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宏观经济?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宏观经济
凯恩斯——“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出生于剑桥，1897年考入伊顿公学，1902年因数学和古典文学成绩优秀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录取。公学导师对他的评语是“在学习中绝无追名逐利的想法或单纯为分数的动机”。
在剑桥期间，凯恩斯主修道德哲学与经济学，1906年毕业后成为公务员，在白厅印度事务部工作，1908年回剑桥，在经济系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到财政部任职，1919年以该部经济顾问身份参加凡尔赛和会，因不满战胜国的虚伪与贪婪，辞职回剑桥教书。同年年底出版《和平的经济后果》，大获成功。凯恩斯热爱文学艺术，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主要成员。他对英国公共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凯恩斯不迷信市场自动调节功能。他认为萧条的起因是通货收缩造成民众购买力下降，应该利用公共投资刺激生产。他的经济理论对罗斯福的“新政”有较大影响。
凯恩斯的著作还有《印度的货币与财政》(1913年)、《概率论》(1921年)、《货币论》(1930年)、《预言与劝说》(1931年)和《传记文集》(1933年)等。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在他祖先的领地提尔顿逝世。
两部关于凯恩斯的经典传记
斯基德尔斯基积30年功力完成的三卷本《凯恩斯传》(分别出版于1983年、1992年、2000年)，在英语国家享有盛名，但是这套传记篇幅太长，几乎使读者望而生畏，于是作者对它压缩删减，并部分重写，在2004年又出了单卷本，文字约为原著的五分之三。中译本就是译自这一单卷本。没有人名的中英文对照表，没有页注或尾注，没有予人方便的索引，中译本还是超过了900页。
在这本凯恩斯的新传中，斯基德尔斯基使用了不少以往不为人知的史料，这点不能不提。斯基德尔斯基披露了凯恩斯婚前同性恋的大量细节，也许现今的传记作家都不得不像历史女神克利俄的女仆那样“窥探衣橱和床底，偷阅情书，或是检查日记”(昆汀·贝尔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好几位成员都是大声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凯恩斯的态度好像不是十分明朗。1916年1月27日，英国实行义务征兵制，但政府规定四类人士可以免服兵役，其中包括“由于宗教或道德的原因拒服兵役者”。斯基德尔斯基发现凯恩斯当年致伦敦一地方法院的信稿，信上申明，他因道德的原因反对那场战争。原来是这封信使他获得免赴战场的资格。奇怪的是凯恩斯后来并未在政府部门受到任何歧视。
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收有R.F．哈罗德的《凯恩斯传》(1993年译)，作者是驰誉西方经济学界的学者，多年与传主共事，在精神气质和道德关怀方面，两人多有相似之处。原著出版于1951年(凯恩斯辞世5年后)，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随着很多史料的发现和一些禁忌的消失，一部新的凯恩斯传记的出现确有必要。斯基德尔斯基撰写他的巨著是想将哈罗德的传记取而代之，但如果我们对凯恩斯丰富的同性恋经历不抱浓烈的兴趣，那要说哈罗德的传记过时还不大合适。比较新旧两本传记，我们会读出很有意义的差异。
历年因研究宏观经济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及其主要成就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出生在挪威的经济学家芬恩· E．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工作解释了经济政策和技术的变化是如何驱动商业循环的。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 E．卢卡斯(Robert E. Lucas)，以表彰他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Robert M.Solow)因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5年，在意大利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984年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 John Stone)因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以表彰他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并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因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R．希克斯和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Arrow)，以表彰他们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1971年，出生在乌克兰的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因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影响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以表彰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萨缪尔森的研究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中国的货币供给现状
我国从1994年三季度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参照国际通用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分为以下五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 企业活期存款 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农村存款 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 外币存款 信托类存款。
M3:M2 金融债券 商业票据 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M4:M3 其他短期流动资产。
其中，M1是通常所说的狭义货币量，流动性较强，是国家中央银行重点调控对象。M2是广义货币量，M2与M1的差额是准货币，流动性较弱；M3是考虑到金融创新的现状而设立的，暂未测算。截至2016年5月，我国的M2已经达到146.2万亿元，M1为42.4万亿元，M0为6.3万亿元。在表3-2中我们提供了中国2000年以来各年份三个层次货币供给量的数据以及同比增长率。
