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礼仪式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人类关于男性割礼最早的描写可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埃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大约有30%的男性做过包皮环切手术。其中大多数 (69%) 是生活在亚洲、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男性。有不到 1% 的是犹太男性。另有13% 是生活在美国的非穆斯林和非犹太教徒。
根据美国疾病防治中心 (CDC) 的数据，美国80%的男性做过包皮环切手术。
这个比例看上去很高，可实际上，身为父母，要为年幼的儿子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今天，米叔就带大家来看一位年轻的美国妈妈Lee Rose Emery在这个问题上的心路历程。以下是作者叙述部分：
知识就是力量。作为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父母，我们迫切地想要抓住多到爆的所有知识。我们消息灵通、超级尽责。我们上网查资料、我们读书，我们咨询朋友。
但是，在接触新的知识时，我们常常感到困惑和不确定。目前为止，我和老公在养育子女上遇到最苦恼的问题就是是否要给儿子割包皮。
我们不是犹太人，因此宗教传统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如美观、传统、卫生、孩子未来的性快感以及自尊心。儿子还在我腹中，连名字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未雨绸缪，开始深思熟虑这些高深的问题。
很快儿子5岁了。一天晚上，我正在给他洗泡泡浴。他突然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说：“我讨厌我的包皮。”我完全没想到儿子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单是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个词，已经让我相当吃惊。看着儿子身上的泡泡，我不禁陷入沉思的迷雾中。
他把包皮向后拉起，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割了包皮的样子。没有帮儿子及早割包皮，我们错了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家庭会让儿子和爸爸保持一致。在我家，因为我老公的父亲是早产儿所以没有做过包皮环切，但我老公做过。我老公从来没有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在这一点上不一样而觉得有什么不妥，因此，我们对儿子也是。
我和老公住在洛杉矶。我们非常尊重我家的儿科医生克劳斯纳 (Kimberly Klausner)。她对这个问题持中立的态度。她说在她负责的贝弗利山庄富人家庭的男孩子中，一半做过包皮环切。
她多次向我们提起美国儿科学会1999年的声明。声明中说：“现有的科学证据表明，为新生男婴切除包皮从医学上讲有潜在的好处，然而，这些数据不足以推荐新生儿包皮环切常规化。”此外，不是所有医疗保险都可以报销常规的包皮环切手术费用。
因此，无论从宗教、美观还是医疗结果上看，我们都没有必须给儿子割包皮的理由。泡泡浴那一刻我真的不知所措，我没有“阴茎嫉妒情结”，我只是从来没有见过有包皮的阴茎（除了我儿子的外）。
但是，仅仅因为自己更熟悉无包皮的样子就为儿子割掉包皮，似乎对儿子并不公平。我的老公在权衡各方看法后，不断提起我们与另一位儿科医生福莱斯 (Paul Fleiss) 的会面。多年前我们在选择儿科医生时曾面试过他。
福莱斯写过一本书，叫《关于包皮环切，医生不愿告诉你的那些事(What Your Doctor May Not Tell You About Circumcision)》。他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不鼓励包皮环切的儿科医生。他的著作强调包皮对于性快感的重要意义，指出“包皮是一个人体器官”，包含“大量的血管和神经末梢”。
想到这个，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我上文理学院时《女性研究》这门课的文献中关于女性割礼的描写。里面写到，一些国家使用女性割礼正是为了降低女性的性快感。既然我们绝不会考虑给女孩行割礼，那为什么要给儿子割包皮呢？我们选择不这么做。
我对这个决定很坦然，甚至私下里为自己感到骄傲，直到泡泡浴那一天。
早在2006年，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项关于艾滋病的研究。研究指出，包皮环切在非洲的艾滋病预防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私心里希望医学界对包皮环切的观点不要改变，因为那时我的儿子已经两岁了，他的包皮还是完整如初的。
儿子4岁时，我发现他经常向后拉自己的包皮，有次一边拉还一边对我说：“你看，妈妈。我和Sam一样了。”Sam是他的朋友，有次一起换衣服时他看到Sam割过包皮。我意识到儿子看过对方身体的男孩（堂兄弟、幼儿园朋友）大多和他看起来“不一样”。他们都割过包皮，包括他的爸爸。
我禁不住想，为什么这些男孩都割过包皮呢？我决定故作随意地问问其他几位妈妈，了解她们是怎样做出的决定。
Hilary是一名记者，在医院看过第一年入院的新手医生在做这个手术。她发誓说如果自己以后有了儿子，绝不给儿子做包皮手术。
几年后，她的犹太老公对她说“他希望儿子有机会做犹太人”。Hilary 听从了丈夫。她选了一名给1万个男孩切过包皮的犹太割礼执行人 (mohel) 做了手术。即使这样，割礼过程中她还是得走出家门才感到好受点。
Hilary 说，当她看到2006年国家卫生研究院那份关于艾滋病的研究报告时，她很开心切除包皮对公众健康还有如此的益处。
另一个妈妈Liza，告诉我她后悔给儿子割了包皮。她说：“尽管我和老公明白这样做有好处，但我们还是很难原谅自己的决定。”她儿子的手术失败了。
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使用夹钳出了错，导致她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不得不做了一次泌尿科手术，然后再重新做一次包皮环切。
还有一个朋友Alison说：“我一直说阴茎是他（我老公）的领域。他希望儿子看起来和他一样。但我个人很高兴我们给儿子割了包皮。教他自己洗澡太难了。如果再多一层东西要洗，对我来说是更难想象的事。”
最后，我又一次问我家的儿科医生克劳斯纳，因为我知道她最近刚生了儿子。她对我说：
“我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在一个非常传统的仪式上给他行了割礼。我自己感到很不平安，但这是基于信仰做出的决定，不是一个理智的医学上的决定。如果不是信仰的缘故，我不会做。”
再说回到泡泡浴：那天儿子不再喊叫后，我告诉他，爸爸和妈妈为他的身体做出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决定，因为他还太小，不知道自己要求的事情是好还是坏。
我解释说：“我们不希望有人在你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就把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切掉。”说完，我有点担心，想到某天在游泳池更衣室里，儿子可能会问其他偶然遇到的割了包皮的孩子，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这样做了。
一次次直面割包皮的问题真的让我们感到为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养育儿女方面，以及在人生中，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因着信仰做出的，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我们个人的“信仰”。
只要我们有这两种信仰中的一个，那么无论社会的主流认知如何，或者科学研究又有了怎样的新发现，我们至少都可以问心无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为孩子做出了最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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