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周敏
在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奖项中，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无疑最具影响力，每年诺奖的揭晓都能造成相当程度的轰动，不少作家都是因获此奖而在声望上更上层楼，进入到全球读者的视野之中。
我还记得莫言得奖的2012年，我恰好在美国加州访学，一时之间，所在这座小城市的书店里，在进门最显眼的位置就摆满了莫言的书，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还饶有兴趣地和我讨论莫言这个名字在中文里到底什么意思。当然，诺奖也会经常产生一些争议，比如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冷门作家突然“撞了大运”，而一直被看好的作家却屡屡不中，等等。作为文学大国，从上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读者一直有个诺奖情结。莫言帮我们圆了一个梦，但我们依然意犹未尽，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获此殊荣，残雪等中国作家也一直在一些博彩公司的诺奖赔率榜单上，这意味着他们都是热门候选人，给了我们很大的盼头。
国庆假期这几天，一篇《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谁是你心目中的得主？》的公众号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其中列出了余华、阎连科、残雪等多名中国作家，使得我们对诺奖的期待再度升温。不过，不得不说，人们对这个奖项本身的兴趣实际上是要远远大过得奖作家和得奖作品本身的。这些年来，谁会获奖、谁为什么会获奖、谁不该获奖以及谁获奖本在意料之中等等，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趣的是，人们议论得越多，诺奖越显得神秘，也越诱惑人们去探索背后的奥秘。有时为了维持这一神秘，甚至故意避开那些大热门作家，因此那些在博彩网站榜单上排头几名的作家往往首先被排除。这其中的“门道”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在这个意义上，长期居住在瑞典的中文作家万之所写的《文学的圣殿：诺贝尔文学奖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为我们了解诺奖提供了不少的便利。此书在2009年就曾以《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版（由马悦然作序），此为再版，并做了一些修订增补（例如加入了对莫言得奖的分析）。
万之在第一版自序里说“这本书谈‘诺贝尔文学奖’，侧重的不是前面的‘文学’两个字，而是后面的这个‘奖’字”，虽然在行文中还是不可避免地谈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以及对获奖作家作品做出分析，但重心确实在“奖”上，即围绕着“得奖的人为什么会得，而颁奖的人为什么颁”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本书的主要价值：它以比较丰富和个人化的细节满足了中文读者对诺奖的好奇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得不归功于万之“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作者自1990年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任教，可以说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与文化。而身兼作家、译者与文学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亦使其有机会较为频繁地接触到诺奖的评选机构和人员，并且还和其中的一些人（如马悦然）发展出了友谊，从而又必然占据了“人和”的优势。有了这两大优势，作者又十分愿意放下学者的身段，甘心充当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圣殿”里的“导游”，并努力做到“活泼生动、富有趣味、寓教于乐”，因此自然是中文读者从“内部”了解诺奖的不二人选。
万之对诺奖的台前幕后绝对是“门儿清”的，超过绝大多数研究诺奖的所谓“权威人士”，但“导游”身份的自觉让其时时恪守自己的本分。这种“恪守”主要表现在不以“己意”来强行分析作家获奖或者不获奖的原因，而将自己限制在对瑞典学院颁奖词的注解上，尽量捕捉授奖者以及获奖者作品的原意。作为一名“导游”，作者又时时注意吸引观众的目光，通过经常性地穿插、透露一些幕后消息来活跃气氛。例如在为何评奖过程如此保密却依然有内情泄露这一问题上，作者在一位瑞典记者朋友那里了解到的内幕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在每年夏天的时候，各种“探子”就去瑞典学院文学院对外开放的诺贝尔图书馆，去查看院士们都借阅了哪些作家的作品。而院士们为了“反追踪”，也会有意扩大借阅范围，甚至另行购买。但即便如此，也确实大大缩小了人们预测的范围，使预测有了依据。
当然，作者将自己限定在“导游”的位置上，也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因为评价文学作品的优劣没有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它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评奖院士主观好恶的影响，同时还要经过民主投票程序，再加上评选过程严格保密，所以作者认为“任何对评选结果事先的随意揣测就会比较可笑，任何对评选结果事后的过激反应也都没有意义”，因此作者选择了理解与宽容。在这一态度下，作者是抱着某种看“传奇”的心态看待每年的评选过程。这一“传奇”在1998年诺奖得主萨拉马戈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1997年萨拉马戈得奖呼声最高、得奖传闻最为纷扬、甚至作家本人在颁奖之前已到瑞典随时准备庆贺之时，那一年却没有他。而当第二年作家不再抱任何希望、甚至不愿再听有关诺奖的任何消息之时，诺奖却不期而至。完美地演绎了一段“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而这正是诺奖评委这些年和媒体、公众“较劲”的结果，他们“声东击西，屡出怪招”，让人感觉“似乎越是功成名就的作家，知名度越高，得奖的希望反而越小”。从这点看，诺奖无疑又增添了某种“娱乐性”。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才是村上春树年年热门，却年年只能“陪跑”诺奖的真实原因。村上的粉丝们哪一年不再对村上抱有希望，从而降低他的热度，也许才是真正帮他拿奖的正途。
正因为文学的好坏没有绝对的量化标准，评委的个人好恶在其中发挥着相当的影响，所以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这种个人好恶处在某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或隐或现的支配之下的时候。很明显，万之也并不避讳说及此点，在解读2004年获奖作家耶利内克时就直接明了地指出，“这次评选结果，可能是因为瑞典学院内部左派倾向的院士占据了上风”，并通过对授奖新闻公报“出奇的简短”等情况的分析给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作者不仅为我们指出了瑞典学院内部的两种派系，即左派与自由派，而且自己的性情也纤毫毕现，对“不干预政治、主张文学的普世性价值的自由派院士们的一次失败”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不得不指出，这种个性在产生丰富“洞见”的同时，也孕育着某些“不见”，例如作者就没有同样敏感地捕捉到在诺奖所标举的文学“普世性价值”对文学标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干涉。
不过，通过万之这位个性的“导游”，我们得以畅快地参观诺贝尔文学奖这座文学圣殿，十分方便地跨进一道道神秘之门，时时有所发现，时时有所警醒。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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