表3-2 2000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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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宏观调控作用日益明显。作为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央银行分析和判断经济、金融运行趋势，调整及实施货币政策的分析指标体系将发生明显转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要从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并重转向以总量控制为主。
所谓控制总量，就是要控制整个银行系统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分析某一阶段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是否合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增长幅度相联系，与货币流通速度相联系。通常来讲，衡量货币供应是否均衡的主要标志是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变动较大，则说明货币供求不均衡，反之则说明供求正常。
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供应量亦是一个与普通百姓有关联的经济指数，它的多与少、量与度，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速度，决定手中货币的币值。
有效需求决定的动态过程仿真模拟
在本节中，我们看到当投资增加时，由于存在乘数效应，产出会成倍地增加。但产出的扩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书中我们用手工简单地计算了初始几步的过程及结果，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Excel表实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刻画。
如表4-1所示，我们打开Excel，在第一行A、B、C、D四列中分别输入符号C(t)、a、I 和Y(t)。在第二行中分别输入它们各自对应的初始值(与书中例子中的数值相对应)，其中，a和I 的值我们知道实际是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各自固定为1000和700。关键是第三行，我们需要输入运算符号：在第三行的A列输入“＝B3 0.8∗D2”运算符号并敲回车键，可得第一期的消费值，为7400；第三行的B列与C列只要输入固定的数值1000和700即可；在第三行的D列输入“＝A3 C3”运算符号并敲回车键，可得第一期的总产出值，为8100。具体数值都反映在表4-1中。
表4-1 动态仿真过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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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完成了这一工作以后，我们可以在B列与C列输入固定的数值1000和700，然后，在Excel中选中A3框，按住右键往下拉，选中D3框，按住右键往下拉，Excel会自动帮助我们计算出往后各期的消费数值和总产出数值，如表4-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前四期所显示的数值与我们通过手工计算所得的数值是一样的。
表4-2 动态仿真的部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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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得到的投资发生变化以后，各期产出的变化值，就可以在平面图中刻画出其变化的趋势，如图4-8所示。从图4-8中可以看出，在本例中，8500是产出变动的最终趋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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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总产出的变化趋势
范仲淹——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老祖宗
如果说凯恩斯是第一个从理论层面全面系统地诠释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经济学家，估计大家都不会有疑义。但如果我们就此认定政府采取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方式是自凯恩斯以后才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900多年前的中国宋代士大夫范仲淹早就深谙此理，只不过他只做不说，遗憾“错失”开创宏观经济学的良机。
范仲淹(989—1052)在浙江就曾三任知州。仁宗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去睦州任知州，睦州就是今天浙江建德的梅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到睦州后，他不遗余力尽职尽责，勤政爱民，力除弊政，尤其是在睦州创办龙山书院，造福后人，令今天梅城人民莫不以有这样一位大儒泽被此地而感到自豪。
睦州虽然僻静冷落，但也是山清水秀之地。范仲淹在给友人晏殊的信中也提到睦州“群峰四来，翠盈轩窗……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
尤其让范仲淹感到安慰的是，离睦州不远的七里泷就是当年严子陵隐居的地方。范仲淹虽为朝廷命官，但对严子陵不慕荣利而喜清静无为的生活非常敬佩，所以他特意修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亲自做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写出了范仲淹对严子陵高风亮节的由衷敬佩。
第二次来浙是到越州任知州，这是仁宗宝元二年的事了。越州即绍兴，这里也是个山川秀美的地方，所以范仲淹还是能够自得其乐。越州又是春秋时越国的国都，名臣范蠡为君王立下不世之功后，却带西施远遁江湖，对此范仲淹也深为叹服，在凭吊范蠡故居翠峰院后，又题诗一首：
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
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
范蠡和范仲淹同姓范，范仲淹引以为自己的先人，可见那一份自豪的心境。
公元1050年，范仲淹第三次来两浙路的杭州任知州，离第一次来睦州已经十多年了。范仲淹来杭这一年，恰逢江浙一带遭遇饥荒，百姓纷纷外出逃荒，范仲淹发现发放救济粮远远不能解决灾民的生计，于是想出一招，让同僚吃惊不小。他知道杭州人爱看龙舟，于是每日里西湖上锣鼓喧天，旌旆飞扬，在他的带动下，市民往往是万人空巷去西湖边游玩。同时又贴出告示，说现在正值荒年，雇工低廉，寺院不妨趁此时机大兴土木，还让官府也在这个时候修建仓库和衙门，这样一来，杭州城就热闹了。为此，许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还到朝廷上告了范仲淹一状，说他“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听了丝毫不为所动，据理反驳：“所以宴游兴造，皆欲以有余之财，以惠贫者。”果然，杭州很快“活”了起来，“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毋虑数万人”。
这一年，两浙路各地饥民四处逃荒，“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范仲淹的这一招实在是高。
