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瘦羊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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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识张衡，是从小学语文课本上那篇《数星星的孩子》开始的。每逢夏秋时节的晚上，满天的星斗撒满碧玉盘总会让人浮想联翩的；
但每晚都很专注地从“一颗，两颗，一直数到几百颗”的孩子，的确非常罕见。
选取这样的切入点让孩子们去认识“一代科圣”，是那么的亲近和贴切，常常让我为之叫绝。
东汉建立之初，接连历经“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两个阶段的太平盛世，朝廷的宽松治国和休养生息政策为东汉初期人才辈出、百业兴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社会崇尚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氛围浓厚，促使科技、文化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成绩。
张衡、蔡伦（造纸术）、许慎（《说文解字》）三个同龄人几乎并驾齐驱，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里均创造出历史佳绩，光耀长河；这种蓬勃和繁荣的创造精神呈现井喷、爆发的态势，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南阳西鄂（今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一个富裕的农户家中诞生了。
他的父母一定不会想到，正是由于这个被他们起名叫张衡（字平子）的儿子，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一千八百年后人们将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与他毫不相干的外国人，将张衡列为“四大最有影响力的古代科学家”之首位，这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的确，张衡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文学巨匠，他发明的“浑天仪”独步世界长达1700年之久，他发明的“候风地动仪”更是超越世界科技的发展1800年！
然而，如果你仅仅以为张衡只是个天文学家，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个“数星星的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张衡的祖父张堪曾经担任蜀郡（今成都一带）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南），这使得张衡接受到了良好的童年教育，加之他自幼聪慧过人，过目不忘，才思敏捷，很快就“通五经，贯六艺”名噪乡里。
少年时张衡家道中落，生活逐渐陷入困顿，有时靠亲友接济方能度过难关。但贫贱不改青云之志，16岁时，张衡依然离开家乡游学于三辅（今西安一带）。
作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壮丽的山河、宏伟的秦汉古都给张衡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激发了这位青年才俊极大的创造热情，挥笔写下了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西京赋》：
“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钟万钧，猛虡趪趪。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骤。”这是青春的豪情在飞扬；“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这是忧国的责任在激荡。
此作，与随后作于洛阳的《东京赋》并称《二京赋》，其极强的写实主义风格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在他的笔下，自己的家乡南阳更是“于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张衡《南都赋》）。
从他对一草一木的详尽记述中，为我们生动地还原出了一座车水马龙，国泰民康，“宝利珍怪、金彩玉璞”的富饶南阳古城风貌。
《后汉书》这样描绘张衡：“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年少气盛的张衡仿佛是一块儿干燥的海绵，在游学过程中疯狂地吸收着营养，对官场仕途不屑一顾，无暇顾及。
他涉猎广泛，兴趣很多，绘画功夫相当了得，不仅传说他能够“用足做画”，据唐代出版的《历代名画记》（张彦远）三卷载：“张衡做《地形图》，至唐犹存”，因此，他还是唐朝人眼中的“著名大画家”。
也正是在洛阳游学写下《西京赋》的那段日子里，意气风发的张衡和同龄的学者崔瑗一见如故；崔瑗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天文学家贾逵的学生，共同的爱好和志向让两个年轻人相见恨晚，他们同榻而眠，出双入对，往往为一个问题探讨数日，竟至寝食皆忘。
