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otograph Talk & Instagram / Beyoncé
利维坦按：
得益于二名法（属名和种小名）的确立，使得很多人名有了进入另一领域的机会：谁能想到Metallica变成了黄蜂（Metallichneumon Neurospastarchus），Pink Floyd摇身一变成为了虾（Synalpheus pinkfloydi），Lou Reed也拥有了蜘蛛的名号（Loureedia）？
是人名还是名人，我觉得这真的不重要——能够让一些稀有罕见物种进入公众认知领域，这就是其积极意义之一。当然了，黄蜂和蜘蛛才不理会你们人类的事情，只有命名学的反哺：在一个速朽的时代，“天下谁人不识君”或许只是个假象。未来如果没有人了解卡戴珊，或许一只甲虫会开启你的奇幻之旅呢。
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碧昂斯（Beyoncé）从未同台献艺，但是他们共同享有一项特殊的荣誉，他们的名字都被学者用来给稀有物种命名。鲍伊，来自英国的摇滚教父、流行教父，如今他在高脚蛛属（Heteropoda）之下一种蜘蛛的学名中永生（Heteropoda DavidBowie）。
“大卫·鲍伊蜘蛛”与大卫·鲍伊本人。 © Folkert Hindriks / Pinterest
碧昂斯，美国流行R&B巨星，自从21世纪初以来就一直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如当年全盛时期的鲍伊。而她的名字被学者拿来给一种马蝇命名，即碧昂斯马蝇（Scaptia Beyoncae）。2011年，布莱恩·莱瑟德（Bryan Lessard）和大卫·耶茨（David Yeates）一共向澳大利亚的马蝇属（Scaptia）中添加了5个新物种，碧昂斯马蝇就是其中之一。
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只获得了该物种的3个标本，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它们都只能被陈列在博物馆中“尚未确定物种”的那一个分区。不过，今天的科学家们已经将该物种与其近亲区分开了，并宣布发现新物种。之所以碧昂斯马蝇可以与其他种类的马蝇区分开，是因为“其第四背板（Tergite Four Onwards）上明显的金色绒毛”。
或者换个不那么学术的说法，就是它们圆润、金黄的美臀。
“碧昂斯马蝇”与碧昂斯本人。对于这种命名方法来说，最美好、最浪漫的未来就是：这种用名人为物种命名的方式就像一种“彩蛋”，让学者可以随着各种线索把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也让发现这些彩蛋学者能会心一笑。 © Research Gate & sheknows
当莱瑟德和耶茨在解释“Beyoncae”一词的词源时，他们说“这种特殊的称呼就是因碧昂斯而命名”。不过各大媒体在宣传时都没有忘记明示或暗示这种昆虫与碧昂斯臀部之间的关系——毕竟她一向喜爱金色的服装，并且从不忌惮用服装修饰自己身体的前后曲线。
这种命名方法是否说明科学家的品味很糟糕呢？也许是，不过也别忘了，科学家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都在模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界限。特别要指出的是，早在2001年，美国流行R&B组合“真命天女”（Destiny's Child）就推出了一首名为“臀色可餐”（Bootylicious）的单曲，时任主唱的碧昂斯曾经热情地歌颂自己的臀部。如此看来，碧昂斯马蝇以及这个名字的解释，想必是与艺术家本人对臀部的喜爱之情不谋而合。
为什么科学范畴内的名称（或者科学范畴以外的名称）必须是去人格化的、严肃的，并且是只表达其功能性的呢？
当然了，并不只是音乐家的名字可以为生物命名。科学家对这种跨界文化似乎很感兴趣，而且他们还做到了让这种命名雅俗共赏。比如把漫画家加里·拉尔森（Gary Larson）的名字安到一种虱子的头上，其学名为“Strigiphilus garylarsoni”。（译者注：目前尚无通用中文译名。）
“加里·拉尔森虱”与加里·拉尔森的漫画。 © Phthiraptera & Pinterest
电视主持人、脱口秀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和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名字分别被用于给一种黄蜂和一种蜘蛛命名，学名分别是“Aleiodes Stewarti”、“Aptostichus Stephencolberti”。
“斯图尔特黄蜂”与乔恩·斯图尔特本人。 © Research Gate & Comedy Center
“斯蒂芬·科尔伯特蜘蛛”，与斯蒂芬·科尔伯特本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己的节目上调侃自己是蜘蛛时还配错了图。 © Wikipedia & Huffinton Post