我国的CPI计算方法
我国编制价格指数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根据全国城乡近11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资料和有关规定确定，目前共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8个大类，251个基本分类，约700个代表品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在对全国550个样本市县近3万个采价点进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国际规范的流程和公式算出来的。
在中国CPI构成权重体系中，食品占了33.2 %。在目前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八大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而猪肉又是食品分类中最重要的子项目，约占CPI整体9 %的权重。猪肉价格对CPI影响过大，给公众的感觉是“猪”操控CPI(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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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中国2006年CPI(消费物价指数)权数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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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1978—2015年中国通货膨胀
购房价格未纳入CPI
尽管按照发达国家的国际惯例，购房属于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所以不应计入消费物价指数。但是，这其中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在成熟经济中，购房与租房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房价与租赁价格之间也不会偏离太大。如此，房价就可以“虚拟租金”的形式体现。另外，在发达国家CPI构成中，尽管不把购房纳入消费物价指数，但和居住相关的费用在整个消费物价指数中的权数是很高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CPI包括8个大类、211个基本分类、38个地区指数。每个基本分类所占的权重，随着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动而相应调整，每两年调整一次(见图7-2)。其中“居住”包括：居住费用(占CPI的30.65%)，燃料及公共服务(占CPI的4.38%)；家具及生活用品(占CPI的5.02%)。在第一项“居住费用”中又具体包括房租、外出居住支出、房屋保险、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四项，各项在CPI中的比重分别为6.13%、2.97%、0.35%、21.20%。
从中不难看出，在美国CPI构成中，居住类所占比重最大，为41.79 %。而居住类中的“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所占比重最大，为21.20%。所谓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是指居民若没有自有住房而另租同等条件住房所支付的等值租金。
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加上诸多体制性缺陷，老百姓的购房需求要远大于其他国家，如果完全采用成熟市场的规制，将房价排斥在CPI之外，物价指数远离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经济增长粗放吗？——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插图]
尽管中国在过去35年因为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一举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增长方式20年来却一直遭受诟病。要求改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学界的呼声甚高并很快演变成主流观点。
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有多个版本，但大同小异。一种表述是，中国的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的增长。而更流行的表述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
很容易发现，无论上“述的哪种表述，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侧看待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都一致性地认同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实在是过度依赖了投资或资本的扩张，而投资驱动的增长是非常不健康的模式。
但这一共识这些年却一直困惑着我。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研究15余年，熟知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却发现转变增长方式这一命题与我本人的研究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并不吻合。而要从现有的经验研究中推演出这一命题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的增长情形。考虑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相当丰富这一事实，我这里仅引用两个较为流行的核算结果来说明TFP的增长纪录。一个是曾供职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is)的研究。他发现，1978年到1993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7%，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0 %，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8 %，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3.1%。1993—2005年间，GDP年均增长9.5%，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4%，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0 %，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5.3 %。这是我看到的最为保守的核算结果。
