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陶始自新石器时代，古代传说“神农耕而作陶”，到秦汉时期制陶技术日臻成熟。提到最具代表性的陶俑，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秦朝的陶俑兵马俑，2020年12月13日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宝藏》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专场，负责给兵马俑拍摄“身份证照片”的赵震讲述自己发现兵马俑脸上的工匠指纹一事，还在互联网上还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在历史渊流之中打捞会发现，除了秦朝兵马俑，汉代的乐舞百戏俑也极具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其中，东汉以巴蜀地区的乐舞百戏俑为代表。
俑是中国古代陪葬冥器之一，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周，以替代活人殉葬（区别于陪葬，陪葬是等待活人正常死亡后再葬于墓中）的现象，起初俑是以草扎制，后来才逐渐出现木、陶、铜、瓷等不同质地的俑，又以陶俑数量最大。“始作俑者”这一成语即是源于当时孔子不满这一制度说出的话，据《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认为“为刍灵者善”， “为俑者不仁”（引《礼记·檀弓》），意思说用茅草扎成的人马才是自古来明器的原则，以俑殉葬因为其太传神看着也是残忍的。
当然，这不是说东周始以俑人替活人之后，殉葬之风就废除了，《清史稿》第六卷中有“（康熙十二年癸丑六月）乙卯，禁八旗以奴仆殉葬”的记载，说明在清代中叶，社会中仍然存在殉葬现象。而以俑殉葬，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汉武帝之后，“视死如生”的观念兴起，这一时代的巴蜀地区也因大环境的稳定（两汉时疆域统一），经济社会得以发展，农业及盐铁工商业发达，生活富庶，王公贵族便向往死后能继续享用在世的荣华，社会因此盛行“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的风气。俑即是大量陪葬品中的一种。
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
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
巴蜀地区出土陶俑的汉墓很多，如乐山麻浩崖墓群、新都马家山崖墓、成都西郊西窑村东汉墓等，数量大，种类多，造型生动，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到庖厨宴饮到歌舞百戏，包含了人生前的方方面面。各类陶俑中，又以说唱俑大胆夸张，形神兼备，被奉为蜀地风土人情的文化符号。
秦汉时代的说唱艺人被称为“俳优”，秦朝的皇宫大院里十分盛行蓄养俳优之风，刘向在《说苑·反质篇》中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修离宫数百所，倡优成千”，《史记·滑稽列传》说：“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所以说唱俑也叫 “侏儒俑”。到了两汉时期，随着艺术思想的解放和发展，说唱音乐在民间也盛行起来，社会各阶层都不乏热衷俳优表演之辈。
说唱俑是以现实生活中市井说唱艺人为原型的陶俑雕塑。巴蜀地区出土的陪葬俑大部分为东汉中晚期及蜀汉时期的作品，最早出土的成都羊子山和天回山汉墓陶俑还没有以说唱俑来命名，到曾家包汉墓之后才按考古学惯例都统称为说唱俑。常见的说唱俑，有立式和坐式两类。
立式说唱俑有郫都区宋家林砖室墓出土的东汉陶说唱俑。此俑为了达到滑稽的效果，头戴一顶丸子头般大小的帽子，上身长，下身短，赤裸着上身，穿着肥大的裤子，眉眼下弯，乐得法令纹和抬头纹纹路分明，又将嘴巴用力撇到两侧，伸出舌头舔舐鼻子，故意撅屁股、耸肩，凸出圆滚滚的肚子，左手持一只扁平鼓，右手持一只木棒，表现边说唱边敲鼓的场景。
坐式说唱俑的典型当数1957年在成都天回镇东汉崖墓发掘的被称为"汉代第一俑"的击鼓说唱俑。同样地，它与前文提及站立式的说唱俑一般具有十分诙谐的神态。它面部表情夸张，眯眼笑得皱纹满面，袒露上身，两肩高耸, 左手环抱扁鼓，右手举槌欲击，袒露的胸部与鼓起的腹部相互叠起，短而粗的腿向外伸出。
考古研究指出，汉代陶俑与先秦及其后的隋唐时期陶俑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神韵的追求，与先秦陶俑的庄严和死板大相径庭。汉俑比起秦俑体量小得多，但神态各异，通过面部表情以及肢体语言传达出一种妙趣横生的姿态，如四川汉代大文学家蔡邕在《短大赋》中对俳优的描述“画啧怒语”，呈现各态，十分生动传神，成功塑造了东汉艺人活泼、诙谐、可爱的形象，为研究、欣赏汉代的民俗、陶塑艺术、乐舞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这些陶俑上，能洞见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活习俗、衣着服饰等。如东汉中、后期墓中出土的执刀、执盾的武士俑，与东汉中后期地主庄园内部私兵发展这一史实相符。又如双流庙山汉墓出土的陶俑突眼、鹰钩鼻、无耳、大胡子，五官与汉人差异甚远，这也让我们看到四川地区与印度、西域等地文化的交融。刘志远著《成都昭觉寺汉画像砖墓》有刊，墓中出土的有较为完整的庖厨女佣，女佣头梳高髻，长裙束带，席地而坐（席地而坐是汉代人生活特点之一），翻卷两袖正在处理案上鲜鱼，与古籍中汉婢形象别无二致。
学界普遍认可俑可视为最能全面展现死者生前生活场景的重要形式之一，这些不成文的史书，是研究汉代巴蜀地区风土人文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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