运动员也有自己的同名物种，比如一朗黄蜂（Diolcogaster ichiroi）就得名于日本职业棒球运动员铃木一郎，这位选手保有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262支的纪录。幻想小说家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的名字被用来为一种海龟化石命名，学名为“Psephophorus Terrypratchetti”。之所以这样命名其实不无道理，要知道，普拉切特的系列小说都发生在一个叫做“碟形世界”（Discworld）的地方：四只巨象托起了一个扁平的星球，而巨象又站在一只巨龟的背上，巨龟背着这个世界在星际空间里遨游。
© Den of Geek
另一位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也获此殊荣。他的故事中出现了一头名为“莫比迪克”（Moby Dick）的巨型白鲸，因此他的名字就被用来为一种巨大的抹香鲸化石命名，也就是“梅氏利维坦鲸”或“梅尔维尔鲸”（Livyatan Melvillei）。至于梅氏利维坦鲸是不是白鲸，我们无法从化石中找到答案，但它的体型足够大了：它的体长相当于两头今天的虎鲸，其体型绝不输给任何曾经主宰地球的掠食者。（有人曾经指出，如果梅尔维尔活到今天一定会感到安慰。因为小说《白鲸》从商业角度讲是失败的，在梅尔维尔有生之年，美国的评论家、批评家们一直认为他不过是美国文坛的一粒不起眼的石子罢了。）
另一位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如今是一种蜘蛛的名字，“Bagheera Kiplingi”。而这个命名还一语双关，既来自于吉卜林本人，也来自他著作中的人物，因为“Bagheera”一词出自《丛林奇谈》（The Jungle Book）中主人公毛克利（Mowgli）的好朋友，黑豹巴格希拉（Bagheera）。
电影演员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和阿诺·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也都有自己的甲虫，学名分别是“Agra Katewinsletae”、“Agra Schwarzeneggeri”。以施瓦辛格命名的甲虫腿上还有类似二头肌一样的隆起。
“凯特·温斯莱特甲虫”与凯特·温斯莱特本人。 © BBC
“施瓦辛格甲虫”与阿诺·施瓦辛格本人。 © BBC
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名字给了一种翼龙化石，学名“Coloborhynchus Spielbergi”。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的名字则给了一种长角甲虫，学名“Aegomorphus Wojtylai”。（译者注：此处“Wojtylai”一词来自教皇的波兰语本名“Karol Józef Wojtyła”。）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二位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总之，如果要列个单子出来，那真的是一张永无止境的名单，因为科学家们还不断在用名人命名新的生物，以目前的速度来看，大约每周就会出现一个。
至于使用人名来命名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分类学者们（以及其他科学家们）在此问题上还存有争议。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为科学家保留命名权，但会觉得无论碧昂斯和大卫·鲍伊（仅举例）在音乐或其他领域有怎样的贡献，他们与生物学都毫无关系，因此他们的名字不应该出现在科学领域的专业术语中。更有一些人极力支持此观点，并指出人们不应该这样去讨好名人，无论是口头的阿谀，还是这种特殊的奉承。这些人认为，现代社会太痴迷于那些不是英雄的普通工作者了，这些人的工作有些是打棒球，有些是面对镜头开玩笑，或者假扮穿越时光的机器人杀手。（以免有些读者已经想不起笔者在说什么，提醒一下，刚刚说的是施瓦辛格的《终结者》系列电影。）
无论是上述两种观点中的哪一种，其实都并非要禁止科学家成为碧昂斯或者铃木一郎的粉丝。只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希望科学家可以把自己对追星的热情与自己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分隔开来。
但是，这样的观点站得住脚吗？
为什么科学范畴内的名称（或者科学范畴以外的名称）必须是去人格化的、严肃的，并且是只表达其功能性的呢？为什么科学家就不可以沉浸在自己的热情中呢——无论是哪一种热情，又有何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碧昂斯马蝇这个名字意识到科学术语也可以是金色的，而不只是以往的黑白灰呢？
把碧昂斯马蝇带入大众视野，把物种发现工作带入大众视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现代西方社会，我们的政府削减公众科研经费、削减大学经费、削减图书馆经费。而分类学永远都是所有资金短缺的研究中最岌岌可危的那一个。 © Twitter / @BrytheFlyGuy
还有一种反对“碧昂斯马蝇”及类似命名的论调认为，名人命名法让物种学名变得琐碎无规律，同时让物种发现的相关科学、生物系统学看起来像是开玩笑。对大众来说，这些学科看起来就像一场并不重要的闹剧。