自幼就产生的对天文知识的巨大兴趣被点燃爆炸，两个年轻人的这次短暂邂逅，使日后的历史上缺失了一位文坛大师，却增添了一位天文泰斗。
公元100年，32岁的张衡一改过去不入仕途的行为作风，依然应南阳太守鲍德的邀请投其门下做了“主薄”。
这是一份专管太守行政文书的差事，也许外人不会明白张衡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再延伸、探索和实践着与好友崔瑗的话题，致力于天文、阴阳和历算学问，并静下心来反复研究西汉人杨雄著的《太玄经》，完成了他的医学专著《太玄经注》、《玄图》和数学专著《算罔论》。
同时，他观测记录到2500多颗恒星，将童年时“数星星”的游戏越做越大，并开始着手制作“浑天仪”，他的第一部天文学著作《灵宪》也在紧张的创造当中。
这个时期中国充满无尽的创造力，蔡伦的“造纸术”在日臻完善、许慎也在为《说文解字》呕心沥血；这个时代的人们思想解禁，生产力发展，迷信被逐步破除，崇尚钻研、相信科学蔚然成风。
张衡远在南阳的“天文献身精神”已传遍全国，成为人们争相学习和效仿的“时代楷模”。公元111年，43岁的张衡携带自己制作出“浑天仪”的“科研成果”，被汉安帝征召回京，拜为郎中。
漫漫的进京之路沿途风光无限，坐在车上的张衡没有停下自己的思考。几年前，他曾发明过一辆“指南车”，解决了乘车出行时辨认方向的问题，如今这项技术被上层社.会名流广泛地应用。
他现在想到的却是“如何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车辆行驶的里程”呢？张衡一边思考一边不时地让随从人员停下车子，又是比划又是测量。
身在京师的好友崔瑗听说张衡被召进京的消息，日夜翘首企盼，当看到张衡一行的车辆时他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
张衡拉着崔瑗的手说：“崔弟，我一路琢磨想出了给车辆计算里程的方法，我打算把它叫做‘记里鼓车’。”此时的崔瑗已转行从事书法艺术，师承当时的草书大师杜度，在书法届时称“崔杜”颇具影响力。
是夜，两个步入中年的好友促膝长谈，互致思念和仰慕之情。
东都洛阳开放的环境和优厚的条件为张衡再创辉煌铺平了道路。一个叫做“瑞轮”的机械计时装置很快问世，这就是后来“钟表”的前身。
张衡真正投入最大精力的，还是他早就心仪已久的“地动仪”，他整天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不能自拔，完全忘却了身外的世界。
直到有一天，好友崔瑗登门拜访时告诉张衡：“现在朝野上下盛传子平兄不务正业，妄食朝廷俸禄。哎，人言可畏啊！”一向光明磊落的张衡似乎也感到了某种压力。
他叹息道：“子平虽不懂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但始终把‘体恤民情，爱民如子’视作己任，结果仍然遭人非议，世事难料啊。”
公元132年，在世人怪异的眼神和嘲讽的言词中，张衡发明的地动仪诞生了。
“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刚好陇西方向龙珠击发，衔入蟾蜍之口，而无地震消息传来；那些本来持反对意见的京师学者们无不讥笑为“怪物、异类”；可是，数日后果然通过驿站传来了陇西发生地震的消息，事实面前，就连怀疑者们也不得不“皆服其妙”。
次年（133年），张衡升为侍中。
然而，科技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给这位天文泰斗带来更多的好运。他的进步让当时的宦官们很是不安，他们串通朝野权臣排挤中伤张衡。
永和元年（136年），张衡带着完全不同的感觉离开东都洛阳，到河间王刘政手下为相。他对前来送行的崔瑗说：“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二人相看朦胧，洒泪而别。
刘政是个骄横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地方许多豪强与他共为不法。已近花甲之年的张衡到任后的三年时间里，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
公元139年，张衡上书朝廷请求“退休”，却被朝廷降级后召进京城，“一代科圣”张衡就此郁郁而终，生命在61岁的时候戛然而止……
遵照张衡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老家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以南的小石桥村安葬，十里八乡的亲友们都自发地前来吊祭，场面甚是壮观。
送别故交，崔瑗伤心之至亲书张衡墓碑，撰写碑文寄托哀思。据史料记载，张衡当时的安葬规格很高，修建了宏伟的陵园，长长的回廊两侧翁仲、石兽对立，祠庙巍峨壮观。
唐代大诗人骆宾王面对张衡墓时顿生“日落丰碑暗，风来古木吟”（唐骆宾王《过张平子墓》）的苍然悲情。
可惜，巍峨壮观的张衡墓我们只有在史书的记载中看到，这一切都被日后重重叠叠的战火和动乱化为乌有，荡然无存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当地政府才重修了张衡墓园与“平子读书台”。郭沫若撰写碑文称颂张衡：“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2010.07.23）
*作者︱瘦羊：原名董振群，就职于河南省方城县供电公司，自由撰稿人，离岗后沉迷于山野溪畔，徜徉在字里行间，自得其乐。「青眼有加qyyjtcq」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