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有两大著名的战犯管理所，一个是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以日本和伪满战犯为主，另一个则是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关押的大多都是解放战争中俘虏的国民党将领和特务。
在共产党宽大为怀、无微不至的教育感化下，大多数战犯都能很快悔悟，认真改造，不断得到特赦出狱。
但是，也有少数顽固不化的战犯，拒绝认罪，拒绝改造，因此一直被关押了27年才最后被特赦，比如黄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黄维之所以难改造，有着本人自负偏执型人格的性格因素，更多的还是后天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中“愚忠”思想的影响。
黄维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贵溪县一个农家，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但家人还是拼其所有让他上学，天性要强的黄维也非常用功，成绩非常优秀，这些经历，让敏感的黄维形成了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轻易不会跟人打成一片。
这一点，从他在江西师范学校的一则旧事就能看出来，黄维在江西师范学校时，学长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党杰出将领的方志敏，方志敏热情豪爽，好结交朋友，走到哪里就能很快打成一片。
方志敏第一次见到黄维时，就发现他与大家格格不入，一副不屑周遭的样子，但是大度热忱的方志敏还是主动上前打招呼，介绍自己，而黄维只是冷淡地用“黄维，幸会”四个字作为回应。方志敏没有计较黄维的冷漠孤傲，继续与之交往，最终感化了黄维，黄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兄长。
方志敏对黄维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爱国、报国的情怀，让本来打算当个教书先生的黄维，萌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于是二人结伴报考黄埔军校。
不过，方志敏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因为有别的任务，很遗憾最后没有参加考试，而黄维倒是成功考入了黄埔军校，与徐向前、陈赓、胡宗南、杜聿明等人成为同学。
由此可见，黄维其实并非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反动阶级属性”，在受到方志敏的感召后，也一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惜，方志敏后来不幸牺牲，也让黄维失去了一位好大哥，从此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很多年后，黄维被特赦，还专门去祭奠了方志敏，足见黄维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黄维进入黄埔军校后，因为成绩很优秀，得到了蒋介石的着力栽培，一路提拔重用，这里还有一个小花絮。
黄维的字是“悟我”，但是有一次蒋介石在给黄维的回复信件中，写成了“培我”，这其实就是蒋介石的笔误，但是黄维却认为，这是校长故意给自己改的字，意思是要大力培养自己，因此，黄维对蒋介石感激涕零，从此就把“培我”当成了自己的字，跟着蒋介石越走越远。
在被解放军俘虏后，像杜聿明、王耀武等人都积极改造，但黄维始终以“志士仁人”自勉，还经常吟诵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从来不说蒋介石的一句坏话。
很多人都知道，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里一心研究“永动机”，有人认为是他痴迷于这些技术，其实这就是黄维在逃避改造的一种软对抗。
不过，我党抱着治病救人、不念旧恶的宗旨，对黄维这种抵抗态度并不为难，而是给予了充分的自由，还给他经费和实验材料，帮助他进行研究。
而且，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这在医学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当时，是没有多少有效治疗技术的，仅有的几种特效药，都必须花费大量外汇，从香港或者澳门购买，可是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大力为他救治，甚至在他病情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时，医务人员也对其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特殊照顾。
这些充满人间大爱的人道主义关怀，最终打动了黄维，放弃了抵抗思想，最终在1975年被特赦出来。
黄维出狱后，成为政协文史研究工作人员，致力于国民党军事史的研究工作，出版了许多记录国民党内幕的著作，不过，黄维还是不肯说蒋介石的坏话，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希望能赴台为蒋介石扫墓。
到了1989年，台湾方面放宽了两岸离散家属相互探亲的政策，大量国民党老兵返回大陆探亲，黄维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去台湾祭奠一下校长。
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多年，黄维可以接受港台媒体的采访，有记者问他，如果台湾方面答应他可以留台，并给予补衔追薪，他是否会同意？
黄维回答说：“我是不会留在台湾的，也不会接受军衔补偿金什么的，我访问台湾，只是为了探亲访友，为蒋公扫扫墓，我内心期盼的还是两岸和平统一。”
另外，黄维还给台湾的黄埔同学们写信，号召大家：“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但遗憾的是，就在黄维即将启程前夕，突发心脏病去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参考资料：《功德林改造纪实》《国民党被俘战犯大结局》《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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