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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抗的青少年时代郭隆真于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河北大名县金滩镇的一个回族乡绅家里。
她的父亲郭荣桂是个“较为开明的读书人，他对科举考试十分冷淡，不追求功名，赞成康梁变法，崇尚维新。他在金滩镇第一个剪掉辫子，因而，被镇上士绅讥为‘异端’”。
她的母亲是一位贤良的传统妇女。
郭隆真自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母亲按照传统习惯要她裹脚，她坚决不从，她哭着说：“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给人家看的。”
母亲说服无效，便强把她的脚裹起来，她大哭大闹，撕掉裹脚布，不吃不喝，以示反抗，最后迫使母亲妥协。郭隆真取得个人肢体的解放以后，还到处宣传放足的好处，不仅在本族中登门动员说服，还转向社会，跑到集市、庙会上宣传。
她还编了个名为《七十二糊涂》的歌谣教妇女唱，开头几句是：
“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呀你好糊涂。双脚缠得麻苏苏，走路做活真受苦，妈妈呀你好糊涂。”
由于父亲的开明，郭隆真取得了和哥哥们一起上新式学校的权利，受到了较好的教育。
1909年，15岁的郭隆真在家里和父亲一起开办了当时全县、也是河北农村第一所女子小学。她和父亲一起担任了女子小学的教员，成了女子小学的“女先生”。
她不仅是学校的教员，还是女子教育的宣传者。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她在金滩镇最热闹的地方张贴了白话告示：
“中华民国告成，全国教育实行，男女一律平等，女子上学光荣，咱镇成立女学，专为女子启蒙，无论回汉学生，求学一律欢迎。”
告示贴出后，取得一定效果，女学生数量增加到30多人。恰逢此时，直隶省府的一位视学来大名县考察办学情况，听说郭氏父女自费办学的事情后，决定将金滩镇的女子小学搬迁到县里，作为“大名县第一女子小学”。
郭隆真13岁的时候，由家庭包办定了一门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男方是当地一个有财势的大户。随着1913年郭隆真到天津女子师范读书，男方想及早给儿子完婚。她的母亲也认为女子多读书没有必要，催促女儿回来完婚。
对这门婚事，郭隆真本人很反感，几次写信给家里人，无奈，母亲并不接受她的意见。为此，郭隆真假期一般不回家，以躲避母亲的劝婚。1917年暑假，她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书后赶回家中，却发现母亲安然无恙，其实，家里是让她回来完婚。在母亲的苦苦哀求之下，她表面上答应了母亲的请求，同意完婚。
结婚这天，“郭隆真不梳妆打扮，依旧是一身学生装……到了男家的门口，郭隆真用力推开众人，走到院里的供桌前，面向前来看热闹的人群高声演讲”。
郭隆真抗婚之后回到天津，彻底和家庭决裂。
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封建色彩极为浓重，学生们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郭隆真对这闭锁、禁锢的生活非常厌恶，她带头剪发并对妹妹郭淑文说：
“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身取义。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
在她心里，萌发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抱负和雄心。她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从中寻求救国的真理。
2、五四时期的进步女青年1919年5月5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天津，郭隆真立即主持召开了各班代表会和同学代表会。
她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罪恶，郑重地说：
“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
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落后人”的口号，并和邓颖超、刘清扬、张若名等一起筹备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带领同学示威游行、上街演讲、张贴标语、检查日货，成为天津学生运动出色的领导者和勇敢的闯将。
1919年8月，山东军阀、济南镇守使马良，枪杀了山东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人，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郭隆真和刘清扬等人，以这血的事实，向群众揭露了“天下教友是一家”的谎言，并带领回民到清真寺砸掉了马良题字“其主独一”的匾额。
接着，8月23日，郭隆真作为请愿代表赴京，在总统府门前对各界群众发表讲演，痛斥马良枪杀爱国领袖的罪行，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反动政府下令逮捕学生代表。
郭隆真在被监禁期间，不怕威胁，不受利诱，面对面地斥责敌人说：“爱国无罪，能有人卖国就不能有人爱国吗?”7天后，在广大群众强烈抗议的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请愿代表。
9月16日，在周恩来领导下，觉悟社在天津成立，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都是觉悟社的重要成员。10月1日，为了要求严办刽子手马良，支持山东爱国运动，郭隆真被推选为天津代表，又一次进京请愿。
她登上总统府门前的石狮子，痛斥总统徐世昌，历数反动政府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行。当晚9时，反动军警数百人，将郭隆真等30多名代表逮捕。郭隆真毫无惧色，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展开斗争。据敌人记述，她“其势凶凶”“殊属目无法纪”。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代表们的坚决斗争下，北京反动政府又一次被迫于11月10日将郭隆真等全体代表释放。
天津的爱国运动日益高涨，周恩来、郭降真等觉悟社骨干组织日货调查团，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1920年1月，反动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联，逮捕了20名学生和各界代表。1月29日，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要求释放被捕代表，爱国学生再次向省公署请愿。
周恩来、郭隆真等要找省长当面说理，结果又遭逮捕。在狱中，周恩来、郭隆真等秘密串联全体被捕代表，进行绝食斗争，坚决反抗非法拘押，要求公开审判。郭隆真不顾身体患病，一直坚持斗争。在全市人民的声援下，7月中旬，警察厅被迫释放了拘禁半年之久的郭降真和战友们。
当21名革命志士出狱后，人们请他们坐上插有“欢迎代表出狱”旗子的汽车，到达会场，给他们每人胸前戴上镌着“为国牺牲”4个金字的纪念章和大红花，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大会。
1920年11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19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郭隆真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
法国对郭隆真而言，没有浪漫的爱情，在这里，她开始了革命道路的选择与信仰的确立。在生命的最初阶段，父亲对她的影响最大。随着成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同她一起共事的男性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郭隆真经常与周恩来等男性学生领袖一起请愿、游行，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觉悟社成立之后，男女学生一起办公，大家公开讨论各项事务，互相协作，完成每一次行动。这些对郭隆真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中，郭隆真与周恩来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3、不懈的抗争者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介绍，她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郭隆真和李富春、蔡畅一起离法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目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辉成就，对中国革命的信心愈加坚定了。