我要提及的另一项研究是帕金斯(Dwight Perkins)和罗斯基(Tom Rawski)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完成的。他们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进行核算前，还特别基于之前的各种争议对数据系列进行了细致和系统的改善与矫正。基于这个改善后的数据而核算出来的结果是，在1978—200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资本增长9.6%，为GDP增长贡献了44.7%，教育增强型的劳动力增长2.7%，占GDP增长的16.2%，而TFP每年增长3.8%，贡献了GDP增长的40.1%。这与高路易的研究是非常接近的。
从这些核算的结果来看，尽管资本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但TFP的增长却相当出色。这应该不是粗放增长方式可以解释的现象。以TFP年均增长3%~4%来说，这个记录是好于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的。即使在东亚“四小龙”中TFP增长最佳的香港，在1960—1990年间，TFP的增长年均也仅为2.4%左右。而且就“四小龙”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来说，各类研究文献大致给出的范围为20%~30%，而即使根据世界银行或IMF和OECD在相关研究报告中的结论，中国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也为35 %~40%。当然，苏联的纪录就更差了。根据我手头有的研究文献，即便在最好的年份(1961—1965年)，苏联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0%左右。
所以，增长方式何来粗放或集约之分别？或许只有高增长与低增长的区别，抑或只有超常增长与正常增长的区别。一个落后的经济体要是能够实现超常的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在那里资本可以扩张的机会比发达的经济体多得多，所以一定是因为投资驱动而不是别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与人均资本存量是成反比的。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的话说得对，这样的增长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实现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的一个教条看法却是，如果一个经济的增长主要由投资扩张来驱动，它就应该像苏联那样，它的TFP就不能改善，只会恶化，它的这种增长方式就是粗放的，它就会走向崩溃。但日本也好，东亚经济也罢，情况常常相反，资本扩张快的时期，也是TFP的改善记录较好的时候。中国的案例也不例外。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那倒可能是因为TFP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着投资的回报率，从而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的扩张。
虽然我们需要发展更深入的理论来解释资本扩张与TFP之间的长期关系，但起码中国、日本与东亚其他超常增长经济体各自的增长历史并不支持两者必然彼此消长的推论。
总之，在理解和解释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粗放与集约增长方式的两分法显然是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需要回答的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所有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为什么日本、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能够大幅度地改善其TFP的水平？
乘数—加速数的动态过程仿真模拟
在本节中，借助乘数—加速数基本公式(9-6)，在给定a, b, I0的数值以后，利用手工计算，我们可以计算出随后年份的产出值，进而看出在整个经济的动态运行过程中，收入、消费、投资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调节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Excel表实现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刻画。
如表9-3所示，我们打开Excel，在第一行A、B、C、D、E五列中分别输入符号C(t)、I(0)、I(i)、I(t)和Y(t)。在第二行中分别输入它们各自对应的初始值(与书中例子中的数值相对应)，其中：I(0)的值我们知道实际是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始终固定为1000单位；C(t)和I(i)的初始值缺失，我们用“0”表示；因为I(t)等于I(0)加I(i)，所以初始值也为1000；同理，因为Y(t)等于C(t)加I(t)，所以初始值也为1000。关键是第三行，我们需要输入运算符号：在第三行的A列输入“＝0.5∗E2”运算符号并敲回车键，可得第一期的消费值，为500；第三行的B列只要输入固定的数值1000即可；在第三行的C列输入“＝1∗(A3－A2)”运算符号并敲回车键，可得第一期的诱致投资值，为500；在第三行的D列输入“＝B3 C3”运算符号并敲回车键，可得第一期的投资额为1500单位；最后，在第三行的E列输入“＝A3 D3”运算符号并敲回车键，可以得到第一期的产出值，为2000单位。具体数值都反映在表9-3中。
表9-3 动态仿真过程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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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完成了这一工作以后，我们可以在B列输入固定的数值1000，然后，在Excel中选中A3、C3、D3和E3框，按住右键往下拉，Excel会自动帮助我们计算出往后各期的消费、诱致投资、总投资以及总产出的数值，如表9-4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前12期所显示的数值与我们通过手工计算所得的数值是一样的。
表9-4 动态仿真的部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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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得到了各期产出的变化值，就可以在平面图中刻画出其变化的趋势。如图9-4所示。从图9-4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总产出的变动是呈现周期性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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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总产出周期性变化
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政策
公开市场业务就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买进卖出有价证券，因此，要理解公开市场业务，首先得弄明白货币市场的概念。
