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桥畔的一声枪响，震醒了沉睡的宛平城。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81年后，我们刊登此前光明讲坛相关文章，再次回望历史。
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
积淀久远的“皇国史观”与“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产生强烈的领有世界的妄念，这在日本的“皇国史观”中有鲜明展现。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伏笔千载之古。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 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
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雄飞海外”、将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践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扩张
作为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格言，“八纮一宇”决非徒快口耳的言辞，而是实行方针。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
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内争频仍，国力孱弱，对外征伐有所收敛。
丰臣秀吉画像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
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后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
近代日本侵略战争，以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海外为直接先导。丰臣秀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因国力所限，幕府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并通过强化军事组织，实现军政一体的“武家统制”，武士居社会强势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
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学者广泛认同：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
江户幕府时代建筑
江户后期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他宣称兼并亚洲各邻国、统治全世界是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这种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荫，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有人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
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
他力主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
黑船来航绘画作品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现代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犯下严重的侵略战争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对发动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彻底。
我在日本讲学几年间，考察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各种历史纪念地，发现到处充溢着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方胜利的赞颂与狂喜。这正是日本以侵略战争为荣的文化传统未获严正清算的表现。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创巨痛深”，而日本却将这场自己发动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称之“义战”、“文野的战争”，百余年来，这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没有在日本得到驳正。
二战以后，日本右翼并未认罪、服罪。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对日本二战的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有所反省，诚恳表达歉意，却遭到今天的右翼执政者、右翼文人的否定性质疑，此为当今世界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与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赞颂对外侵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日本军舰资料图片
今天的日本右翼将讴歌对外侵略的文化传统推尊为“国粹”，丰臣秀吉等外战巨擘，被尊之“军神”，视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顶礼膜拜；福泽谕吉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
十年前更换钞票图案，五千元钞和千元钞的图像都有变化，唯独万元钞图像仍保留福泽谕吉，足见朝野对福泽的高度敬仰。
今之日本右翼试图第三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弱国泥淖，供其凌辱。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而揭示现代日本右翼政治家强劲坚持并礼赞侵略战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荒谬性与危险性，同样是时人无可旁贷的职责。
日本不能逃避“战争加害”责任——步平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国家图书馆与光明讲坛合作，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步平就中日战争及战后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
主讲人：步平（1948年7月-2016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中方首席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2006年起主持中日两国政府间历史问题对话，担任中方首席委员。
日本国内的“争论”
围绕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也有长期的争论。国会连续6年否决了将靖国神社“国有化”的自民党的提案，民众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提出诉讼，有的法庭也判决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违法。
战后只有一半的日本首相在任上去参拜靖国神社，国内还有相当多的强烈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力量。民意调查证明：反对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的人还略高于支持的人,多数人还没有态度。
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教科书始终存在“改善”与“改恶”的两种趋势，1997年，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改善”是最好的时候。文部省审定的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全部记载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就决定编写，第8种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本“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历史观完全是日本战争中的那一套。但是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刚刚通过文部省审定的时候，采用率是0.039%。又过了四年，2005年这本教科书在第二次通过审定后的采用率也不过0.4%。
所以，我们当然对这本新历史教科书感到愤怒，但是不要把我们的愤怒指向所有的日本学生，而要同不使用这本教科书的老师和学生共同来批评这本教科书。如果我们共同来抵制这本历史教科书，就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
日德对战争态度不同的缘由
二战结束初期的德国满目疮痍，普通德国人每日都在为生计而奔波，不关注战争责任问题。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在占领军支持下纽伦堡审判揭露了纳粹的罪行，一是60年代的eichmann事件、以色列对纳粹的单独审判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首先是德国司法界的努力，始终追诉纳粹战犯，要求延长甚至取消追诉时效，并通过1958年的乌尔姆的行动队审判、1963年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对德国战后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人被纳粹罪行所深深震撼，并由此首先在知识与政治精英中激发起一种强烈的道德反思意识；而重要的是，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给年轻一代以极大精神打击，他们希望清算父辈们的历史，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政治和道德审判，试图以此摆脱上一代留下的不堪重负的历史耻辱。
1968年11月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以年轻一代的名义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9年，联邦总统吕布克因曾在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工作的经历受到舆论攻击而下台。
代际冲突使德国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定位，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历史观开始在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及知识精英中形成，随着左翼政党社民党在60年代末成为主要执政党，反省纳粹罪行在德国的民主文化中开始发酵；更重要的是，随着68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德国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也完成了质的转变，最终形成广大公众接受的主流意识。
尽管反思二战罪行已成为无法撼动的主流民意，但替历史翻案的尝试却一直存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刻未停。例如，勃兰特在华沙吊唁华沙起义犹太人纪念碑，并下跪谢罪，但这一举动在德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据调查只有约百分之四十的人表示理解。
不过，进入90年代后，德国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动值得肯定。
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
1999年联邦众议院通过在柏林建造纪念六百万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受害者的大规模纪念碑的决议。众议院采用了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碑林设计。碑林建造在处于柏林统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广场，面积约为150米见方，包括2711个从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纪念碑林将告诫世世代代的德国人牢记纳粹时期的罪恶，永远不让黑暗的历史重复。
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
德国的反思是彻底的，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是人类道德、司法良心、外部压力和代际冲突等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相关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建设，对纳粹历史的定位在德国深入人心。与日本相比，民间和知识分子层面的思考与反省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政府与政治家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关注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和正义的声音，与他们一起抵制日本右翼与保守政治家的政策。
中日历史问题本质和趋向
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经常讲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从沉沦向上升转折的关键点。
中日两国是近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高速发展，曾在60-70年代的日本发生过，但那一现象对日本来说已经是历史了。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日本的中国迅速超过日本的现实，则使许多日本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发展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承认现实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便车的日本企业家大有人在。
但日本的右翼和保守派却不那样看，他们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日本的威胁，感到难以适应。而把中国的发展宣传为中国的威胁，正好被用来作为推行其修改和平宪法的借口。而日本保守势力的活动，因为迎合了美国所谓“重返亚洲”的战略目标，所以同美国抑制中国的动作这就是近年来中日关系发生剧烈动荡，面临邦交正常化42年来最困难局面的重要原因。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方面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消极举动，破坏了抗战胜利后经过几代人艰苦努力建立的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新的重大的政治障碍。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经验教训，我们与安倍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应当如何看呢？这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第一，如果说国与国较量的话，最根本的是国家实力的较量。抗战前期之所以出现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的艰苦阶段，就是因为近代以来不断衰弱的中国难以与刚刚崛起的日本对抗。今天的中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关键的也是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壮大。而战后中国壮大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在和平的大背景中，保持自己的稳定发展，同时努力营造对我们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作为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周边和世界本来是积极的因素。有些人之所以渲染“中国威胁论”，其实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的持续发展还没有建立信心。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把住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今后在引导和规范中日关系的资源和手段方面会越来越主动，对付右翼与保守势力也越来越有信心、耐心。
第二，与前一条紧密相关，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团结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精神力量。近代以来列强之所以能够用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中国，就是钻了当时我们的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空子。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中华民族之所以取得解放，则是建立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所以，这一条经验，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特别值得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
第三，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能够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积极争取主动，同时不失灵活，是战争中的重要战线。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把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类共同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今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争取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要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壮大肯定会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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