杂记），欧阳詹《露述》。
[8] 欧阳廖渊泉点校《欧阳四门集》，《附录》，（唐）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2003年，福建泉州印刷。
[9] 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志，五，书院，小山丛竹书院。
[10] （明）李光缙：《景璧集》卷十一，疏，《请重修唐四门助教欧阳行周先生不二堂疏》，崇祯十年，明州板，福建丛书（第一辑之五），1995年，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
[11] 台湾彰化《世氏重修谱·序》，光绪十八年手抄本（世氏十六代世文莱抄）。
[12] 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一，选举志，举人。
[13]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国朝文苑，二，世拱显。
[14] 道光《晋江县志》卷五十六，人物志，文苑二，国朝，杨廷勷。
[15] 《弘一大师全集》第十册，附录卷，第九辑，《弘一法师驻锡寺院简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16] 《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杂著卷，《泉州弘法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17] 《弘一大师全集》第七册，序跋卷，《题过化亭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18] 《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杂著卷，书信卷，《致夏丏尊》和《致刘质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19] 《弘一大师全集》第一册，佛学卷，叶圣陶《代序》，见《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编委会，2010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0] 《弘一大师全集》第七册，序跋卷，《晚晴院额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文章刊载于《闽台缘文史集刊》
2021.2 第17期，第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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