举个例子，最初，某地有两家银行，其中A银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项目，需要一大笔现金，但是A银行没那么多钱，而它又想做这个项目，于是就向B银行借钱。最后，A银行通过项目赚了不少钱，而B银行也拿到了利息。后来，银行之间经常相互借钱，就逐渐形成了银行间货币市场。之后，其他机构发现这个可以大笔借入资金的市场，就加入进来。这样，银行间市场的参与者就越来越多，像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以及货币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了，这一市场就越做越大、越来越发达了，所谓的货币市场就这样形成了。
在货币市场里，利率就是资金的价格。银行间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大家都在借钱的时候，谁的利率出得高谁就会借到钱。所以，借钱的利率基本都是公开的，中国的银行间市场利率就是著名的SHIBOR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是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的缩写。
银行间市场，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池，有货币基金、银行资金等源源不断地向这个水池里注入资金，也有各种投资机构像水泵一样，不断从中汲取资金输送到实体经济中去。银行间市场上的货币越少，货币就越值钱，利率就会越高。就像水池里的水越少，抽水的难度就会越大的道理一样。反之，利率就会越低。
虽然银行间市场利率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通过它的上升和下降，会起到平衡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和需求的作用。但这种自发的调整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利率的波动会非常大。当货币市场中的资金供不应求时，利率就会上升，如果央行不出手增加货币供应量，利率就会在高位运行(图10-1给出的是2013年5－7月银行“闹钱荒”时，上海银行间同行业隔夜拆借利率的波动示意图)，各资金的需求方就较难获得资金，民间通常用银行“闹钱荒”来形容这种状态。银行“闹钱荒”会对实体经济形成冲击，因为实体经济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及生产活动，因此，央行一般不会坐视不管，而会进行积极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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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2013年5—7月上海银行间同行业隔夜拆借利率
一般来说，央行会控制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的范围。而央行控制的手段就是在货币市场上实行“正回购”和“逆回购”。
所谓正回购就是央行向市场卖出一些国债等有价证券，将市场上的流动性回收一部分，防止资金过度宽松导致通货膨胀。而所谓的逆回购就是央行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一些有价证券，向市场释放一些资金，防止资金过度短缺导致利率飙升。
除了正回购、逆回购之外，央行也会通过发行票据(俗称“央票”)等其他方式来调节货币市场中的资金供给状况，不过其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公开市场操作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调节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所以货币市场的利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逆回购之后，银行间资金增加，利率下降；反之，正回购之后，银行间资金量下降，想借钱就需要更高的利率。公开市场业务是央行动用最频繁的武器，它在控制市场流动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央行的再贴现率政策
平时我们经常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报道说美联储降息了或者升息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美国是一个高度金融化的国家，利息是由市场决定的，美联储并不直接控制市场的利率水平，那么，美联储降息到底是指什么？——这就涉及央行的一大重要政策工具：再贴现率。
要说明白再贴现率，必须先讲清楚贴现是什么。银行会发行一些票据供持票人暂时周转，这些票据到期之后，持票人将票据交给开出这张票据的银行，银行就会支付相应金额的现金——这就是承兑。而银行票据在没有到期的时候，持票人非常需要现金，于是就拿着票据去其他银行，要求兑换现金，其他银行知道这是出票银行的票据，出票银行为票据担保，所以愿意预先给持票人现金，这种行为，就称为贴现。当然，由于贴现银行要向持票人提前付出一笔现金，这相当于持票人把票据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了一笔款，用到票据到期为止。因此，持票人就需要为这笔贷款付出一定的利息——这种利息的利率就是贴现率。
银行在有钱的时候是非常乐意做贴现业务赚一些利息的，但是当银行没钱的时候，这些票据就变得非常棘手。储户来取钱时，银行总不能把未到期的票据给储户吧。
于是，商业银行就把手上的票据拿到央行那里，进行“再贴现”，从央行那里换回现金，这在本质上和贴现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换成了银行从央行那里贴现。
在金融管制相对自由的国家，政府和中央银行一般不会直接干预市场利率。但是央行手中的再贴现率，可以很有效地影响利率。如果市场利率是水位的话，那么，再贴现率就像一个会根据水位自动开关的水龙头。
当央行再贴现率低于市场利率的时候，银行通过央行再贴现获取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就有利可图，于是银行就会通过再贴现获取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样，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就会增加，同时利率下降。反过来，当再贴现率高于利率的时候，银行就会尽量避免从央行进行再贴现，从而使得市场利率上升。
再贴现率作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工具之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会被频繁使用的，比如，美联储就会经常根据货币市场的情况来动用这一工具。但在我国，央行就比较少使用这一工具。
历年来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是央行最有力的武器，以中国目前的情况，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一个百分点就可以释放出万亿级的货币。存款准备金率虽是央行调控市场最重要的武器，但是由于其调整的影响过大，所以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央行一般都会比较有限制地谨慎使用。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管制还比较明显，因此，存款准备金政策成为央行频繁使用的一项政策。表10-1列出了2003年以来央行历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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