应该说这种担忧是合理的，不过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提出，恰恰是名人命名法才让物种发现的相关学科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几乎不会有其他方法能起到如此有效的宣传作用。
例如，权威音乐杂志《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就刊登了有关碧昂斯马蝇的文章，还列举了一大串名人与各自相对应的生物：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的甲虫、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的等足目生物（Isopoda）、杰里·加西亚 （Jerry Garcia）的蟑螂、马克·诺弗勒（Mark Knopfler）的恐龙。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保罗·西蒙（Paul Simon）、亚特·加芬克尔（Art Garfunkel），还有披头士乐队（Beatles）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各自命名的三叶虫（Trilobita）。当然了，虽然《滚石杂志》意外地和《澳大利亚昆虫学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Entomology）产生了交集，但这个交集其实也并不大。
（rollingstone/music/music-lists/rock-roll-animals-22-weird-creatures-named-after-superstars-162911/scaptia-beyonceae-beyonce-horse-fly-53506/）
把碧昂斯马蝇带入大众视野，或者把物种发现工作带入大众视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现代西方社会，我们的政府削减公众科研经费、削减大学经费、削减图书馆经费。而分类学永远都是所有资金短缺的研究中最岌岌可危的那一个。那些藏有生物标本的博物馆有时会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向公众敞开大门，甚至无力保护馆藏标本免受天灾破坏。
2018年9月2日，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并因此倒塌，近九成的藏品被烧毁。这次悲剧最重要的一大原因就是长期资金短缺，最终积重难返——举例来说，作为一家博物馆，在火灾前这里甚至没有可正常工作的喷水灭火系统。
在烧毁的藏品中就包括超过500万个昆虫标本，而在这些标本中，科学家们几乎可以确定有几百个新物种的标本等待命名，等待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展示窗。不仅如此，被烧毁的标本中就包括我们仅有的碧昂斯马蝇标本，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这些标本的头上。然而，对于未确定物种的标本来说，无人问津的不公命运其实就是常态。
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 Wikipedia
再过上几年，我们就会忘记如今叱诧风云的卡戴珊们。
看看亚历克斯桑德罗·卡玛戈和他新发现的一种食虫虻（Asilidae）的例子吧，如今，这种生物正等着被正式命名并公布。2018年，卡玛戈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发现，馆藏的昆虫标本中包括一枚特殊的标本，它来自于食虫虻科下的一种从未被发现的生物。收集该标本的人是探险家亨利·沃尔特·贝茨（Henry Walter Bates），他于1848年至1859年在巴西进行探险活动，并于该期间收集到了这一枚标本。
就这样，在一位又一位博物馆馆长的换代、移交之中，这一枚“新物种”的标本悄悄沉睡了160年。然而，这一物种并不是孤单的“睡美人”：卡玛戈及同事认为，美洲大陆热带地区的未知食虫虻及其他所谓的“新物种”，很可能都留有大量标本，但是它们已经在全球各地的博物馆的抽屉中沉睡了超过50年之久。但是绝大多数的选民对博物馆的馆藏及分类知之甚少，这就导致政府很容易削减该领域的资金，而不是削减公共服务的资金，因为后者更容易被关注到。
不幸的是，巴西国家博物馆的灾难并非个例——仅仅2年之前，同样的悲剧就发生在印度新德里的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这种背景之下，无论谁都很难再愚蠢地盲目相信同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无论谁都很难再批评那些试图把物种分类学带入大众视野的努力了。
然而还有第三种针对明星命名的批评，该观点认为对于名人一方来说，这种命名就是在公众面前进行一场过分张扬的表演，换句话说，这不过就是让公众期待看到同名名人的更多信息罢了。一位真正的分类学家会期待这种宣传能起到作用吗？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宣传真的能起到正面作用吗？
