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Onerep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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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二战中纳粹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人们普遍能想到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对战争中苏军战俘的非人虐待。然而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纳粹就已经对不符合自己“优等种族”定义的无辜人群举起了屠刀，对象包括精神病人、性取向异常者、罹患遗传病的人，甚至包括先天残疾的婴儿。更为可怕的是，纳粹率先屠杀的是上述“无生存价值”的本国同胞。纳粹甚至给这样的一种暴行发明了一个行动称号——T-4计划。
T-4计划的执行人——维克托·布莱克
T4计划的源头并不复杂，实质是上世纪初盛行于西方各国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在纳粹的摇旗呐喊中，对所谓“无生存价值”的人由绝育控制，转变为灭绝人性的大规模安乐死。甚至在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手段，在日后的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更是大规模运用。
1939年中，希特勒就下令成立严重遗传病以及先天性重症科研部门。尽管表面上这个名字似乎是为了拯救病人，然而实质上在纳粹高官维克托·布莱克的授意下，该机构将会负责甄选并将患有遗传缺陷和先天性疾病的儿童执行安乐死。位于贝恩堡、勃兰登堡等六个地区的执行机构开始残杀17岁以下的儿童。此外，受害者的大脑甚至被纳粹医生拿来做研究。从1939年8月起，纳粹下令对所有新生儿进行严格的检查，那些被诊断为聋哑或智力发育障碍的三岁以下婴幼儿也会被处决。纳粹党欺骗父母们将会给这些患儿更好的治疗，然而在仅仅数周之后这些婴儿就会被注射苯酚杀死。随后再宣称他们是患肺炎死亡。随着二战的爆发以及民众的反对，纳粹的这一手段慢慢停了下来。然而截止1941年，已经有超过5000名儿童遇害，尽管表面上该计划得到终止，然而有记录的最后一名儿童仍然在1945年5月29日遇害。
1934年，纳粹拍摄的病患儿童
1939年7月，当大战的阴影还未笼罩欧洲国家时，希特勒即向卫生部咨询，在对儿童执行灭绝计划后，将心理问题严重的成年人也列入灭绝名单。在询问有关用于处置目标群体的设施问卷中，还有第二张问卷，针对建筑本身的信息，包括建筑时间、面积、特殊设施、轨道交通等提出问题。以此方式，他们获得了用于选择适合灭绝特定类型受害者的设施信息。1939年10月，纳粹正式开始了对上述人群的清除行动。为了保证行动顺利，纳粹煞费苦心，从运输、转运、处决、伪造死亡证明以及搜刮死者身上的财物等步骤全部安排细致。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在灭绝营投入使用的“死亡浴室”率先用于屠杀本国公民。据统计，在短短三年时间内，超过7万名罹患各种心理、遗传疾病的德国人被杀害。然而在1941年8月24日禁止执行T4计划的命令下达后，仍然有大量的人遭到谋杀。因此实际受害人数远大于已知数字。
好在德国人的良知没有完全被纳粹党的邪恶吞噬，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强烈反对这一泯灭人性的行为。而罗马教廷也在各种公开场合抨击这一野蛮行径，其中天主教明斯特教区的盖伦于1941年8月3日在布道时猛烈抨击纳粹党，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还使得同盟国得知了纳粹这一罪行。恼羞成怒的纳粹将盖伦告上法庭，荒谬地要求处决他，然而希特勒与希姆莱却考虑到盖伦在当地的影响力，只是勒令他立刻退休。
以洛塔尔·克雷西格为首的德国官员也对此愤怒不已，身为法官的他甚至将这一计划的负责人告上了法庭。幸运的是正义的法官并未被逮捕，而是被勒令退休。此外，盟国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1941年9月，皇家空军将此事印发出来对德国进行了“纸片轰炸”，有力地向德国民众揭露了纳粹的嘴脸。在各方压力之下，T4计划官面上走到了尽头，数以万计的无辜人幸运地逃离了死神的魔掌。
今人为当年死于“种族净化”中的受害者设立的铭牌
如果纳粹对其他国家的屠杀是出于侵略的话，那么对自己同胞的谋杀则彻底揭露了其本质。可笑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在纳粹治下自己可以善终，试想哪怕是“高贵”的日耳曼人都无法避开纳粹的魔掌，遑论其他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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