第二年郭隆真回国。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郭隆真以共产党代表出任北京市国民党特别党部妇女委员会委员，同时搞党的地下工作。
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挹兰共同主办了进步刊物《妇女之友》。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查禁，在京无法印刷，郭降真冒着风险每月把编好的稿子送到天津，印好后当作行李带回北京发行。由于她沉着、大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任务。党派郭隆真主持北京缦云女校工作。郭隆真把女校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工作。
她还到香山慈幼院、北京女高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处进行革命活动，建立党、团组织。
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占京津地区后，疯狂镇压革命。1927年4月，李大钊、张挹兰等惨遭杀害。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郭隆真承担了转移、隐藏党的文件的任务。她让其他同志先转移，自己却不幸被捕了。
在监狱中，敌人对郭隆真严加审讯，但她坚贞不屈，还鼓舞难友坚持斗争，并向看守人员宣传革命思想，启发他们的爱国觉悟，使负责看守她的一名女狱卒成了她从狱中往外传送情报的交通员。敌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窘境下强行判处郭隆真12年徒刑。
后来，在党组织和亲友的多方努力营救下，她于1928年底被释放出狱。由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郭隆真在京失去了组织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郭隆真对党忠诚不渝，1929年初，在上海遇到了邓颖超，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9年春，党派郭隆真到东北，在满洲省委搞工人运动。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在工人与反动当局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迫切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最集中、又较有基础的哈尔滨中东路三十六棚总工厂，派郭隆真、李梅五等来到这里，郭隆真兼党支部书记。
35岁的郭隆真经历了人生中的唯一一次婚姻，丈夫是与她一起派到36棚总厂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者李梅五。共同的理想与价值观令两人走到一起，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这对夫妻互相配合，发动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不过，之后，随着李梅五被以叛徒的罪名清除出中共党组织郭隆真与他的婚姻也随之宣告结束。
三十六棚总厂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举行过4次大罢工，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传统的工厂。
郭隆真在生活上体察工人的困难和疾苦，向工人讲工人阶级斗争史，阐述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很快在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她没有马上搞政治示威游行，而是组织工人以怠工的形式进行斗争。
她和一些积极分子提出工人最关心的几项要求，广泛联络群众，争取共同行动。11月初，以三十六棚工人为主的700余名铁路工人包围了铁路管理处，提出“反对减少工资”等要求，迫使厂方不得不两次取消减少工人工资的决定。
这期间，党组织又引导工人把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东北军阀强占中东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斗争继续引向深入。
在满洲省委领导下，郭隆真还领导三十六棚工人掀起了反裁工斗争。她自己编写的揭露裁工阴谋的传单在工人中间散发，同时和工人们研究决定组织两个反裁工斗争团体，“失业工人复工团”和“失业工人后援会”，发动全体工人开展和援助复工斗争。这使反动当局极为恐慌，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三十六棚总工厂180多名失业工人最后全部复工，并建立了工人自己的工会——“工厂委员会”。
郭隆真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党组织为了保护她的安全，1930年3月调她到沈阳。当时的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时，称郭隆真是“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正确的大姐。”
4、不屈的烈士不久，郭隆真被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5月2日，她参加省委在沈阳南郊召开的会议，与王鹤寿、潘敬九等一起被捕。由于同志们巧妙周旋，敌人不得不释放了他们。此后，郭隆真离开沈阳到上海，并于1930年夏秋之交被中央派到山东省委工作，化名郭林逸。
当时，山东处在反动军阀韩复榘的血腥统治下，山东省委已连续两次遭到大破坏，警察和侦探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环境非常险恶。
1930年6月，山东省委正式成立以后，郭隆真在敌人的刀光剑影下，任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并和陈少敏、董汝勤一起，从事工人运动。
8月间，青岛市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和罢工游行，遭到敌人镇压。党组织也暴露了，一些同志被捕。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郭隆真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工人坚持斗争。
1930年11月2日，郭隆真在青岛被敌探逮捕。郭隆真来山东工作后，一直化名张李氏或张马氏，因此敌人无法弄清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党重要分子”，是重要政治犯。
敌人破了不给女犯戴手铐的先例给郭隆真加上了手铐，于11月17日解送到济南第一监狱。敌人对她施用各种酷刑，逼她说出党交给她的任务，让她写悔过书，都被她严辞拒绝，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无畏的革命精神，连狱吏也说这样的人实在少见。敌人在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判处郭隆真死刑。
1931年4月5日清晨，郭隆真和前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22人，被一群刽子手绑赴济南纬八路刑场。
在行刑前，敌人还想从郭降真口里获得党的机密，但她坚定地说：“宁可牺牲，决不屈节!”她与同志们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郭隆真自参加革命，6次被捕入狱，直到牺牲，表现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一片丹心。
正像邓颖超所称赞的那样：
她有火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亦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的亲日卖国贼。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忠诚不懈的奋斗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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