实验性极强的音乐家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一人就拥有至少5种与自己同名的物种：一种蜘蛛（Pachygnatha zappa）、一种背眼虾虎鱼亚科的鱼类（Zappa Confluentus）、一种蜗牛的化石（Amaurotoma Zappa）、一种神秘的尚无法分类的生物化石（Spygoria Zappania），以及一种水母（Phialella Zappai）。
为水母命名的那位科学家的确计划有一天能因此见到扎帕本人。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海洋生物学家名叫费迪南多·博埃罗（Ferdinando Boero），他对笔者讲了自己前往加利福尼亚博德加海洋实验室（Bodega Marine Laboratory）研究水母的故事。
在去之前博埃罗就知道，东太平洋的水母生物群向来鲜有人问津，他解释说：“我一定会在那里发现新物种，一旦我找到了，我就会给它们命名……而且不止用一个名人的名字。我会把其中一个水母献给弗兰克·扎帕，我会告诉他这件事，希望他会邀请我前去拜访。”
© ABC
事实上，这个计划相当有效，就连博埃罗本人都吃惊不小。他给扎帕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的命名计划，接着，就收到了来自扎帕妻子盖尔（Gail）的回信。信中写了扎帕本人的反应，他的原话是：“我能拥有一种以我名字命名的水母，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随信，博埃罗收到了邀请并前往扎帕家中拜访。后来博埃罗回忆道，他和扎帕成了好朋友，而且之后还多次拜访他家。扎帕甚至把自己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献给了博埃罗，1988年，扎帕在热那亚的演唱会上演唱了一首为博埃罗写的歌。
看过了这个故事，你会认为这些经历证明博埃罗对科学有丝毫的不尊重吗？或者博埃罗让这门学科变得更琐碎了吗？难道博埃罗就此给生物分类学、针对无脊椎动物的动物学带来了什么破坏吗？
今天看来，几乎找不到任何不妥之处。扎帕水母需要一个名字，于是它得到一个名字，而扎帕本人在这颗星球上又多了一个小小的遗产，博埃罗也有了一个好故事可以讲给别人听。这个故事甚至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回想扎帕本人对这件事的最初反应，你会发现科学圈以外的名人其实会因为荣誉感而更好地关注该领域，并意识到：以自己的名字为一种新物种命名，这件事意义重大。对于物种发现科学来说，这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故事。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以自己名字为物种命名的名人的确会因此声名远播；而其他名人同样为物种命名，最终自己的名气并没有变化，时间证明他们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跟风罢了。这让我不禁要反对科学家沉迷于用明星的名字给物种命名：因为大量出现这类生物名称，注定会导致名称本身晦涩难懂，而且无法在词源上对分类学带来任何帮助。
毕竟，再过上几年我们就会忘记如今叱诧风云的卡戴珊们。事实上，基于这种命名方法天生就有的短暂性，今天所有针对名人命名法的争议，其实就是在质疑以任何人类的名字为生物命名。因为眼下已经出现数千种以人名命名的“晦涩名称”生物，其命名原因、联系都是模糊不清的。
© Andrew Marshall
未来，最坏的情况就是这些名称都变成了随机产生的名字：未来一千个生物学家里也未必有一个人知道某种学名为“Wyeomyia smithii”的蚊子到底是在纪念哪一位史密斯（Smith）。相反地，最美好、最浪漫的未来就是：这种用名人为物种命名的方式就像一种“彩蛋”，让学者可以随着各种线索把不同的物种与不同的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也让发现这些彩蛋学者能会心一笑。
也许100年之后，有人会抓住一只乔恩·斯图尔特的黄蜂，并且根据图鉴确定它的名称，最终，一边观看斯图尔特主持的节目《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一边惊叹21世纪的历史真是太奇怪了。
也许100年之后，对于“大卫·鲍伊蜘蛛”的好奇心会帮助人们重新发现大卫·鲍伊的音乐。或者100年之后，一家博物馆重新展出了一具“斯皮尔伯格翼龙”的化石，于是就有人登录22世纪的网飞（Netflix）帐号，然后把他的电影全看了一遍，从《大白鲨》（Jaws）到《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再到《紫色》（The Color Purple）和《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不妨来一场这样的文化之旅。
文/Stephen Heard
译/黄蜂勇士变身
校对/Ant-Man
原文/nautil.us/blog/why-shouldnt-a-horsefly-be-named-after-beyonc/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黄蜂勇士变身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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