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婷1861年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晚清八大怪状 王开玺爬梳历史细节?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晚清八大怪状 王开玺爬梳历史细节
作者：赵婷
1861年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
1901年清廷颁布的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表明清政府决定，中国有多少物力，就拿了多少物力，去讨好外国侵略者。
慈禧太后曾经三次垂帘听政。
清廷未处死袁世凯，而是将其开缺回籍，是因为袁世凯的力量太强大，担心北洋军会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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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观点流传甚广，有的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的经多部著作“认定”。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中国圆明园学会副会长王开玺教授，爬梳了大量史料，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在前所未有的晚清大变局中，究竟有哪些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重新认识呢？其新近出版的《晚清变局》，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晚清政局的困顿与变革。
帝党主战，后党主和？
甲午战争中，帝党和后党壁垒分明，帝党主战，后党主和。面对这样众口一词的“定见”，王开玺却说“不能苟同”。
他认为，甲午战争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尚未发生政见分歧、权力冲突，帝党尚未形成；在战争中，帝党也并非始终主战，慈禧也不乏主战言论；被视为帝党领袖的翁同龢对其他帝党成员的主战言行，往往颇不以为然。就战争的整个过程来看，无论是光绪还是慈禧，起初都寄希望于对日不战而屈之；开战后则希望很快而胜之，胜而和之；最后皆被迫同归于败而求和的道路。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光绪帝、翁同龢等人考虑问题的焦点，是应不应该对日开战，他们更多地看到战胜日本的有利因素和可能，因而立足于战，但不排斥议和，也不过分依赖于外国的调停；而慈禧太后、李鸿章等考虑的焦点则是能否最后战胜日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的积弱不振和失败的可能，因而立足于和，但也不无条件地排斥战。其最大的悲剧在于过分相信和依赖外国的调停，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导致、加剧了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
同样著名的、被普遍认为体现了清廷无能与无耻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为何会无耻到将这一思想毫无遮掩地写入堂堂上谕之中？王开玺亦认为对此句的传统理解有疏误之处。他引用《义和团档案史料》等，细数清廷官员在赔款事宜上进行的外交“磋磨”，认为上谕中的“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或主观意图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不败和局”，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当然，这样的理解，并不能改变《辛丑条约》内容之苛毒，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远、危害之巨大。
慈禧三次垂帘听政？
王开玺的创见中，有些是在前人未曾开垦深挖的领域有所收获。比如，他总结了清末半个世纪间的“王爷外交”四重奏。
而有些“新论”，在非专业人士看来或许有点较劲的意味。比如过去我们常常笼统地表述慈禧三次垂帘听政，但王开玺提出听政是三次，但真正垂帘听政只有一次——一方面，最初的垂帘是太后参政的权宜之计，其后太后参政成为常态，朝堂上下观念已有改变，垂帘便不再必要了；另一方面，随着与外界社会的接触、外交的需要，中国传统礼制观念日渐消化。因此，慈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听政，都不再垂帘。王开玺不仅认真梳理了咸同之际二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甚至细致考查了垂帘时，究竟是垂黄帘还是摆放黄纱屏。这其间每一个细微的计较，其实暗合了其研究理念：学习或研究历史绝不可以刻意求新，唯有求真求实才是通向客观真实的不二通途与法门，也只有在求真与求实的基础之上，才谈得到真正的求新。
圆明园流失文物150余万件？
挑战传统观点，王开玺不是第一次了。
2017年，他在《圆明园三百年祭》中，澄清了大众对于圆明园被焚掠的诸多史实误区——八国联军与1860年圆明园被焚毁没有关系；英法联军共同侵略中国，并劫掠了圆明园，但随后纵火焚园的只有英军（虽然法军怀有更为险恶的用心）……
关于海外流失的圆明园文物的数量，许多文章都采用了150余万件这一数字。但王开玺认为，这一数字没有史料根据，是根据溥仪退位时清宫内实存文物数量推测而来的。他有自己的推算：同为皇家园林的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的占地和建筑总面积，与圆明三园总体相当。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三山三园内的陈设为87781件，因此可以判断出圆明三园内的陈设物品数量相差不会太大。如若圆明园收藏文物总数确有150万件，陈设在园内16万平方米的建筑房屋内，每平方米要平均安放陈设9.375件物品，这么大的陈设密度，是否可能？即便是清朝皇帝最重要的处理政务及起居之所——利用率最高的养心殿西暖阁，每平方米陈设物品也不足5件套。
包括《晚清变局》《圆明园三百年祭》， 5年来，他的7种共计12册283万多字的学术著作系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其间不乏从故纸堆里刨出来的新观点。
王开玺说，自己不是主观上有意要向什么人挑战，也不是学术自负，更不是有意为什么人“翻案”“洗白”，只是作为历史学者看到有些表述不准确，不吐不快罢了。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还历史以本颜本色。没有本来面目，如何鉴古而知今？如果观点正确，于学术有所贡献；如果观点不正确，也可以为学界提供借鉴和教训，亦是一种学术贡献。任何人研究历史，都必须坚持“言必有本，无征不信”的基本原则。要警惕那些不查阅原始史料，为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为的“翻案”。
面对近几年各种热播的影视作品和畅销的历史读本，他说，历史题材热并不等于历史热。历史学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研究，更多的是思考，要对现代的思维、行动有所助益。虽然对阅读的碎片化既忧虑又无可奈何，但他坚定地说：“对国家、对时代真正有帮助的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片断，而是对历史深入研究思考后收获的启迪。”（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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